了得網文學_新生集(病榻雜記)/季羨林作品珍藏本

高中國文教員一年 1934年夏季，我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繫(後改名外國語文繫)。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可見畢業後找工作——當時叫搶一隻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鬥，後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郁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於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即失業”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面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喫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人之路”，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歷史繫畢業生梁竹航先生，有**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隻要是作家就能教同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隻不過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刊物上發表過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隻堪自恰悅”的東西，離開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 ”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幾歲，穩健持重，有行政纔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
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鬥爭。*後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裡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於是我就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一校長校長宋還吾先生是北大畢業生，為人豁達大度，好交朋友，因為姓宋，大家送上綽號日“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閻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閻，於是大家就稱她為“閻婆惜”。宋先生在山東，甚至全國教育界廣有名聲。因為他在孔子故鄉曲阜當校長時演出了林語堂寫的劇本《子見南子》，劇本對孔子頗有失敬之處，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擊。此事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注意與憤慨，在《魯迅全集》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敘述。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我一進學校就受到了宋校長的熱烈歡迎。他特在濟南**的鐵路賓館設西餐宴為我接風，熱情可感。
二教員我離開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時間，應該說並不算太長。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仿佛是換了人間。雖然校舍依舊巍峨雄偉，樹木花叢、一草一木依舊翁郁葳蕤；但在人事方面卻看不到幾張舊面孔了。校長換了人，一套行政領導班子統統換掉。在教員中，我當學生時期的老教員沒有留下幾個。當年的國文教員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諸先生都已杳如黃鶴，不知所往。此時，我的心情十分復雜，在興奮欣慰之中又雜有淒涼寂寞之感。
在國文教員方面，全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四個班，共有十二個班，每一位國文教員教三個班，共有國文教員四名。除我以外應該還有三名。
但是，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卻隻有兩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東人，是一位**的同文教員。另一位是童經立先生，是江西人，什麼時候到高中來的，我**不知道。他們兩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學國文繫的畢業生，教國文是內行裡手。這同四年前**不一樣了。
英文教員我隻能記起兩位，都不是山東人。一位是張友松，一位是顧綬昌。前者後來到北京來，好像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審。後者則在廣東中山大學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廣州中大時，到他家去拜望過他，相見極歡，留下喫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從這兩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當時濟南高中的英文教員的水平是相當高的。
至於其他課程的教員，我回憶不起來多少。和我同時進校的梁竹航先生是歷史教員，他大概是宋校長的嫡繫，關繫異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記了，是物理教員，我們之間的關繫頗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遊覽泰山，一口氣登上了南天門，在一個雞毛小店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登上玉皇頂，可惜沒能看到日出。我離開高中以後，不知道周的情況如何，從此杳如黃鶴了。*讓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八九歲入濟南一師附小，當時的校長是一師校長王祝晨(士棟，綽號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個乳臭未干的頑童，與校長之間宛如天地懸隔，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面，曾幾何時，我們**竟成了同事。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脾氣倔犟耿直，不講假話，後來在五七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他對我怎麼看，我不知道。我對他則是執弟子禮甚恭，我尊敬他的為人，至於他的學問怎麼樣，我就不敢妄加評論了。
同我往來*密切的是張敘青先生，他是訓育主任，主管學生的思想工作，講黨義一課。他大概是何思源(山東教育廳長)、宋還吾的嫡繫部隊的成員。我1946年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的時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長，張敘青是秘書長。在高中時，他雖然主管國民黨的工作；但是臉上沒有黨氣，為人極為灑脫隨和，因此，同教員和學生關繫都很好。他常到我屋裡來閑聊。我們同另外幾個教員經常出去下館子。濟南一些隻有本地人纔知道的小館子，由於我是本地人，我們都去過。那時高中教員工資相當高，我的工資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每人請客一次不過二三元，誰也不在乎。
我雖然同張敘青先生等志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為朋友，我們是能談得來的。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騎自行車到濟南南面眾山叢中去遊玩，騎了四五十裡路，一路爬高，極為喫力，經過八裡窪、土屋，*終到了終軍鎮(在濟南人口中讀若仲宮)。終軍是漢代人，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見此鎮之古老。鎮上中學裡的一位教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設盛宴表示歡迎之意。晚飯之後，早已過了黃昏時分。我們走出校門，走到**的一條橫貫全鎮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領略一下古鎮傍晚的韻味。此時，全鎮一片黢黑，不見一個人影，沒有一絲光亮。黑暗仿佛凝結成了固體，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沒有月亮，群星似*光明。身旁大樹的枝影撐入天空，巍然，森然。萬籟俱寂，耳中隻能聽到遠處泉聲潺諼。我想套用一句唐詩：“泉響山愈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仿佛遠離塵境，遺世而獨立了。我們在學校的一座小樓上住了一夜。這是我一生*難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騎上自行車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裡路，到了柳堡，已經是泰山背後了。抬頭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撲在我們背上。我們都不敢再前進了。撥轉車頭，向北騎去，騎了將近百裡，回到了學校。這次出遊，終生難忘。過了不久，我們又聯袂遊覽了濟南與泰山之間的靈岩古寺，也是我多年向往而未能到過的地方。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員之間的關繫是十分融洽的。
P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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