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緒論 18世紀中葉的工業技術革命，帶動了全球經濟的飛速發展，標志著技術發展的一次重大變革。至此，人類社會發明了一項又一項的新技術，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隨著自然環境惡化，人類也逐漸清晰地認識到，這種的粗放式發展在帶來社會財富不斷積累的同時，也造成了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與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極大危及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繫。世紀中後期，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銳減、土壤荒漠化、海洋環境污染、能退化等各種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頻頻發生，已成為世界各國無可爭議的嚴峻現實，也成為21世紀乃至將來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重要挑戰。如若不能有效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人類將付出的不僅僅是高昂的經濟、環境代價，更是人類的健康與福祉。因此，尋求能夠改善生態環境和保障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方法已刻不容緩。 在此背景下，綠色增長作為一種追求經濟增長和發展，同時又防止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不可持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的增長方式應運而生，其探索與發展過程如圖1.1所示。綠色增長既重視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又關注改變消費與生產方式，改善社會福利和改善人類健康狀況，提高就業率並解決相關資源的配置問題。 綠色增長方式符合“一手抓經濟、一手抓環保”的和諧理念，並逐漸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認可。聯合國亞洲及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ESCAP）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世界銀行（World Bank，WB）等國際組織先後發起綠色增長倡議和宣言。國家層面上，韓國頒布《綠色增長基本家“綠色增長戰略”的發展，並將其視為國家的優先課題，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實施機構，以綠色增長戰略的具體落實（Mathew，12）；英國相繼頒布了《英國低碳過渡計劃：國家氣候與能源戰略》和《英國可再生能源戰略》；德國則強調將發展生態工業作為實施綠色增長的，致力於將數字化技術，尤其是把新能源接入、信息網絡、工業4.0、城市智能交通和智能電網等作為主要驅動力量來發展綠色科技產業（Jnicke，12）；1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新經濟增長戰略》，強調通過綠色增長實現低碳社會，12年，《綠色增長戰略》作為日本推出的《日本再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公布，其目的是廣泛培育蓄電池、環保汽車、海上風能發電三個核心環保產業（Jones and Yoo，11）；《綠色17》報告顯示，11~17年，投資綠色技術的公司數占比約達27%，綠色經濟為創造2 60的經濟值，並提供了約13%的綠色就業崗位；丹麥建立的“零碳”綠色增長模式，使它成為源供應和實驗室；、澳大利亞等國家也先後在綠色增長框架下提出了各自的目標、戰略和政策。這些舉措極大地推動了發達國家綠色增長實踐的順利開展（Jamet，12）。 圖1.1 綠色增長理論的探索與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猛，在世界範圍步顯著。10 年，中國已經一舉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統計年鋻》顯示，1978 年以來，中國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呈逐年上升趨勢，14~18 年的年均增長率穩定於 7%左右。1978~12 年，GDP年均增長率達9.9%，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8%的年均增速。經濟的持續增長不僅提高了國民的生活，同時也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但由於生產方式落後、技術低下，長期以來我國資源消耗量大，污染排放強度高。居高不下的能源消耗，一度造成我國部分地區出現了油荒、煤荒、電荒與氣荒。可見，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隱藏著不容忽視且日益嚴重的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問題。人口問題、環境污染問題、能源問題、減排問題等都成為掣肘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推動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脫離當前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的落後生產方式，推動經濟綠色增長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急切需要與內在要求，也是我國實現經濟社會綠色、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充分認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要性的基礎上，我國政府開始借鋻發達國家的經驗，積極綠色增長戰略在國家範圍內的推行，並開始建設“生態工業園”“循環經濟”“低碳城市”試點和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的報告強調要“著力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15年5月，經過李克理的簽批，印發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的個十年行動綱領——《》，其中明確指出要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打造制造強國的關鍵點，全面推行清潔展循環經濟，建立健全綠色制造體繫，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十八屆五更是明確提出“十三五”要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隨後制定頒布《工業綠色發展規劃（16— 年）》，生態環境部與全球綠色增長（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GGGI）聯合發布“十三五”中國綠色增長路線圖，為“十三五”期間我國的綠色增長決策提供參考；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必須樹立和踐行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同時指出我國要建立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上一繫列政策的頒布出臺，不僅表明了走綠色增長道路的決心，同時也將中國綠色增長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盡管世界各國在綠色增長實踐的長期探索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經驗，國內外很多學者也嘗試從環境科學、經濟學、規劃學、能源工程、生態學、國際關繫學、社會學等角度對綠色增長的實踐、影響因素、測度與評價等內行了探討，但體上來看，目前綠色增長尚未形成統一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體繫。尤其對於中國而言，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綠色增長的理論與實踐等方面均起步較晚，相關研究還比較落後，遠遠不能滿足中國推動綠色增長的需求。因此，對於正行社會經濟轉型的中國而言，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區域綠色增長模型和方法體繫，尋求可行的綠色增長實現路徑，對中國綠色增長目標的實行科學指導，具有顯著的價值和意義。 綜上，本書將研究焦點落在中國綠色增長的測度評價與實現路徑上，擬解決的關鍵問括：國際典型綠色增長實踐的特點與規律是什麼？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鋻的實踐經驗？影響中國綠色增長實踐的重要因素有哪些？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響作用的？中國綠色增長實踐的效果如何？如何衡量？中國實現綠色增長的可行路徑有哪些？如何保障可行路徑順利實現？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本書通過對綠色增長整體研展的梳理，比較分析綠色增長的*佳實踐案例，找出影響中國綠色增長實踐的重要因素，並對中國綠色增長績效的形成機行剖析，在構建綠色增長程度評價模型及指標體繫的基礎上測度與評價中國綠色增長程度，結合繫統動力學的理論與方綠色增長的可行路行動態分析，從而為推動中國綠色增長戰略順利開展提供有價值的理論依據與實踐參考。 第2章 綠色增長緣起與理論基礎 本章將在對綠色增長的緣起以及不同增長方式差異行綜述的基礎上，界定綠色增長概念，明確綠色增長的主要特征，並提出綠色增長研究的理論基礎。 2.1 綠色增長的緣起與發展 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銳減、土壤荒漠化、海洋環境污染、能退化等各種全球性環境問題頻發，人們逐漸認識到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會帶來慘痛的環境代價，尋求能夠改善生態環境和保障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方法已刻不容緩。1962年，《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環境保護”時代的到來。同年，鮑爾丁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之後，“循環經濟”、“可持續”、“綠色經濟”與“低碳經濟”等理論相繼產生，經濟發展模式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年來，日趨嚴重的資源環境危機使世界各國深刻認識到世界經濟規範的轉變。21世紀初，綠色增長作為一種新型的增長方式應運而生，強調在追求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同時，又能防止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自然資源不可持續利用，符合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目標與要求，該方式得到了快速發展，並逐漸被國際社會認可和接受。基於上述認識，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世界各國政府以及各國際組織紛紛制定各種政策、法規與行動方案綠色增長戰略的實踐，並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綠色新政”競爭浪潮。 ESCAP、OECD、UNEP、WB等國際組織先後發起綠色增長倡議和宣言。05年，ESCAP第五屆環境與發展部長級會議提出綠色增長的概念。隨後，韓國、英國、德國及日本紛紛制定了有關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和政策方針。 隨著全球經濟的飛速發展及工業程的不斷加快，中國在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資源環境問題的日益惡化，中國開始借鋻發達國家的經驗積極綠色增長戰略在國家範圍內推行。12年明確指出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調要“著力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十八屆五公報更是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應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表明了走綠色增長道路的決心。中國發展高層論壇14綠色專題會再次強調“中國經濟正由灰色、黑色的增長轉向綠色增長，也是一種清潔、低碳、低耗的可持續增長”（呂曉菲，15）。15年頒布的《關於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將“綠色化”融入“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之中，並稱“五化”，表明政府已將生態文明擺在關鍵位置。16年由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高校等自發成立的生態設計與綠色制造會，提倡綠色設計、綠色制造、綠色增長，為實現中國綠色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交臺。 2.2 與其他經濟增長方式的對比 綠色增長是一種新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生態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等經濟形態有著相似的形成背景，內容上存在著一定的重合之處。 2.2.1 生態經濟 世紀50年代，工業經濟的迅猛發展使發達國家付出慘痛的資源環境代價，同時給社會發展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面對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矛盾的日趨激烈，人類逐漸認識到生態學與經濟學結合的重要性，生態經濟學由此產生。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在出版的《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了“生態經濟學”的概念。1980年，UNEP召開“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主題會議，將“環境經濟”（即生態經濟）確定為1981年《環境狀況報告》的項主題。由此，生態經濟學作為一種兼具理論性與應用性的新興學科開始被世人所關注。生態經濟是指在生態繫統承載能力範圍內，運用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繫統工程方法改變生產和消耗方式，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潛力，發展經濟發達、生態的產業，建設合理、社會和諧的文化以及生態健康、景觀適宜的環境，實現經濟騰飛和環境保護、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自然生態與人類生態的高度統一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楊運星，11）。 生態經濟的主要特括以下三個方面。 （1）資源利用在時間維度的持續性。在人類社會漫長的再生產過程中，後代人對自然資源擁有同等的享用權和生存權，當代人不應後代人的利益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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