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國故事:地方政府行為的邏輯唐健北京大學出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各出版社圖書 | | 【市場價】 | 518-752元 | | 【優惠價】 | 324-470元 | | 【作者】 | 唐健 | | 【出版社】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ISBN】 | 9787301325032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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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介紹 |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9787301325032 商品編碼：10052428693299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出版時間：2019-12-01 頁數：320 字數：null 代碼：69 作者：唐健
"| 商品基本信息，請以下列介紹為準 | | 商品名稱： |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國故事:地方政府行為的邏輯 | | 作者： | 唐健,譚榮,魏西雲 | | 代碼： | 69.0 | | 出版社：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出版日期： | 2019-12-01 | | ISBN： | 9787301325032 | | 印次： | 1 | | 版次： | null | | 裝幀： | | | 開本： | 16開 |
| 內容簡介 | | 二、農村土地制度的發展歷程 根據奧利弗·伊頓·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的四層次分析框架可知，上述農村土地制度屬於正式制度層次，其形成、發展與演化受國家價值理念、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等基礎規則的影響。因此，在討論如何改革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之前，有必要梳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發展歷程及其背景。 自1949 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穩定社會”“單一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以及“以市場經濟為主”四個階段。相應的農村土地制度安排也可以劃分為“農村土地個人所有制”“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集體經營”“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經營”以及“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多方經營”四個階段。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49—1952 年）：農村土地個人所有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始終把土地問題擺放在保障國家穩定的重要位置。[2] 這一階段頒布了具有憲法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這兩部法律法規圍繞土地所有制（含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給出了明確的改革路線與目標，即廢除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有剝削質的地主土地私有制，並在全國實現農村土地個人所有制。在這兩部法律法規的指導下，中國僅用了三年時間便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這一時期的土地制度改革，不僅鞏固了新生國家政權的穩定，了農村地區的經濟恢復與發展，使得農村生產、生活得到明顯提高。 在這一階段，無論是農用地、宅基地還是集體經營建設用地，都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農民享有為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及交易權利。也正因為土地產權的明晰與完整，土地制度改革後不久，部分農村地區又開始出現土地買賣的情形，造成農民群體之間的分化[ ，有違國家當時的意識形態，偏離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目標。因此，在這個階段的中後期，中國開始提倡將農民“組織起來”，動員農民集體開展農業互助合作，並形成了“互助組”這一組織形態，以期引導農民集體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計劃經濟時代（1953—1977 年）：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集體經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改革開放前的一段較長時間內，受國內外政治形勢及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是以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目標。這一階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 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案》（1955 年）、《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1956 年），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1958 年），第八屆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案》（1962 年），拉開了次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而此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則在於將個人所有制逐步轉變為集，主要采取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並先後經歷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1956 年）、農業生產合作社（1957—1958 年）和人民公社(1959—197個時期。 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初級社”，也稱“土地合作社”，它是在前期“互助組”的基礎上演化而成、個體農民自願組織起來的半社會主義質的集體經濟組織。在初級社時期，農民將土地作股入社成為社員，土地統一交由初級行經營，而農民（社員）則參與社內統一勞作與分配。然而，考慮到農民前期樹立的土地私有觀念，這一時期的土地制度仍保留農民個人所有制，農民僅將土地所有權中的經營權剝離出來，並交由初級社來管理。此外，國家允許社員留有少量自留地，農民（社員）可以耕種自留地和經營其他家庭副業。據956 年，初級社的數量達到歷史峰139.40萬個，涉及農戶1.07 億戶，占全國農數的90% 左右。 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社”，是在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一步建立起來的以主要生產資料集為基礎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其中括農村土地的集。換句話說，農民（社員）在初級社時期所有的農村土地（宅基地除外，詳見後文），到了社時期被無代價地統一轉化為合作社集體所有[3] ，而農民（社員）則投入到社內農業勞作中。與此同時，農民（社員）原先所有括耕畜、大型農具、坑塘、水井等在內的主要生產資料也統一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正是在這一過渡時期，中國農村土地的個人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勞動群眾的集。 人民公社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態，是政社合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這一時期，中國農村地區開始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其中，“三級所有”是指農村生產資料分別屬於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所有，“隊為基礎”是指以生產隊為基礎的生產管理機制，並建立以生產隊為基礎的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集度。此外，國家還恢復了農民保有自留地的制度，並允許小規模經營體來看，次土地制度改革與農業生產合作社建設，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所確立的農村土地個人所有制轉變為了合作社或集，並建立起相應的土地征收制度。這一制度的變遷與，有其歷史必然，為解決當時生產資料匱乏問題、集中響應需要等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同時也暴露出生產效率低下、出工不出力、集體行動難以協調、土地資源配置效率較低等一繫列問題與矛盾，亟需作出相應的歷史轉變。 （三）經濟轉軌時期（1978—2012 年）：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經營 中國改革開放早是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開始的。[1] 黨的十一屆三以後，家的工作重心調整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上來，並確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轉軌的發展目標，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中國農村地區開始了經濟改革，而其核心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這一階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198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2002 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2007 年）等一繫列法律法規，預示著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到來。這一階段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遷，主要是由計劃經濟時代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集體經營轉變為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家庭經營，即家庭聯產責任制，並為之建立起相應的法律支撐體繫。從本質上來看，此次制度變遷仍保留了集體土地所有權質不變，僅從中剝離出經營權，實現了集體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兩權分離”。具體可分為探索建設與法制完善兩個時期。 探索建設時期（1978—1986 年）。這一時期取消了政社合一的合作社，打破了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集度，並探索建立起家庭聯產責任制。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案）》（以下簡稱“六十條”），並維持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舊有；同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 位農民在土地責任書上立下生死狀，正式開始了家庭聯產責任制的自主探索。1980 年，面對社會各界對產到戶”的巨大爭議，印發《關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並正式肯定了家庭聯產責任制這一創新型的農村土地經營方式。此後，從1982 年到1986 年，中央連續五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明確了家庭聯產責任制的社會主義質[1] ，提出土地期應在十五年以上，指出要將家庭聯產責任制作為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並穩定下來[3] 。此，以家庭聯產責任制為代表的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交易已沒有了意識形態上的阻礙。 法制完善時期（1987—2012 年）。在破除意識形態上的阻礙後，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探索實踐的不斷成熟，國家也加快了農村土地制度法制化建設的步伐。198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了農村土地集，並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200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法》的頒布標志著家庭聯產責任制成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一項基礎制度。2007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明確規定土地經營權屬於用益物權。此後，國家又出臺了一繫列法律修訂與一號文件，對農村土地征收制度、集體建設用地使用制行修改和完善。 從集體土地所有權中剝離出土地經營權是中國實施土地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兩權分離”的一次大膽嘗試，其堅持的是“鞏固所有權、強化使用權”的改革思路，而相對於計劃經濟時代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集體經營，這一制度變遷使得農民得以自行農業生產活動，從而使優化農村土地資源配置成為可能，同時也擺脫了“大鍋飯”下的集體行動困境。但隨著中國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前往城市工作，“人地分離”的局面逐漸形成，勞動力與農村土地資源的錯配，使得農村土地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呼聲越來越高。與此同時，人們對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在處分、收益、交易等方面存在權能殘缺的質疑也日漸高漲。 （四）深化改革時期（2013 年今）：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多方經營 2013 年11 月，黨的十八屆三正式通過了《關於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積極穩妥地從廣度和深度上市場化改革，大幅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這意味著過去的向市場經濟轉軌變為向市場經濟過渡，這標志著中國自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央連續多年出臺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2015 年年初，在全國33 個試點地區開展的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標志著第四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到來。 從制度變遷的內容來看，這一階段的農村土地制度主要是由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兩權分離”轉向“三權分置”，且呈現由農村土地地“三權分置”向宅基地“三權分置”擴張的態勢。與此同時，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在這一階段也實現了“兩權分離”下的入市交易，農村土地征收在征地補償標準提高、征地範圍縮小、征地標準規範等方面取得突破。 2014 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出要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權，放活經營權，這表明國家對早期各省市探索農村土地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肯定。隨後連續多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指出要完善、落實農村土地地的“三權分置”，且在2019 年明確提出要開展相關法律法規與政策體繫的建設，從而將農村土地地的“三權分置”提升到國家法律層面的高度。 與此同時，2014 年中央一號文件早明確了新時期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另一個重頭戲，即開展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宅基地以及征地制度改革（以下簡稱“農村土地三項制度改革”），探索將農村土地制度革擴展到整個集體土地層面，尤其是與農民或集體利益切身相關的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宅基地和征地。2015 年，中央正式在全國33 個縣（市、區）開展農村土地三項制度改革試點[6] ，並在隨後兩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強調要穩步、統籌協調農村征地、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而在農村土地三項制度改革試點的過程中，2018 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20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要探索、完善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與使用權相分離，宅基地的“三權分置”也預示著農村宅基地的利用與配置將引入類似市場化的治理機制。 2019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展開農村土地三項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更加凸顯了中央將市場機制引入農村土地利用與管理領域的決心和魄力。同時，中央也強調應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搞私有化 ，堅定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不動搖。顯然，中國第四次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仍然堅持“鞏固所有權、強化使用權”的改革思路，即在堅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前提下，探索從使用權一步細分出不同的土地權利，比如農村地的經營權與使用權、宅基地的資格權與使用權等，並允許細分的土地權利在農民集體甚城鄉行流轉交易，這有利於破解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背景下，地、宅基地以及集體經營建設用地處於閑置的難題，同一步擴大了農村土地資源交易流轉的範圍。 |
| 目錄 | 章 新一輪農村土地改革：深化改革破壁而出 1
一、土地制度與經濟社會發展 1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就 2
（二）中國土地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 4
（三）衡的農村土地制度與城市土地制度 6
二、農村土地制度的發展歷程 8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49—1952年）：農村土地
個人所有制 8
（二）計劃經濟時代（1953—1977年）：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
集體經營 9
（三）經濟轉軌時期（1978—2012年）：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
家庭經營 11
（四）深化改革時期（2013年至今）：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
多方經營 13
三、全面深化改革以來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16
（一）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 16
（二）破壁而出的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20
（三）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內容與特征 23
（四）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地方實踐的多樣化 26
四、地方政府行為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共性與特性 31
（一）地方改革實踐的時空差異性客觀存在 31
（二）地方改革實踐差異背後的政府行為 33
（三）地方政府行為背後的 34
五、本書研究問題的提出 36
六、本書的結構 38
第二章 農村土地三項制度改革的歷史與脈絡 42
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管理制度的歷史演變 43
（一）1949—1956年：市場的城等建設用地流轉 44
（二）1957—1985年：建設用地管理初步建立 44
（三）1986—2004年：地方自發流轉與中央制度約束間的
矛盾 45
（四）2005—2008年：中央授權下的地方流轉探索 47
（五）2009年至今：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建立 48
二、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歷史演變 50
（一）1949—1956年：中央的無償分配與自由流轉 51
（二）1957—1978年：政府代替市場配置宅基地資源 51
（三）1979—2013年：政府嚴格管控與市場化配置萌芽 52
（四）2014年至今：中央鼓勵地方探索市場配置宅基地資源 53
三、農村征地制度的歷史演變 54
（一）1950—1958年：中央的城鄉征地模式 55
（二）1959—1985年：農村支持城市的征地模式 56
（三）1986—1998年：中央規範管理地方政府征地行為 57
（四）1999—2015年：中央嚴格管控與市場機制萌芽 58
（五）2016年至今：市場的城鄉征地制度 59
四、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歷史特征和內在邏輯 60
（一）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歷史特征 60
（二）農村土地制度演變的內在邏輯 62
第三章 激勵機制—制度環境—政策工具：一個分析框架 64
一、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全國一盤棋與地方分異化策略 64
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分析框架 66
（一）激勵機制 67
（二）制度環境 70
（三）政策工具 74
三、分析框架小結 76
第四章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賦權農民的分異目標 78
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閑地”向“活錢”的轉變 79
二、浙江德清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明修棧道，
暗度陳倉 83
（一）改革的主要制度設計 83
（二）改革的典型案例 88
（三）改革的主要特征和績效評價 91
三、福建晉江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雷聲大雨點小 94
（一）改革的主要制度設計 96
（二）改革的典型案例 97
（三）改革的主要特征和績效評價 98
四、廣西北流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悶聲發大財 100
（一）改革的主要制度設計 100
（二）改革的典型案例 103
（三）改革的主要特征和績效評價 106
五、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下地方選擇與解釋 109
（一）地方試點開展入市制度改革差異性表現 109
（二）現有激勵機制和制度環境下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 111
（三）為什麼會出現空間上的策略分異？ 112
（四）現有是阻礙還是了改革？ 118
六、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的經驗與啟示 120
（一）研究結論 121
（二）政策啟示 123
第五章 宅基地制度改革：市場條件決定創新空間 125
一、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向準市場化配置看齊 125
二、浙江義烏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式” 128
（一）主要政策 128
（二）典型案例 130
（三）小結 133
三、江西餘江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減法式” 135
（一）主要政策 135
（二）典型案例 137
（三）小結 139
四、貴州湄潭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標準化” 140
（一）主要政策 140
（二）典型案例 142
（三）小結 145
五、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地方選擇及其邏輯 146
（一）地方選擇的空間異化邏輯 146
（二）地方選擇的時間演化邏輯 150
（三）激勵機制與制度環境的基礎性影響 153
六、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經驗與啟示 156
第六章 征地制度改革：農民真實產權與退 160
一、征地制度改革：不斷向市場化的征地補償 160
（一）征地制度改革的背景 160
（二）留用地政策：契合改革邏輯的政策選擇 164
二、浙江杭州留用地政策實踐：從“自主開發”轉向
“統籌開發” 166
（一）留用地政策的主要制度設計與演變 166
（二）留用地政策實施的典型案例 170
（三）留用地政策實施與演變的主要特征 173
三、廣東南海留用地政策實踐：“放”與“收”的權衡 175
（一）留用地政策的主要制度設計與演變 176
（二）留用地政策實施的典型案例 178
（三）留用地政策實施與演變的主要特征 180
四、內蒙古和林格爾留用地政策實踐：非典型地區的尷尬經驗 183
（一）留用地政策的主要制度設計 183
（二）留用地政策實施的典型案例 184
（三）留用地政策實施的主要特征 186
五、征地制度改革中地方留用地政策的選擇與解釋 187
（一）留用地政策選擇的時間演化 187
（二）留用地政策選擇的空間演化 189
（三）留用地政策時空演化的原因：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 191
（四）從留用地到土地制度改革：的影響 193
六、征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留用地政策的啟示 195
（一）留用地政策實施的改革經驗 196
（二）留用地政策的政策啟示 199
第七章 三項制度統籌改革：“有組織的”市場化改革 202
一、突破壁壘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202
（一）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由來 203
（二）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整體設計 205
（三）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地方行為 206
（四）小結 207
二、浙江紹興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實踐：閑置農房激活 208
（一）主要制度設計 209
（二）典型案例 210
（三）主要特征及績效 212
三、四川瀘縣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實踐：宅基地
共建共享 214
（一）主要制度設計 215
（二）典型案例 215
（三）主要特征及績效 217
四、上海松江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實踐：集中安置與
移歸並 218
（一）主要制度設計 218
（二）典型案例 219
（三）主要特征及績效 221
五、地方統籌改革的選擇邏輯與分析 222
（一）地方選擇的空間異化 222
（二）地方改革的選擇邏輯 223
（三）激勵機制對地方統籌改革的影響 227
（四）制度環境對地方統籌改革的影響 229
六、統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經驗與啟示 231
（一）研究結論 231
（二）政策建議 234
第八章 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決策：激勵和約束下的選擇 237
一、央地關繫框架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起點 237
（一）當前土地制度的困境：制度紅利逐漸消失 238
（二）中央政府對本次改革的要求：深化市場改革與統籌城鄉
發展 239
（三）地方政府對本次改革試點的態度 240
（四）不同層次下央地政府的制度改革互動 241
二、激勵機制層次對地方政府改革行為選擇的影響 242
（一）財政的激勵對地方政府改革的影響 242
（二）晉升的激勵對地方政府改革的影響 244
三、制度環境層次對地方政府改革行為選擇的影響 247
（一）地方政府基於改革目標對制度環境變革的推動 247
（二）制度環境對地方政府改革實際行為的影響 250
四、地方情境對地方改革行為選擇的影響 253
（一）土地資源的稟賦影響地方的改革動力 253
（二）社會經濟發展影響地方政府參與改革的目的 255
（三）市場化程度影響入市的積極性和模式選擇 256
（四）村集體自治能力影響地方政府的角色 257
五、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地方行為邏輯 259
第九章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國故事：結論與啟示 261
一、回顧本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261
（一）改革的邏輯 261
（二）改革的過程 264
（三）改革的績效 266
二、本書的研究結論 268
（一）三項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績效的時空差異 269
（二）改革績效與地方政府行為 274
（三）地方政府行為的時空分異規律 275
（四）地方政府行為分異的原因 278
（五）改革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關鍵 283
三、研究啟示與政策建議 286
（一）政策工具層次：大膽創新政策工具，提高工具運用的
匹配性與協同性 287
（二）制度環境層次：加快市場機制培育，合理界定政府與
市場之間的邊界 292
（三）激勵機制層次：積極轉變央地關繫，構建城鄉協調發展的
價值導向 297 |
| | | 實的改革案例分析，與所提出的“激勵機制—制度環境—政策工具”的理論框架相得益彰，本書為研究中國地方行為提供了難得的理論視域和實證支撐。 原副部長胡存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浙江工商大學校長郁建興、發展中國家科學院（TWAS）院士劉彥。 |
| 媒體評論 | | 相同的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緣何不同？本書聚焦典型試點地區改革過程，探索地方政府行為邏輯規律，從而回答這一問題。本書的學術貢獻主要有如下三點：一是構建了“激勵機制—制度環境— 政策工具”三層次的分析框架，並將之運用於本輪農村土地三項制度改革的 分析；二是結各地土地制度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揭示了地 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行為邏輯，旨在通過對央地關繫的梳理，識別改革中地方政府積極和消極的行為及其背後的原因；三是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徑選擇是國家整體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 |
| 作者簡介 | | 唐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從事土地制度政策研究三十年，先後在國家土地管理局經濟所、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地政研究中心、自然資源部中國國土勘測規劃院地政研究中心從事土地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土地制度與政策、土地經濟。出版學術專著六部，文幾十篇。獲得多項科技獎勵。 譚榮，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土地與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撥尖人纔。主要研究領域是土地和自然資源治理。 魏西雲，中國國土勘測規劃院地政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土地制度與政策，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耕地保護制度、節約集約用地制度等，全程參與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頂層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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