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見到卡洛斯·維德爾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當時薩爾瓦多·阿連德還是智利總統。 那時他管自己叫阿爾韋托·魯伊斯-塔格萊。他有時候會去胡安·斯泰因的詩社,在康塞普西翁,被稱為南方首都的那座城市。我不能說那時候自己很了解他。我每星期能見到他一次,倘若他去詩社就能見到兩次。他不怎麼說話,而我卻頗為健談。來詩社的人大部分都很健談:我們不隻談論詩歌,也談政治,談各自的旅途(彼時沒人能想到我們後來的旅途會是那般模樣),談繪畫、建築、攝影,談革命和武裝鬥爭;武裝鬥爭將會帶給我們一種嶄新的生活和一個嶄新的時代,但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它就像一個夢,或者更確切地說,像一把開啟夢想大門的鑰匙——夢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東西。盡管那時我們已經依稀知道夢想往往會變成夢魘,但我們也並不在意。我們的年齡都在十七到二十三歲之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