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日本演化史敘事不是傳統的以時間和事件為經緯組織的編年史敘事，而是在我們當下的問題意識——即日本何以成為我們當下所見的“日本”——導引下建構的精神史敘事。

“東亞”是我們重新認識日本的首要框架；或者說，從世界體繫的角度來理解日本的變異，是我們把握日本的第一原理。在這個新的認知框架中，日本和中國不再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中彼此獨立的國家。相反，它們都是古典東亞文明體繫中的一員，在生成上有著相同或相近的起源。由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新的視角——比如，倘若從雙方共有的古典東亞世界文明的角度來看當下的中日兩國，那麼誰的“變異”更為顯著呢？

倭王受封是我們理解日本的演化的第一個關鍵歷史節點， 但很多歷史學家尚未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他們的歷史敘述對此也通常是寥寥幾筆帶過。很多讀者在讀古代日本這一時期的歷史時， 很可能也跟著跳了過去，不會留下什麼特別的印像。那麼，這個事件對日本國家的形成有著怎樣的影響？

如果先說結論，那就是，這一事件意味著日本歷史的起點在中國，意味著在日本歷史意識的深處，有一個擺脫不掉、無法磨滅的影子：“中國”；用一個比喻來說，這個事件為日本自我意識的成長埋下了一粒特殊的種子。這也正是我在前面提出的“中國內在於日本”這個說法的另一層含義。

我們今天不難推斷，最初應該是日本的使節首先向中國提出了稱呼上的要求，武則天纔敕命更改，否則我們看不到唐王朝下令更改稱呼的動機。其實，中國史書上的“倭”字源於古代日本民族自稱，是記錄他們自稱發音的漢字。後來，日本民族自稱為“大和”民族，使用諸如“和風”“和魂”等意味著民族性的說法，其實就是用“和”取代了發音相同但文字不同的“倭”字。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時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倭國人要求更改國名的事，並不是簡單的外交行為，而是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簡單地說，倭國改名這件事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日本此時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自我意識。

鐮倉時代的日本成朝後，它的自我意識——針對東亞大陸王朝的對等乃至優越的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的成長和強化。這一意識誕生於倭王受封的時代，源遠流長，更重要的是，它就像埋藏在土裡不死的種子一樣，每當陽光和雨露豐沛之時，就會破土而出，進入人們可見的現實歷史世界。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日本歷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武士和政治家——豐臣秀吉（1536—1598），就是這樣一粒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