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總論

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①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蓋人非役物無以自養，非能群無以役物。邃古之世，人有協力以對物，而無因物以相爭，此實人性之本然，亦為治世之大道。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為外物所格。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於無窮也，而所處之境限之，則爭奪相殺之禍，有不能免者矣。爭奪相殺之局，不外兩端：一恃強力奪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勞作以自養。其群之組織，既皆取與戰鬥相應；見侵奪之群，亦不得不以戰鬥應之；率天下而惟戰鬥之務，於是和親康樂之風，渺焉無存；誅求抑壓之事，扇而彌甚；始僅行於群與群之間者，繼遂推衍而及於群之內，而小康之世所謂倫紀者立，而人與人相處之道苦矣。又其一為財力。人之役物也，利於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則由其能協力，此自邃古已然。然協力以役物，僅限於部族之內，至兩部族相遇，則非爭奪，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則各求自利。交易愈盛，則分工益密，相與協力之人愈眾，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業之興，沛乎莫之能御。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職，無所謂為己，亦無所謂為人，有協力以對物，而無因物以相爭之風，則自此泯矣。蓋商業之興也，使山陬海，不知誰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協力之途愈廣，所生之利愈饒，其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損人利己之道行之，於是損人利己之風，亦遍於山陬海，人人之利害若相反，此則其害也。語曰：“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至於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財，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轢而其禍有不忍言者矣。由前之說，今人所謂封建勢力。由後之說，則今人所謂資本勢力也。封建之暴，尤甚於資本，故人必先求去之。晚周以來，蓋封建勢力日微，而資本勢力方興之會。封建勢力，如死灰之不可復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資本勢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為晚周至先漢擾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變，或且以為不可變，言治者但務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變革之想矣。故曰：以社會組織論，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也。

《漢書?貨殖傳》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谷、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蒲、材干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 網不布於澤；鷹隼未擊， 弋不施於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蘗，澤不伐夭， 魚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征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後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褐不完， 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未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此文最能道出東周以後社會之變遷，及其時之人之見解。蓋其所稱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則人與人相處之得其道，此實大同之世所留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為禮之大人所能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運既降為小康，治理之權，既操於所謂大人者之手，人遂誤以此等治法，為此大人之所為，撥亂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時者是望。其實世無不自利之黨類（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謂士君子者，以行太平大同之道，正如與虎謀皮。然治不至於太平大同，則終潛伏擾亂之因；其所謂治者，終不過苟安一時，而其決裂亦終不可免；此孔子所以僅許為小康也。先秦諸子，亦非不知此義，然如農家、道家等，徒陳高義，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則取救一時之弊，而於根本之計，有所不暇及。儒家、陰陽家等，知治化之當分等級，且知其當以漸而升矣，然又不知世無不自利之黨類，即欲進於升平，亦非人民自為謀不可，而欲使在上者為之代謀，遂不免與虎謀皮之誚。此其所以陳義雖高，用心雖苦，而卒不得其當也。秦、漢之世，先秦諸子之言，流風未沫，士蓋無不欲以其所學，移易天下者。新室之所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見，而其時有志於治平者之公言也。一擊不中，大亂隨之，根本之計，自此乃無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見聽矣。此則資本勢力，正當如日方升之時，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在也。以民族關繫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蓋文明之範圍，恆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群，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太薄之故。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野蠻之群，與文明之群遇，恆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所謂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別已微，而群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眾，弱可以為強矣。自五胡亂華以後，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滿洲，相繼入據中原，以少數治多數，皆是道也。侵掠之力，惟騎寇為強。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戰國始與騎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戰國之世，我與騎寇爭，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關繫論，漢、晉之間，亦為史事一大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