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一次看見佩拉宮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在那個年代，你必須3有相當具體的理由纔能走進伊斯坦布爾的這片區域，比如，臺燈需要換新的電線，或者你要拜會某個變性的娼妓。這家古老的酒店方正敦實，通體都是綠色的大理石貼面，盡管世紀華彩消退大半，但與周圍20世紀七八十年代老舊的多層建築相比，仍然十分顯眼。走進佩拉宮的東方酒吧，我沒遇見什麼客人，紅色的絲絨座椅大多空著，我停下來，點了一杯雞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鮮的烤鷹嘴豆（leblebi），酒保似乎感到很意外。

世事難料。1892年，佩拉宮剛剛開業，服務的客人都是乘坐東方快車抵達奧斯曼帝國的名流顯貴，幾十年後，這家酒店卻成了異鄉人平常的落腳之地。佩拉宮的電梯有著鑄鐵框架、木質轎廂，是（繼埃菲爾鐵塔之後）在歐洲安裝的第二部電梯，像鳥籠一般在酒店的大理石階梯中間上下穿行；餐廳完全是巴洛克風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頂部是高聳的玻璃天篷，室內鑲嵌著人造大理石，裝點著金絲銀線細工精制的紗屏。這棟雄偉的建築坐落在伊斯坦布爾時尚的佩拉區。19世紀，佩拉大街早已聲名遠播，沿著這條街道漫步，你會經過許多世界強國的大使館。美國大使館、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與合法妓院就位於佩拉宮附近的同一條街巷，英國人、俄國人和德國人款待政府官員常去的鎏金的餐館和昏暗的俱樂部也距離酒店不遠。

佩拉宮如同西方在東方耳邊後的低語，是全球偉大的伊斯蘭帝國建成的雄偉的西式酒店。佩拉宮當初和伊斯坦布爾一樣，都是向往蘇丹、閨房和托缽僧的歐洲旅人踏進東方世界時停靠的D一個港灣，隻是經過二十餘載的風雨洗禮，這家酒店早已不復往昔。

國內革命推翻了蘇丹長期的封建統治，拉開了十多年政局變遷和暴力衝突的帷幕。D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斯曼帝國軍事戰敗，外國占領緊隨而至。1923年，土耳其人發起了意義深遠的政治自立運動，翻開了現代歷史的新篇章，他們決意掙脫土耳其民族的過去，放棄以伊斯蘭教為主、多宗教並存的奧斯曼帝國，建立世俗化、同質化的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的新領導人把首都向東遷移二百英裡，遷到多風的丘陵城市安卡拉，揮別了故都陳腐的記憶。

年輕記者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見證了土耳其新時代的開始。1922年深秋，他登載於《多倫多每日星報》（Toronto Daily Star）的文章這樣寫道：“我在電影裡看見的伊斯坦布爾純潔閃亮，難以琢磨。”海明威乘坐火車從巴爾干半島出發，沿途經過磚紅的拜占庭岸牆，繞過水中嬉鬧的孩童，駛入小清真寺和矮木屋密集的地區，積滿灰塵的穹頂和飽經海風侵蝕的牆板幾乎觸手可及。他看見鄉間趕路的農夫穿著鮮艷的衣衫，蹣跚地跟在全身污泥、剛毛直立的水牛之後；他看見使館門外的移民披裹著露水打濕的大衣，排著長隊默默等待；他看見退役軍官身著磨損的制服，昂首闊步地走在街上；他還透過望遠鏡仔細觀察了救援船上的難民家庭，由於空間所限他們隻能蜷縮在緊靠輪船圍欄的方寸之地，旁邊就是噴吐蒸汽的高溫管道。海明威發現，白色掩蓋了一切肮髒，人們心如死灰，就像愛人被推進手術室那般絕望。

面紗與閨房、費茲帽與大禮服逐漸消失，蘇丹和哈裡發制度——像征伊斯蘭教神旨的特定體制——不久也壽終正寢。土耳其不再沿用麥加歷法，改為巴黎和紐約的計時方式。部長和將軍們陸續遷往安卡拉，外國大使館也跟著搬走了。伊斯坦布爾人去樓空，顧影自憐。土耳其知識分子形容，伊斯坦布爾整座城市都彌漫著揮之不去的呼愁（hüzün），搖搖欲墜的城牆岸壁、落沒將傾的華廈宅邸、風蝕雨浸的濱海別墅無一不流露出這股心似掏空的愁思。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間隙，土耳其人的彷徨無措卻也隱含著一些意料之外的機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土耳其人學會了用逃避（keyif）來消解內心的呼愁，他們用歌唱掩飾淚水，用歡笑回應恐懼，另一個不同面貌的伊斯坦布爾漸漸蘇醒。牛車、電車和汽車在同一條道路上通行，民族分子集會的地方也能看到密謀世界革命的社會主義特工的身影。小巷深處傳出的新音樂既有油滑大膽的交響爵士，又有雙目失明的亞美尼亞琴手撥弄琉特琴的斷續弦音，還有黎凡特黑社會的悲傷情歌。你可以到俄裔美籍黑人經營的馬克西姆俱樂部（Maxim club）喝杯小酒，也可以去花園酒吧（Garden Bar）隨著棕櫚灘七人組（Palm Beach Seven）演奏的樂曲成宿跳舞。

宣禮塔和托缽僧依然存在，可伊斯坦布爾變成了新式的伊斯蘭城市。這個城市就像一座小島，不僅能接納流浪漢，還向奮鬥者張開懷抱。它曾經是繁盛一時的帝國古都，如今卻夢想成為單一民族國家的城池。它既想保留穆斯林傳統，又要實現現代化。歲月無情，人世流轉，如果你看過佩拉大街的鼕日殘陽，遇見過街頭巷尾的乞丐騙子，那麼你就會憧憬另一個不同的國家，向往另一種不同的生活，這正是我們憑意志、順形勢想要改變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