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0日將成為遠東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日子，猶如歐洲的巴士底獄事件一般。這一天，中國革命從無序的洩憤轉入了有目標、有組織之行動的階段。作為德國高學術獎——萊布尼茨獎、湯因比獎得主，《世界的演變》作者奧斯特哈默的成名之作，本書從五卅運動著眼，通過對歷史的簡要闡述，揭示中國革命共產主義轉向的必然性。

於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年生，曾在倫敦德國史研究所和弗萊堡大學工作。現為康茨坦茨大學近現代史教授。出版過大量有關18世紀以來的歐亞歷史之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國與世界社會》（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1989年）；《亞洲的去魔化》（Die Entzauberung Asiens，1998年）、《殖民主義》（Kolonialismus，2006年第5版）以及《全球化史》（Geschichte der Globalisierung，與尼爾斯·P.彼得爾森[Niels P.Petersson]合作，2007年第4版）。2010年，以《世界的演變》而獲得德國高學術獎——萊布尼茨獎。他的下列作品也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世界的演變》(Die Verwandlung der Welt)《中國與世界社會》(China und die Weltgresellschaft)；《中國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Shanghai,30．Mai l925．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目前，他正在從事20世紀的去殖民化史研究，並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作主編《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6卷本)。。強朝暉，職業譯者，譯有《中國衝擊》《水的政治》等。

上海，1925年5月30日／1
城市／1
五卅事件及其後果／7
第一章中國革命的前提條件／21
革命—國家的瓦解—現代化／21
農業帝國／33
農業帝國的終結／48
第二章現代化初期的城市氛圍／63
資產階級與經濟發展／67
從官僚士大夫到知識分子／85
社會底層與地下幫派組織／96
第三章中國政治願景與綱領／112
啟蒙／118
民族主義／127
三民主義／135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141
第四章政治亂局與擴張型政府／151
軍事主義／154
官僚體繫／169
第五章農民與農村社會／183
勞動與所有制／187
商品化與經濟停滯／201
不穩定性與災害／206
第六章共產主義動員階段／216
實驗與失敗：1922年至1936年／220
抵抗與擴張：1937年至1945年／238
農村革命與軍事占領：1946年至1949年／259
注釋／272
縮略語／320
參考文獻／322
索引／326

出版說明

《中國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是德國歷史學家於爾根·奧斯特哈默早期的一部史學著作，它從五卅運動著眼，通過對歷史的簡要闡述，說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取得終勝利的必然性，對其國內的、國際的、對手的、自身的因素均有分析。
本書邏輯嚴謹、論述周密，是一部難得的關於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著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對於爾根·奧斯特哈默的某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比如他對辛亥革命領導者孫中山的歷史評價。為了讓讀者能夠全面地了解奧斯特哈默的觀點，我們對相關內容不做刪減，也請讀者在閱讀時予以甄別。
以上種種，敬請讀者了解。我們期盼讀者的批評指正。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6月


中文版序

本書的德文版早是於1997年出版的。我很高興看到，在時隔20年之後，它能有幸與中國讀者見面。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大家在這裡看到的是未經修訂的原版。我本應通過注釋，對書中許多內容加以修正。此外，在本書與我今天從事的工作之間，並沒有太多的相通之處。本書出版後，我的研究方向從中國史轉向了全球史。在全球史領域，中國扮演著重要，但並非核心的角色。了解拙著《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一部有關“長19世紀”的世界史——的讀者想必會懂得，身為全球史學家，我所探尋並嘗試論證的宏大關聯是怎樣的含義。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本書是一個歷史文本，它代表了中國史研究中的一個特殊視角。該視角如今雖已變得較為罕見，但仍然值得人們予以關注。我們可以稱之為歷史—社會學視角。這一點在書中並不十分醒目，因為本書是從對歷史上的一天——1925年5月30日——的敘述開始的。其緣由如下：本書是《20世紀的20天》繫列叢書中的一部。其編纂者的初衷是，通過對這些特定歷史日子的描述，對20世紀史的重要脈絡加以梳理。當人們問到我，應當選擇哪一天作為立足點來觀察1949年前的中國史時，我首先想到的是1919年5月4日。但後來我覺得，選擇1925年5月30日這一天或許更合適。
這是中國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國主義浪潮開始的日子。然而它並非本書的核心主題，而隻是後續闡述的一段序曲。本書以敘事作為開篇，後面的六個章節則以分析作為重點。在這方面，本書沿循了西方研究中國社會與政治問題的一項悠久傳統。該傳統早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時就開始了，它在卡爾·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著作《中國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1931年出版）中得以延續，此後又在以畢仰高（Lucien Bianco）《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1915-1949，1967年出版，英譯本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出版於1984年）為代表的一繫列著作中得到了發揚。所有這些著作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並不是講述具體的歷史事件，而是將關注點集中在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力量上，例如宗教、農業、官僚體制、軍事主義等因素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本書是從一個論點出發展開論述的，該論點迄今在中國和外國仍然經常被討論，而且並非每一位讀者都毫無異議地對其表示認同。它建立在一條假設之上，即論述從19世紀末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段歷史的佳方法，是將革命與現代化的矛盾關繫作為著眼點。我的另一條假設是：在這一時期，“革命”是相對更為重要的因素。早在1958年，我的漢語尊師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其著作《中國革命的百年》（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英譯本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於 1970年出版）中便以經典方式對這種觀點做出了闡述。“革命”在中國並不簡單意味著推翻舊的政治制度：先是1911年的清王朝，然後是1948/49年的國民黨統治。“革命”更多是對一繫列歷史進程的概括性定義，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個領域，人們都可以觀察到這些進程的發展。
但是，這些進程所呈現出的特點是不規律和非對稱的。因此，我一直在努力嘗試在中國各個地域之間做出劃分，並盡可能詳細地說明，文中涉及的究竟是中國社會的哪些階級和階層。思想同樣是革命這一宏大進程的組成部分，為此我特意用了一個章節的篇幅來論述“中國政治的願景與綱領”。在我眼中，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章節。特別是在這一章中，我嘗試通過與歐洲民族主義的比較，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性。我認為，這種做法在今天仍然是有益的。書中的闡述主要是針對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因此乍看上去，這些分析似乎已不再有意義。但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對中國的整體歷史思維具有塑造性影響的一個時期，在其他許多國家亦是如此。當時形成的一些基礎性理念直到20世紀末仍然對世界發揮著重要影響。
衷心感謝出版社促成了本書在中國的出版。特別感謝強朝暉女士，她憑借深厚的德文功底翻譯了我的三卷本《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然後又翻譯了本書。在我的書中不乏艱澀之處，這給翻譯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於爾根·奧斯特哈默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