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乃四千多年的中華傳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集大成者，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增井經夫為我們詳細描繪了後的中華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間的繁榮與沒落，解析了近代中國的起點。《大清帝國》是日本清史學習和研究者的必讀參考書，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也不失為一部絕好的清史入門手冊。

//增井經夫（1907-1995），日本老一輩著名清史專家。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曾任職於日本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明治學院大學和金澤大學等，專攻中國清史，著有《亞洲的歷史與歷史學者》《中國的歷史與民眾》等，翻譯有《史通——唐代的歷史觀》《焚書——明代異端之書》《太平天國》等。。//程文明，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史、中日關繫，現任教於吉林師範大學。

導讀／1 
引言／1 
序章清代概觀／1 
一時代特征／1 
二社會狀況／11 
三文化特征／21 
1明清易代的背景／31 
一《華夷變態》／31 
二滿族的崛起與明朝的垮臺／42 
三明代遺產／56 
四明朝遺老／67 
2清朝的強盛／77 
一清朝統治的施行與貫徹／77 
二三藩之亂／88 
三康熙治世／99 
四雍正時代／112 
五乾隆朝的繁榮／120 
3清代社會的盛衰變化／131 
一統治的弱化／131 
二白蓮教起義／141 
三白銀經濟的確立／151 
四對外關繫的轉變／162 
五廣東十三行／172 
4鴉片戰爭／181 
一中國的近代／181 
二鴉片貿易／191 
三鴉片的大規模輸入／201 
四《南京條約》／212 
五第二次鴉片戰爭／222 
5太平天國／233 
一近代思想與活動／233 
二拜上帝會／242 
三太平天國的發展／251 
四對太平天國的評價／262 
五太平天國的滅亡／272 
6清代的社會經濟／283 
一社會經濟的基調／283 
二通貨和商人／295 
三白銀經濟的展開／306 
四商人的活躍／318 
五會館與公所／327 
7清代的學術／337 
一中國文化遺產的集大成者／337 
二清代思想／348 
三清代史學／358 
四清代諸學／374 
8清代的文藝／387 
一清代文學／387 
二清代美術／401 
三清代建築／420 
四清代的文房用具／431 
終章清代二百七十年綜述／442 
一中國歷史上的清代／442 
二世界歷史上的清代／453 
參考文獻／461 
年表／478 
附錄／486 
索引／490

《甲骨文叢書·大清帝國》：
1
明清易代的背景
一 《華夷變態》
“唐船”逸聞
在島國日本，由於外國的信息過去流入甚少，所以人們似乎超乎尋常地熱衷於收集這種信息。當然，在鎖國時代的日本，對這類信息的收集是秘密進行的。盡管如此，江戶幕府還是對此做了許多且十分詳盡的記錄。特別是初期記錄中的中國明清政權交替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大事件，以及後期記錄中出現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等，當時幕府對它們的關注非比尋常。這些記錄多是由來到長崎的中國商船或荷蘭商船帶到日本的。從今天來看，當時幕府對這些信息的解讀具有重要意義。讓我們先看一看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之際，江戶那些身居要位的人是怎樣理解這些逸聞的。
江戶幕府當年曾收藏有《華夷變態》這樣一部集著。這是幕府命儒官林春齋及其子林鳳岡，將1644～1724年這80年間的海外消息逐次收集、編纂而成的一部中國逸聞集。在當時，“華夷變態”這一標題指的是夷狄占領中華王朝的意思。該書1674年的序言寫道：
明崇禎帝自裁，弘光帝被捕，唐王、魯王雖殘喘於南方，亦無法阻止韃靼逐鹿中原。故中華之土變夷狄之地，但畢竟是遠地他國之事，不能盡知其詳情。我雖讀鬩《剿闖小說》、《中興偉略》、《明季遺聞》等書而略知其概，然明朝覆滅正值我朝正保年間，因而已是三十年前之事。此類書冊均為來航長崎之福州、漳州商船所帶消息，傳至江戶，呈報當局，解讀翻譯而成，然我族未曾參與其中。唯恐其草稿凌亂如山，遂依年代編集，題名《華夷變態》。又聞近日吳三桂、鄭經等率眾揭竿而起，意欲造反清復明之勢，然其勝敗不詳。且不論其詳何如，夷狄制華，縱是他國之事，聞者亦是大快人心。
從李白成起義、鄭芝龍請援、魯王的書信，到“三藩之亂”、鄭經的活動記錄等，《華夷變態》一書在該時段將這些檄文、逸聞等都逐次記錄了下來。從此時的記錄來看，來到長崎的中國商船以福建、廣東等南方的商船居多，而且從朝鮮方面傳過來的也都是些傾向於支持反清復明的消息、逸聞。可到了1685年前後，記錄內容便發生了改變，開始轉為以謳歌大清盛世、安寧太平為主調了。
在整個江戶時期，日本均將滿洲稱作“韃靼”。本來，“韃靼”是蒙古的一個部族名稱，但就是這樣一個中國商人不經意的叫法，卻在當時的日本原封未動地固定了下來。甚至在中國已經稱滿族為“虜”時，《華夷變態》中還特意地將其譯作“韃靼”。這說明對於剛剛崛起的滿族，“韃靼”這一文字指稱和言語表述，恐怕在當時的日本已固化為一種印跡了。不過，從《華夷變態》來看，對於唯我獨尊的中華帝國所遭受的沉重一擊，編者林春齋本人該是有種痛快淋漓之感的。
讓我們回到本節的主題。將這些消息帶到日本的中國商船，在日本被稱作“唐船”，它們多來自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按當年入長崎港的順序，被編為某某年的一號船、二號船等。在十七世紀初期，每年大約有五十艘左右，後因清政府討伐臺灣，實行海禁，禁止遠洋航渡，所以駛至長崎的船隻數量逐漸少了起來。不過，由於當時在中國，銅錢鑄造少不了日本產的銅，所以駛往日本的“唐船”一直未曾中斷。
……

導讀 

一 
本書作者增井經夫先生，於昭和五年（1930）春畢業於東京大學東洋史專業，與其同期畢業的還有江上波夫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已故）。對於我而言，增井先生是東京大學東洋史專業的老前輩。 
我與增井先生直接接觸是1950年前後的事，時值增井先生受三省堂之邀，執筆編撰高中世界史教科書之際。記得當時，增井先生從重視近現代史的觀點出發，計劃編撰出一部倒敘式的世界史。那時，既沒有文部省對教科書的檢定，也沒有教科書調查官。 
當時，作為東大的一名“特別研究生”，我正在東洋史研究室效力，通過一名西洋史專業的朋友，收到了增井先生希望我協助他編寫這部世界史的邀請。由於當時時間甚是充裕，我便接受了增井先生的邀請。但所謂的“倒敘式”，真做起來並不像說起來那麼簡單，而且對於初出茅廬、資歷尚淺的我來說，在當年並不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雖然我好歹完成了所承擔的東洋史部分並提交了原稿，可當時並未出版，也許是由於三省堂編輯部方面不甚滿意的緣故，增井先生編寫倒敘式的世界史的計劃終就沒有了下文。 
許久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多位專家為調查郭沫若先生流亡日本期間的相關資料來到日本，我曾作為向導，帶他們造訪了增井先生的宅邸。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居住期間，曾去過位於本鄉二丁目的文求堂書店，拜訪過店主田中慶太郎先生，並與田中先生有過深交。這位田中慶太郎先生，正是增井先生的嶽父。田中先生已然去世，因其子田中乾郎早在其前就已經過世，所以郭沫若先生的相關資料當時都保管在增井先生那裡。 
增井先生為自己的畢業論文選擇了“清代的廣東貿易”這樣一個題目。雖然在當下來看，這可能是個極其普通的選題，但在當時，選擇一個與近代史相關的題目撰寫論文的學生是很少的，據說當時增井先生的老師也沒給他好臉看。因此可以說，增井先生當年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纔選下這個題目的。那之後，增井先生便始終如一地從事著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工作。 
說起增井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包括論文），截至本書出版為止，第一部出版的是他的一部譯著——H.B.莫爾斯的《中國工商業行會論》（支那ギルド論，生活社，1941）。估計增井先生在撰寫其畢業論文之際，借鋻過莫爾斯的這一著作。二戰後，作為岩波新書的一部，增井先生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太平天國》，也是在這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太平天國的研究終於在新中國也開始有了生機。 
增井先生並沒有特別地采用中國方面的新史料，而是充分利用出版於德川時期的日本方面的文獻，以其平實易懂的文章，對太平天國起義所具有的近代史意義進行了巧妙的敘述。在當時，以這樣的形式對太平天國起義進行記述的日本學者的文章尚未出現。而且，《太平天國》被作為岩波新書的一個單行本出版，在當時也是非常符合時宜的。 
《太平天國》一書出版，給日本的中國史學界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不僅在中國史研究者中，在一般的讀者群中也被廣為閱讀。增井先生在該書中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戶時期寫的有關中國的文獻、圖書等，這似乎也給讀者們留下了一種新鮮的印像。雖然在自戰前開始便長期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者中，存在對該書的各種不同的見解，但在當時日本的讀書界，該書一石激起千層浪，而增井先生作為一位新晉的中國史專家，在當時給人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這是一個毫無疑義的事實。 
四年後，增井先生以該書為基礎，出版了名為《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アヘン戦爭と太平天國，弘文堂、アテネ文庫）的小冊子。該書是一本A6大小的76頁的小冊子，至今手中仍然保有該作的日本學者估計是很少的。雖然該書僅僅是一本小部頭的著作，但在其中，增井先生卻對太平天國起義和鴉片戰爭的關聯性進行了準確的論述。該書中展開的論點，構成了《大清帝國》一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8年，增井先生重新執筆寫作《中國的兩個悲劇——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中國の二つの悲劇——アヘン戦爭と太平天國，研文出版）一書，再度就太平天國起義和鴉片戰爭的相關性發聲。另外，增井先生還與中國文學研究者今村與志雄先生一起，共同翻譯了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Lin-Le）的《太平天國》（全四冊），並將其交由平凡社（東洋文庫，1964～1965）出版。 
增井先生在此之外還於1966年出版了《亞洲的歷史與歷史學者》（アジアの歴史と歴史家，吉川弘文館）和《史通——唐代的歷史觀》（史通——唐代の歴史観，平凡社）兩部著作，在三年後的1969年翻譯並出版了《焚書——明代異端之書》（焚書——明代異端の書，平凡社，1969）。《焚書》的作者李卓吾先生不僅在中國的學界甚是知名，在當時日本的中國思想史領域也是一位常被提起的思想家。增井先生之所以特意翻譯李卓吾先生的著述，恐怕是因為他很關注李卓吾先生吧。 
如此看來，與社會經濟史相比，增井先生應該是對思想史、文化史更感興趣的。在金澤大學工作期間，增井先生之所以會如此將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或許是因為居住在金澤這個中國史料比較缺乏的地方。在增井先生從金澤大學退休的1972年，他還出版了《中國的歷史與民眾》（中國の歴史と民衆，吉川弘文館）一書。 
戰前，在東京大學東洋史學部，考證史學被視作正統，當時存在一種若不從事考證史學研究便得不到認可的傾向。增井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都未曾參與到考證史學研究之中，所以在整個戰前、戰中時期，他們在學問上一直處於一種“在野”的地位。 
在這段時期，剛剛起步的年輕學者雖然缺乏經濟支撐，卻依然努力地堅持著他們的研究工作。在當時，有穩定職位的研究人員可以說寥寥無幾，增井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二戰末期，抑或是二戰剛結束後，增井先生在繼三島一先生之後，當上了舊制武藏高校的教授。隨著新制大學的成立，增井先生隨即成為武藏大學的教授。後由於金澤大學法文學部向其發出邀請，欲聘其為該學部的教授，增井先生在再三思慮後，終決定到金澤大學就職，直至退休。 
增井先生的大多數著作，都是在金澤大學工作時期執筆完成的。本書《大清帝國》，雖然也很可能是增井先生在金澤大學時期開始構思的，但出版是在他從金澤大學退休回到東京之後。繼該著之後，增井先生在其晚年出版的著作中，還有《中國的兩個悲劇——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參見前文）和《中國的白銀和商人》（中國の銀と商人，研文出版，1986）兩部。 
二 
以下，希望通過對《大清帝國》一書的簡要介紹，為始讀本書的各位讀者提供些許指引。 
在序章中，增井先生對清代的特征、社會狀況、文化特色等進行了簡明易懂的說明。可以說此章濃縮了增井先生的清代觀，希望各位讀者能認真品讀。 
第一章“明清更替的背景”，並不是從正面就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興起等展開敘述，而是試圖通過對明代遺產和明朝遺老的講述等入題，對明清兩代的朝代更迭做出了說明。為此，增井先生援引了長崎奉行中川忠英編撰的《清俗紀聞》和《華夷變態》等史料。 
《華夷變態》一書原本並沒有出版。1644年以後，來到長崎的唐船（即中國商船）船長需要向長崎奉行提交報告書。後來江戶幕府的大學頭林鵝峰（即林春齋）、林鳳崗父子將這些報告書施以整理，並將其命名為《華夷變態》，研究者隻能到內閣文庫纔能查閱找這一史料。中國史研究人員幾乎無人使用過這一史料。但廣島大學教授浦廉一先生發現了它的價值，動員他指導下的小組研究生、大學生將其原文謄抄下來，並委托東洋文庫將其出版。當時，正在東洋文庫擔任研究員的我，受研究部長和田清先生之命，擔當了《華夷變態》一書的編輯和校對。該書全書共三卷，其中上卷於1958年出版，中卷、下卷於1959年分別出版面世。 
增井先生第一時間便注意到了出版的《華夷變態》，並將其用於《大清帝國》的寫作。據此可見，當年增井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無疑是非常積極的，而這也是增井先生和我之間的學術淵源。 
在第二章“清朝的強盛”部分，增井先生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進行了記述。這三代是清朝為繁榮、輝煌的時期。雖然同時也出現了三藩之亂，但清朝統治者通過對其進行有效的鎮壓，為自己的統治確立起了牢固的基礎。若是一般的清代概述，恐怕會把這部分作為重點來敘述。可增井先生似乎並沒有對其進行特別重點的處理。 
在第三章“清代社會的盛衰變化”中，增井先生從乾隆末期發生的白蓮教起義展開，分別對白銀經濟的形成、來自歐美各國外壓的開始、廣東十三行等進行了敘述。過了全盛時期的清朝各種矛盾接踵而至，迎來了盛衰轉換的時期。增井先生畢業論文中選取的廣東貿易也不斷地產生問題。可以說，對於相當於鴉片戰爭前史的這一時期，增井先生傾注了大量筆墨。 
第四章“鴉片戰爭”和第五章“太平天國”在本書中是大放異彩的兩章，是增井先生重點闡述的內容。當然，在這之前，以《太平天國》（岩波新書）為代表，增井先生曾寫過很多相關著作和論文。讀者若是讀了這兩章，應該會清楚地發現增井先生在《大清帝國》中也對太平天國起義和鴉片戰爭給予了高度重視的原因。至此，本書中關於政治史的記述告一段落。盡管該著名為《大清帝國》，但政治史敘事是截至十九世紀中葉的，這應該還是有問題的。但這並不是增井先生的責任，遵照講談社編輯部定下的方針，隻能如此。在此，我必須加以澄清。 
在第六章“清代的社會經濟”這一部分之中，增井先生對清代的通貨，特別是白銀流通的問題、白銀與商人的關繫、會館與公所等進行了詳述。在其近代中國經濟研究中，增井先生為關心的是白銀流通問題。如前所述，增井先生在其晚年，還在《中國的白銀與商人》一書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繫統的論述。增井先生似乎格外關注流通問題。關於會館與公所，正如他在二戰期間翻譯了H.B.莫爾斯《中國工商業行會論》一書所顯示的，增井先生同樣對此極為關注。 
第七章“清代的學術”亦如前章，增井先生對此話題做出了非常詳盡且廣泛的論述。在思想方面，增井先生自朱子學談起，對反對朱子學的異端思想家明末的李卓吾也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如前文所述，增井先生曾翻譯出版過李卓吾的代表作《焚書》。在史學方面，增井先生對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章學誠等進行了詳述。另外，他也論及了清代的地理學、考古學、天文學、醫學等。除本書外，在“中國的歷史”繫列叢書之中恐怕沒有其他能如此全面、詳細地對學術、思想領域展開敘述的著作吧。由此也可以看出，增井先生對學術、思想是極為重視的。 
在第八章“清代的文藝”之中，增井先生對文學、美術、建築、文具等進行了敘述，尤其是對文學、美術的敘述更為詳細。至此，關於清代的學術、文藝，本書的小詞典功能發揮完畢。如前所述，本書中關於政治史的敘事截止於十九世紀中葉，而第六章至第八章卻一直敘述到清末。 
在後一章，增井先生從整體上對清代歷時二百七十年的發展過程做出了一個清晰的總括。 
三 
作為1974年刊行面世的“中國的歷史”繫列叢書中的一本，《清帝國》即將改名為《大清帝國》（即本書），並被正式收入講談社學術文庫。由於增井先生於1995年6月先行辭世，講談社便請我來協助完成這一工作。基於與增井先生生前的緣分，我便接受了這一邀請。 
拜讀此書時先注意到的，是此前的注音假名有很多錯誤的問題，其次是漢字也有一些錯誤，這些都是我的責任，已訂正完成。再有是增井先生在其著作中，都是以“揚子江”的表述來行文的，由於近日本已改稱“長江”了，所以我將其都改為“長江”。此外，由於籐井宏先生的論文，我還將增井先生“新安商人”的表述改為更為人知的“徽州商人”。 
另外還有一處，在此想指出增井先生的一處誤解。增井先生原文中的“‘宋代=近世’的觀點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為了論證這一點，人們曾從思想、藝術、法制、經濟等方面出發，提出過很多證據，並據此宣稱：同西歐相比，中國早在幾個世紀前便進入了近世”的表述，似乎會給我們這樣一種印像：“宋代近世說”當時在中國史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定論。但實際上，圍繞“宋代近世說”這一問題，在戰後的日本中國史學界已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宋代近世說早是京都大學的內籐湖南博士提出的一個觀點，戰後，其學生宮崎市定教授等對此做了詳細的說明。 
但在戰後迅速重建起來的歷史學研究會的年輕學者，對內籐湖南博士的觀點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並通過對出現於五代、宋代初期的地主與佃戶制度的分析，提出了正是這一時期纔是中國封建生產關繫的確立時期。是將宋代視作中國封建制度的確立時期（中世），還是像內籐、宮崎主張的那樣，將宋代視作近代中國近世社會的確立時期呢？如今這兩種主張相互對立，尚未形成一個定論性的觀點。對此，希望讀者能夠諒解。 

東京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山根幸夫 


引言 

清代——此前中國的集大成者 
在討論中國史之階段劃分時，基於各朝代的歷史進行劃分，已成了一種久而久之的習慣。特別是在通史編撰之際，若使用其他方法，不僅難以劃分，而且今天看起來，也似乎無此必要。本書的記述針對自清王朝興起至其衰敗，即自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末的清代中國的歷史發展狀況展開，也就是說，描述的是所謂的舊中國的後的繁榮，及其逐步走向沒落的過程。 
在人類歷史上，清代中國給世人留下的印像是：它既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頂點，也是一君萬民社會的終結點。但由於今日之中國是在否定舊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即便是取清代而論，除那些可視作人民遺產的事物外，人們並不會對這段歷史產生多少認同。但事實上，中國人傳下來的可誇耀於世界的文化遺產，卻多數是清代遺留下來的。 
清代，是此前中國的集大成者。僅以此視角來解說清代的社會、經濟情況和思想、文化動向等，或許沒有什麼意義。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一直以來，我們的做法多是將清代歷史作為王朝歷史之一加以看待，並以清王朝為中心就其政治性問題展開各種記述。這與其說是我們一心專注政治史、無心他顧，不如說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除了這種視角之外，我們可為清代賦予一定特色的地方還相對不多。 
所謂政治史，可以說是一種用測振儀記錄的社會波形，正是以此描畫出來的一個個事件，歷史纔有了它的脈絡。然而，這一脈絡圖容易將一個看似平整且成規律性反復的歷史印像展現在我們面前。本書力求規避該記述方法，特別是將不會采用那種越對這為數龐雜的事實進行闡釋便越感充實的記述方法。此前的中國史書，皆是經官僚之手，為官僚而寫就的，他們為之日夜執著的制度、官位等，幾乎占據了那些史書的全部主題，其遺風仍然延續至今。因此，本書刻意規避了這一點。畢竟即使在今天，這種一味列舉誰是重要人物、誰是大小官員的記述方式，也算得上是一種喋喋不休、令人厭煩的筆調了。 
本書的宗旨 
我在動筆之初，便未曾想過讓本書發揮一種清史事典的作用。因為這樣的事典中，已經有了許多傑出的著作，所以行文時也不曾想過要網羅各個方面。讀者之期待甚為廣泛，本書難以對此做出相應回應之處，在此還請見諒。另外，很多讀者已經習慣了長期以來的、傳統的中國史記述。可以想像，對於這些讀者來說，本書也定會有很多不足之處。對此，若能將這種不足視作視角不同的結果，我會倍感榮幸。 
我原本想將此書作為一本民眾史付梓，可這樣一來便會使本書失去它作為“叢書”中的一部的功能，所以未敢那樣嘗試。如此一來，不能否定的是，本書存在表達不清、解釋不夠充分的問題。其實，就概說性的著作而言，這樣的欠缺本來就是相伴而生的，實難避免。不過反過來說，在此類概說性著作中，也並不是都沒有新的東西可去發掘。如同張網逐魚群，魚群的特點自然重要，可與之相比，我們也能深感漁網性能的重要性。 
以清代的美術為例，通觀其各個領域，如果說繪畫、書法方面的問題還比較明晰，那麼雕刻方面的問題就是十分令人困惑的。留存至今的實物並非沒有。若說明清時期雕刻呈衰退之勢，可視作雕刻物的東西那時已不存在，這已經是過去的說法了。當人們認定何為雕塑的時候，我們用以逐魚的網眼似乎該是問題的關鍵。明清時期，建雕塑的需求變少，人們建雕塑的欲求也隨之下降，這一事實當時確實存在。可與其說是雕刻技術衰退了，不如說是轉換了發展方向，即在雕漆、玉器和像牙精細雕工等方面實現了轉型和發展。這種傾向不隻在中國，在亞洲其他地區也能夠見到。日本江戶時期塑像建造呈衰退之勢，我們會想到其背景因素可能與中國的情況有共通之處。宗教熱情冷卻、人們的審美意識發生改變等，僅以這樣的理由便難以釐清的問題，我們還能想到很多。所謂概說性的著作，可以說都是提出問題多一些，但不強調對其做出各種解答。 
本書記述的是舊中國的後階段——清代，具體記述內容包括：首先，政治上著眼於將龐大的官僚組織統一到服務於皇帝一人的強力、實效的政治體制，經濟上聚焦於以白銀為支撐的商品流通的盛況；其次，對這二者朝向極限發展的過程進行了一定的描述；後，針對促使清代由政治經濟鼎盛局面終走向政治崩潰、經濟解體的三方面因素——來自外部的西方國家的軍事、經濟入侵，源自內部的國內農民的反抗，以及以市民階層為主的經濟勢力的優勢發展——分別進行了相應的記述。其中，後一方面的記述內容也會下及至清末，但本書對此所做的記述未必充分、詳盡。另外，當我們觀今日之中國、論舊時之中國之際，當然也要言及現在的印度、西亞等國家和地區，而且也不能不環顧對那些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家。這些都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所以本書對此進行的論述，也容易流於一些定論、公說。盡管定論、公說可以令日本讀者產生一種放心感，可我還是在努力回避這種做法，所以也會為本書增添很多難以理解的地方。不知在讀者心裡的那面鏡子中，本書的論述到底會形成一種怎樣的映像？我想即使其中隻有一幅映像能被讀者朋友收入畫框、長期留存，也算是我的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