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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萬歷十五年 黃仁宇(增訂本) 中國史 史記小說 中國古代史 通俗說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市場價】
    198-288
    【優惠價】
    124-180
    【作者】 黃仁宇 
    【出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054491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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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出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054491
    商品編碼:12739837067

    品牌:鳳凰新華(PHOENIX
    包裝:2007-01-01
    開本:32

    代碼:25
    作者:黃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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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萬歷十五年》是一部改變中國人閱讀方式的經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會黃先生數十年人生經驗與治學體會於一體,首次以“大歷史觀”分析明代社會之癥結,觀察現代中國之來路,發人深思。?
    由黃仁宇著。《萬歷十五年(增訂本)》英文本被美國多所大學采用為教科書,並兩次獲得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提名;中文本問世後,好評如潮,成為眾多作家、學者、企業家、高校師生的案頭書,並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改革開放20年來對中國影響大的20本書”。另有日文、法文、德文、韓文等版本。
    萬歷十五年,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繫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歷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這次中華書局特別推出增訂新版,重新核校全部文字,進行修訂。為了使更多讀者閱讀《萬歷十五年(增訂本)》本書,特別推出了定的版本,以惠及天下讀書人。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繫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戰日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後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目錄
    出版說明
    自序
    第一章 萬歷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參考書目
    附錄一
    《神宗實錄》一
    《神宗實錄》二
    附錄二
    《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1619年的遼東戰役
    附錄三
    英文版序言
    萬歷:漫長的怠政時代
    皇帝隻是個牌位

    精彩書摘
    《萬歷十五年(增訂本)》:
    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歷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隻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萬歷十五年”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
    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繫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由於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
    這一年陽歷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裡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為確繫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並無朝會的跡像,既無幾案,站隊點名的御史和御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近侍宦官宣布了確切消息,皇帝陛下並未召集午朝,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驚魂既定,這空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這謠傳從何而來,全體官員數以千計而均受騙上當,實在令人大惑不解①。
    對於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萬歷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一道聖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大意是:今日午間之事,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禮部掌擬具儀注,鴻臚寺掌領督演習。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絕無在儀注未備之時,倉猝傳喚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繫玩忽職守,著從尚書、寺卿以下官員各罰俸兩月,並仍須查明究繫何人首先訛傳具奏。
    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於是隻能回奏:當時眾口相傳,首先訛傳者無法查明。為了使這些昏昏然的官員知所儆戒,皇帝把罰俸的範圍由禮部,鴻臚寺擴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職的官員。
    由於工作不能盡職或者奏事言辭不妥,觸怒聖心,對幾個官員作罰俸的處分,本來是極為平常的事。但這次處罰竟及於全部京官,實在是的嚴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級官員的豪華生活,絕非區區法定的俸銀所能維持。如各部尚書的官階為正二品,全年的俸銀隻有一百五十二兩。他們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饋贈,各省的總督巡撫所送的禮金或禮品,往往一次即可相當於十倍的年俸②。這種情況自然早在聖明的洞鋻之中,傳旨罰俸,或許正是考慮到此輩並不賴官俸為生而以示薄懲。但對多數低級官員來說,被罰俸兩月,就會感到拮據,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開
    ……

    前言/序言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繫。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面。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繫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隻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隻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裡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隻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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