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藝作品沒能讓我為第一次接觸做好準備。天空中並沒有飛滿了炮塔林立、架著無數軌道炮和加農炮的星艦,所有的電視和廣播頻道也沒被外星人用“征服宣言”啊“世界和平”啊“奇跡療法”啊之類的信息淹沒。外星人也並沒有在聯合國或者別的政府首腦面前主動現身。當時我正在華盛頓特區郊外,就坐在公寓裡,不期然接到了母親從加利福尼亞打來的電話。那是個周日下午,我剛訂了份比薩,準備在新買的電視上看“大對決”。但母親打電話來了。她剛接到我外祖母的電話—老人家還住在中國,就在那個小小的山村裡。
有個外星人著陸了。
我用信用卡買了機票,兩小時之後便登上了飛往北京的航班。我沒看比賽,也壓根兒沒喫比薩。
我父親是美國人。他大學一畢業就遠赴中國貴州教英語。我母親是他的學生,一個苗族女孩。作為扶貧工程的一部分,她靠著獎學金離開了自己那個邊遠小村。他們墜入了愛河,然後生下了我。我的外祖母仍然住在中國,就跟她的祖先們一樣。屋裡沒有上下水管,沒有電,她照樣過得很好。電腦、手機或者電視,這些她一直都沒有。她撫養我母親長大的那間屋子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下頭半公裡遠的地方是河。就在那條河邊,按照比她年輕得多但失明了的鄰居的轉述—實際上給我母親打電話的是這位:“有個滑稽漢子坐在一顆巨大的珍珠裡,從天而降,正在教村裡的孩子們一些古怪玩意兒。”
我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長大,後來去了美國國務院工作。我母親給我打電話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美國政府並不知道外星人的事。中國政府也不知道,至少,通過我對北京的那些中國同行們做的模糊試探,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知道有個外星人正造訪地球的,隻有我的外祖母,她失明的鄰居,還有頂多十來個村民,以及他們光著腳的小娃兒們。
下午母親給在華盛頓的我打來電話。她傳來了一個視頻,是一個當地孩子用那位失明鄰居的手機拍攝的。出乎意料的是,視頻的質量還不錯,我能聽到那小孩邊笑邊做解說。他前後晃動著手機,把沿岸的一些樹木收進畫面裡,然後鏡頭移動,顯示出河水,還有一個漂在河面上的東西,看上去像是一顆碩大的珍珠。那些樹木提供了參照:這顆“珍珠”最少也肯定得有兩層樓高。它看上去和地球上的任何東西都不相同,而且絕對跟我外祖母那個偏僻山村裡出現過的任何東西都扯不上關繫。不過它就是出現在了那裡—一個不像任何外星訪客或侵略者會著陸的地方。那兒沒什麼重要的東西,沒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隻有一小批居民,一直與現代世界隔絕—那唯一的手機是個例外。隻是,我外祖母在那兒。
事後想來,也許我該把視頻傳給我的上司,把整個事情都上交給國務院處理。按說是該那麼做的。隻是當時我腦袋裡壓根兒沒有這個想法—直到我的飛機起飛,我已經上路之後。相反地,某種愚蠢透頂的英雄主義念頭讓我衝了出去,要去從某種科幻小說裡的大麻煩中拯救我的外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