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之所以研究自然，不是因為這樣做很有用，而是從中得到了樂趣，而得到樂趣是因為它美。

本書收集的是我的7篇演講，它們反映了我對於科學研究的動機和科學創造模式的一般觀點。D一篇演講是40年前做的（具體情況我在下面還要講到），其餘6篇是在1975年之後的10年中做的。正因為前後相隔幾十年，所以它們顯示了一個科學家態度的變化。（或成熟？）

這些演講都做過精心的準備，在內容的細節以及措詞上也做過認真的考慮。事實上，它們都是在一些重要的講座上宣讀的；收集在本書中時原稿未作改動，隻刪掉了一些開場白。

Ⅰ

這些演講大致上有兩方面的內容。前4篇主要闡述美學和動機的問題。其餘冠有米爾恩、愛丁頓和史瓦西講座的3篇演講，雖然其部分內容是介紹他們各自的經歷，但也都間接地談到了上述一般問題。特別是在卡爾·史瓦西講座的演講中，主要討論的是廣義相對論的美學基礎，它是前面《美與科學對美的探求》討論的繼續。

Ⅱ

從1946年做《科學家》的演講到1976年做《莎士比亞、牛頓和貝多芬：不同的創造模式》的演講，中間相隔30年。前面我已說過，這是由特殊環境形成的。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科學追求的動機或這種追求的美學基礎，是不值得認真討論的；而且對認真討論這些問題的科學家，他們也往往持懷疑態度，認為不屑一顧。我在1945年大致上也持有這種觀點。但是，D時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哈欽斯（R.A.Hutchins）卻給我寫了一封信，邀請我在他組織的繫列講座中做有關《科學家》的演講，他在信中解釋道：

這次繫列講座的目的是激發大學生的批評能力，使他們了解什麼是YX的工作，引導他們盡力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希望每位演講人談談他自己從事本行工作的體驗，通過闡述其特性、總結其目的以及解釋其技巧，來說明各自工作的價值。

開始，我不大願意接受邀請，因為對這些問題我沒有認真思考過。此外，哈欽斯邀請的其他演講人的名單中還有賴特（F.L.Wright）、勛柏格（A.Schoenberg）、恰卡爾（M.Chagall）、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使我心虛、怯場。想想看，誰看了這張名單不會嚇一跳。但那時我還很年輕，無法抗拒一位大學校長的QW，我隻好硬著頭皮去思考那些我D時還很生疏的問題。

D我再次看40年前我的講稿時，我感到有些話我JT不會說，或者說法有些不同。但我還是把它收進了這本書，因為把1946年的演講與1985年的演講《美與科學對美的探求》放在一起，也許有助於讀者更好地判斷一位科學家對問題的觀點如何隨時間變化。

Ⅲ

從時間順序上看，《科學家》演講之後是1975年《莎士比亞、牛頓和貝多芬：不同的創造模式》的演講。1974年，由於生病我不得不療養了半年，這使我有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可以專心致志地思考一些我從未認真思考過的問題。半年的學習、思考和研究，不僅為我即將做的演講提供了基礎，而且使我對美的敏感性在科學素養中起的作用，產生了持續的興趣。對廣義相對論的數學方面研究得越深入，J越是加強了我的這一興趣。（我應該補充一點，我所發現的新事實或新見解，在我看來並非我的“發現”，而是早J在那兒，我隻不過偶然把它們拾起來罷了。這看來有點奇怪，但這是真的。）

Ⅳ

1975年以來的所有演講中，用來闡述我的觀點的一些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地方出現，但有兩條相互交錯的線索把它們串連起來。一條線索是關於在科學中對美的追求，另一條線索是關於藝術和科學中不同創造模式的起源，這是我在1975年講演中明確提出來的。這兩種創造模式的明顯差異，在我們討論一位藝術家的工作和一位科學家的工作時，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評論一位藝術家時，我們常常把他們的工作區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這種區分一般表示出作家成熟程度和認識深度的不同。但在評論一位科學家時，卻往往不能這樣。對科學家往往是根據他在思想領域或實踐領域做出的一個或幾個發現的重要意義來做出評價。一位科學家Z“重要”的發現往往是他的D一個發現；相反，一位藝術家Z深刻的創造多半是他Z後做出的。這種明顯的差異我至今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Z近，我突然悟出了一點道理，也許有助於認識這種明顯的差異，我不妨簡略地說一下。16世紀和17世紀科學家的目的與現代科學家有明顯的不同。牛頓是Z突出的例子。在大瘟疫時期他避居於家鄉伍爾茲索普，這一期間他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和其他一些定律。大約20年之後，在哈雷的請求下他纔重新寫出開普勒D一定律的推導，但他沒有J此打住，他甚至也不滿意他隨後做的演講《論物體的運動》。不寫WQ部《原理》他是不會罷手的：他寫這本書的速度和連貫性，在人類思想SS真是無與倫比。從現有的認識水平來看，牛頓的拼搏在一個方面給人們以啟迪，那J是他並不急於宣布他的發現；他想完成的研究遠不止這一個發現，他似乎要把他的發現放在整個科學領域之中，而且他認為科學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他有能力建成的整體。在牛頓所處的時代，這種科學觀比較普遍，例如開普勒在給出行星運動定律後，他本可心滿意足，但他卻決定寫一本《新天文學》。伽利略也是如此，他在做出他的一些偉大發現後並沒有停步，他顯然認為他必須寫出《關於兩種XKX的對話》。後來，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繼承了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的這一傳統。

D然啦，如果現在一個正常的人還去刻意模仿牛頓、伽利略和開普勒，別人一定會取笑他，認為他閑著沒事干。但是，這些範例表明，以巨大的視野作為科學的目的在科學SS確實存在過，而現在科學的目的則沒有往日那麼宏大。現在的科學目的逐漸轉向強調改變科學方向的發現上，這種改變也許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與伏打、安培、奧斯特和法拉D名字相聯的一些發現，必然先於麥克斯韋的綜合；它們各自需要不同類型的努力。無論如何，強調“發現”的傾向仍在繼續，而對在科學發現中如何理解取得科學成J的主要因素，則進一步突出和強化了這種傾向。用一個簡單的框架把某人的想像綜合起來，即使在有限的範圍裡，也已經失去了價值。例如，我們不會向愛因斯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發現他的引力定律20年後，他有沒有設想（或感到能夠）寫一本像《原理》那樣的書來闡述廣義相對論。

假如16世紀和17世紀的偉大科學家對科學追求的目的在JR仍然通用，那麼藝術家和科學家在創造模式上的差別，也許J不會出現了。這種看法正確嗎？

我還想補充一點，在確定哪些演講該收進這本集子中時，我與妻子拉莉莎（Lalitha）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她的鋻別能力和毫不遜色的洞見，對本書Z後定稿起了重要作用。我還應該感謝她對我不斷的鼓勵。

S.錢德拉塞卡

1986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