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不確定的年代

一
裡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更準確地說，他第一屆任期所處的20 世紀80 年代前半段，是日美經貿關繫的轉折時期——美國從容忍來自日本的巨額貿易逆差，到通過貿易制裁扼制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進而挑戰日本的產業政策和市場體制。
這一轉變並非美國出於日本在經濟總量上追趕的顧慮（按相對比重計，美國經濟總量自馬歇爾計劃便開始下降）。尼克松1971 年8 月15日黃脫鉤講話不斷升值計價的日本GDP（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增加，於1978 年突破1 （），占美國當年GDP 的比重超過40%，占比達到戰後z高水平；1980年之後，階段性升值，這一比例又逐年下降；在1985 年9 月的廣場會議之再度升值，該比例轉而走高，到1985年底上升到34%，不及1978 年的水平，更沒有到70%（70% 要到19升破80 之後了）。包括本書作者普雷斯托維茨先生在內的一線談判官員和美國產業界人士就美國產業所面臨的威脅不斷發出警示所產生影響的後續結果包括：美國政界和學界對日經貿問題的思想轉變、美國對日本經貿政策的轉變，以及更重要的，美國相應立法的加強，尤其是1988 年出臺、影響至今的綜合貿易法案，有研究者就將該法案視為美國自1934 年對等貿易法案之後的重大轉向。
日美兩國間的經貿摩擦可追溯至20 世紀50 年代後期，恰是美國通過開放本國市場拉動日本經濟增長之初。遲至裡根第一屆任期，兩國間的貿易摩擦多聚焦於日本不斷擴大的對美順差，談判內容是就貿易論貿易、如何通過貿易手段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冷戰及美國政界和學界對本國經濟實力和產業的自信，是決定這種談判格局的主要因素。到20世紀80 年代初，對於不斷上升的對美順差，日方甚至比美方自己更擔心由此在美國國內引發的不滿。這些不滿主要來自美國民間，原因簡單——美國市場上日本商品份額的增加，導致了美國相關產業所在地的鏽帶化擴大、失業加劇。但美國產業工人的不滿，最初並沒有在美國政府那裡帶來他們預期的效果，即便有其代理人——國會議員參與了傳播至今的砸日本電視、汽車等活動。在繼續此前二十多年的談判模式之餘，出於對國內不滿引發的國會保護主義的擔憂，裡根政府希望借助短期見效的手段，降低對外（日）貿易赤字，彙率調整因此被其第二任財政部長詹姆斯· 貝克選中，這迎合了日本的考慮，1985 年9 月22 日的廣場會議應時而生。

二
廣場會議是以貝克和沃爾克為代表的財政金融繫統的努力，他們同本書作者所在的對外經貿繫統幾無交流，兩個繫統針對解決美國對外貿易失衡問題的策略也大相徑庭。廣場會議之前，作者所在經貿繫統的力量已經逐漸加強，並主導了1986 年之後美國的對日經濟政策走向。
普雷斯托維茨早年留學日本，在日本營商多年，並以不同身份同日本政、產、學界打交道，自卡特政府時期即參與美日貿易談判，歷經三屆美國政府，深諳日本文化，是深刻理解東亞模式的美國一線貿易官員代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美國本土，他是著名的知日派，被稱為“日本通”；在日本，他則被視為美國對日經貿政策的“鷹派”，《日本經濟新聞》甚至在頭版稱他為“造成日美經貿關繫緊張的罪魁禍首”。當時，普雷斯托維茨比美國學界、軍方和其他行政官員更清楚美日兩國在國內、國際經貿政策上的巨大差異，即兩國政府在產業發展中角色不同、兩國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不同；清楚這些差異給美國相關產業已經造成和即將造成的巨大威脅；清楚美國對日本不斷攀升的貿易赤字，原因在美國人理解的貿易之外。在他所代表的群體看來，對付日本、免於被日本超越，要做的事情很多，首當為以對等為基礎的政策和貿易關繫、強化美國貿易立法和執法，這是兩國間的制度和體制問題，非一日之策可以解決，廣場會議僅僅是一個政策選項。
這些看法，迎合了美國民間的不滿，同時得到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和摩托羅拉等美國大公司的認同，使普雷斯托維茨會同查莫斯· 約翰遜等另外三位專家一起，被稱為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上的“修正者”，進而成為改變20 世紀80 年代中後期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關鍵力量，也影響了美國後續的政策走向。本書英文原版甫一出版，即登上當年美國《商業周刊》年度十大暢銷書書榜；克林頓入主白宮後，便讓其內閣熟讀本書。本書也有利於理解美國時下為什麼實行強硬的對外貿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