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也能出“貴子”嗎？

“托托，我覺得，我們已經不在堪薩斯了。”

——桃樂茜，《綠野仙蹤》

“別的黑人窮孩子在哪兒呢？”這是記憶中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那時的我，還是一名肥嘟嘟的大一新生，梳著辮子頭，走在阿默斯特學院的校園裡。不一會兒，我就發現自己來到了校園主庭院的中心地帶，站在約翰遜教堂外。草坪剛剛修剪過，看上去很清新，閃著深綠色的微光。那個夜晚，對於我這種邁阿密土生的外來客略有些冷，但初來乍到的新生在四處閑逛，躁動不安地互相問候寒暄，夜晚的空氣中也飄浮著激動。話匣子打開後就再關不上，我被包圍起來。沒費多大工夫，新同學就帶我通過了跨入大學的儀式，15年後，我現在稱之為“破冰對話”——就是發生在你去喫飯或上課的路上，那些短暫且隨意的閑談，以自我介紹為主，仿佛不經意之間，同學們口頭提及一段他們的學業經歷，或者向所有願意聽的人講述他們暑假的消夏旅途。

這些陌生人——我的新同學們——交換著他們夏日玩樂的趣事。有人出國旅行了好幾周，有人在家裡的避暑別墅內辦了酷炫的派對，有人拿到了職業籃球賽的場邊票，還有人接到邀請，觀看電影的私人首映禮，據我所知，都是那些尚未到影院公映檔期的電影。這些孩子多是白人同學，但黑人同學也會插話進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開始講述自己護照印戳背後的精彩故事。班上就有一位黑人同學，漫不經心地提到她曾經坐過私人飛機。我當時就想到自己第一次坐飛機的經歷，其實就發生在數月之前：為了趕上阿默斯特的橄欖球招生行程，我乘坐達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從勞德代爾堡飛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所有人都警告我，使得我非常害怕自己的耳膜會爆裂，於是乎，我，拼命嚼了5塊綠箭薄荷口香糖。我搜腸刮肚，試著想出一個可以讓我加入對話的故事。在我印像中，唯一能稱得上家庭度假的一次，就是全家人駕車沿著95號州際公路，從邁阿密開往我們在佐治亞州的親戚家。這些富家子弟有他們自己版本的夏天，但在我家，夏天僅僅是一個季節而已，是一百天揮之不去的酷熱、潮濕和颶風。當然，還有該死的蚊子。

我被富人包圍了；我在阿默斯特的一些同學是真有錢。阿默斯特的宣傳手冊驕傲地宣稱，約有40%的學生獲得了經濟資助，但我知道，這句話的真意要反過來讀：在這所學校，超過一半的同學來自能賺大錢的家庭，這讓他們壓根沒有資格申請任何經濟資助。但財富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畢竟，我已經知曉了同富人一起上學是什麼樣子。我剛剛從格列佛預科學校（Gulliver Preparatory）完成高中學業，那是一所昂貴的私立中學，就位於邁阿密。雖然我在格列佛隻待了一年，但那一年卻讓我初嘗了未來的滋味，我也因此對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做好了準備，無論在生活上還是學術上。我在格列佛交到了最好的朋友，是他父親說服我開始喫五分熟的漢堡，而不是我們家裡習慣的全熟漢堡，在高中最後一年，他收到了一輛車，還有費用全部付訖的橫穿歐洲背包遊，作為他的畢業禮物。我第一次聽到“青年旅社”這個詞，就是在他們家的西班牙風格的豪宅裡，裡面有兩個家庭活動室，我們當時就坐在較大的那間閑談。

然而，從我在格列佛的經歷，到我在阿默斯特的發現，兩種生活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差異。盡管財富已經不再讓我震驚，但我確實曾因阿默斯特的膚色而感到驚訝。在格列佛，那些富家子弟，開著路虎攬勝車，炫耀著昂貴的度假旅行，都不是黑人。但在阿默斯特，在我的新同學裡，卻有很多富家子是黑人。

我在那天下午的發現，絲毫不差地映照了我多年後的閱讀。我後來成為一名社會學的研究生，在閱讀威廉·鮑恩和德裡克·博克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開創性研究《河流的形狀》時，我又回想起初到阿默斯特的日子。鮑恩和博克發現，在他們所研究的28所精英文理學院和大學（其中既有常春籐盟校，如哥倫比亞大學，又有居於領先位置的公立大學，如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中，大多數的黑人學生都來自高收入家庭。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學們也不例外，有些人是貝恩資本和麥肯錫咨詢公司的公子哥，還有些則是出身梅奧醫學中心和麻省總醫院的富家女。我則不然。我來自邁阿密的椰林區，是一個“贏在起跑線”項目（Head Start）的孩子。2013年，我的故土作為一處破敗之地被《邁阿密先驅報》稱為“被時間遺忘的街區”。我的母親30多年如一日，穿著一件綠色的Polo衫，背後印著“保安”字樣的白色大寫字母，在龐塞德利昂中學的長廊裡巡邏。白天，我大哥穿著他的淡藍色制服，全身布滿了漂白劑的斑點，在我從前的破舊小學裡打掃教室；到了晚上，他還要在南邁阿密醫院裡清掃急診室。

在我轉學到格列佛之前，我同財富最親密的接觸要數奶奶講給我的故事。在她成年後，占據她全部生活的，就是在有錢的白人家裡打掃衛生，主要是醫生和律師家庭。當我的堂兄因非法持有管制藥品而被捕時，奶奶的一位律師雇主代表他出了庭，算作對奶奶20多年家政服務的回饋。奶奶從不八卦雇主的家長裡短，但她間或還是會透露一些瑣事，關於某次昂貴的采購或者某次奢華的家庭旅行。其中一家的父親是一位民航飛行員，他曾邀請奶奶搭乘由他執飛的某次航班去旅行，這樣一來，在登機旅客找位子就座時，奶奶就能聽到雇主通過班機通話繫統傳來的迎客聲。（奶奶壓根就沒去。）然而，即便是這些二手的敘述和沒有回應的邀請，也已是我能接觸到的極限了——於我而言，財富隻不過是一種傳說。聽著我在阿默斯特的同學講述他們的奇遇，仿佛我們坐在奶奶的膝頭聽她講故事一樣遙遠，我早已學會讓自己坦然面對，在一個富有且以白人為主的地盤上，成為少數的黑人窮孩子，從前在格列佛是這樣，如今在阿默斯特也是如此。

那個下午，我匆忙得出的結論是合理的。美國的高等教育是極其不平等的，其階級分化也令人不安。與有錢人家的同齡人相比，窮人家的年輕人，不論族裔為何，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要更低，而其中來自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窮孩子就更沒啥可能了。即便他們能夠上大學，也很少就讀於阿默斯特這樣的學校。在美國的全部本科生中，雖然約有一半學生是其家庭中上大學的第一人——這部分學生又多半出身貧苦背景——但第一代大學生卻不成比例地被分流至社區學院、以賺錢為目的的學院，還有某些更容易被錄取的四年制學院。這些學校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資源匱乏，學生資助稀缺，在讀生流失嚴重。

當然，這種不均衡在精英大學裡卻顛倒過來。學校在錄取時選撥性越強，則它們錄取的苦出身的學生人數就會越少，無論在階級還是種族意義上，都是如此。安東尼·卡耐瓦萊和傑夫·施特羅爾是喬治城大學教育與人力中心的研究人員，通過統計1982年至2006年間的大學生人口數據，他們的研究清楚地記錄下這一現像。在錄取競爭最激烈的大學梯隊裡，如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和斯坦福，來自全國收入分配排位後半段家庭的，隻占全部本科生的14%。而在錄取競爭難度第二梯隊的大學裡，也即諸如狄金森學院、福爾曼大學和斯基德莫爾學院這類大學，同比數據也隻有16%。在兩位學者合作研究時，他們在錄取競爭激烈的分層裡納入了193所學校，在此類大學裡，低收入學生的稀缺，同另一現像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上述兩檔類型的大學裡，來自收入分配排位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的學生，其比例分別為63%和70%。換言之，以經濟收入作為衡量標準，富家子弟已經在全美最好的大學裡占據了三分之二的席次。

來自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國家庭的孩子們到底去哪兒上大學，新的數據提供了一幅更詳細但卻也更令人沮喪的圖景。2017年，經濟學家拉傑·切蒂和他的合作者研究發現，來自收入高居金字塔頂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超出630,0的家庭，與那些年收入30,0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類型家庭的孩子入讀常春籐盟校的可能，比後一類型高出77倍之多。這項研究還做了一個統計，研究者在樣本中納入了共計38所精英院校，包括科爾比學院和巴克內爾大學這樣的地方，結果得出了一個驚人的數據，在這些大學，來自收入居前1%的家庭的學生，其人數之多，超過了來自落在後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的家庭）的學生總數。在科羅拉多學院，這一比率甚至已經高於2:1，而在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經突破了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