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科研資金緊縮,導致資源更多傾斜於實用或實際的成果,以創造能夠帶來即時價值的產品。這樣的大背景下,專攻緊迫的顯著問題是否纔是明智之舉?事實並非如此。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的創始董事、曾幫助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來到美國的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在其經典作品《無用知識的有用性》中描述了一個有關科研的巨大悖論。那些純粹由好奇心驅動而無關應用的對深層問題的探索,往往能催生最偉大的科學發現,帶來zuiju革命性的技術變革。簡單的例子:沒有量子力學,就沒有電腦芯片。
這本小書包含了弗萊克斯納於1939年寫就的那篇永不過時的文章,以及高等研究院現任院長羅貝特·戴克格拉夫的一篇新作。戴克格拉夫在文中指出,弗萊克斯納對“無拘無束地追求無用知識”這一價值觀的捍衛,在當今時代的意義更甚於20世紀初。他講述了在過去的那個世紀裡,基礎研究如何引發了重大變革;解釋了它為何既是創新的先決條件,又是社會和文化變革的第一步。他提出,唯有在自然與人文科學領域真正重視並大力資助由好奇心驅動的“對無用知識的追求”,社會纔能獲得更廣博的智識,纔能在當下和未來實現實質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