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楊蔭杭（1878-1945），字補塘，筆名老圃，又名虎頭，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當時稱“天津中西學堂”），一八九七年轉入南洋公學，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學派送日本留學，卒業早稻田大學。他回國後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緝，籌借了一筆款子，再度出國，先回日本早稻田讀得學位，又赴美留學。我是父親留美回國後出生的，已是第四個女兒。那時候，我父親不復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後做了民國的官，成了衛護“民主法治”的“瘋騎士”：因為他不過做了一個省級的高等審判廳長，為了判處一名殺人的惡霸死刑，堅持司法獨立，和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和督軍頂牛，直到袁世凱把他調任。他在北京不過是京師高等檢察廳長，卻讓一位有貪污巨款之嫌的總長（現稱部長）受到高檢廳傳訊，同時有檢察官到總長私邸搜查證據。許多高官干預無效；司法總長請得大總統訓令，立將高檢長及搜查證據的檢察官給以“停職”處分。《民國演義》上提到這件事，說楊某其實沒錯，隻是官官相護。據我理解，我父親的“立憲夢”，辭官之前早已破滅。
我說“理解”，因為都未經證實。我在父母身邊的時候，對聽到的話不求甚解。有些事隻是傳聞；也有些是父親對我講的，當時似懂非懂，聽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聽父母的談話而領會的。
我母親唐須荽也是無錫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們子女從小到大，沒聽到他們吵過一次架。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裡，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我父母卻無話不談。他們倆同年，一八九八年結婚。當時我父親還是學生。從他們的談話裡可以聽到父親學生時代的舊事。他們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諢名，還經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當時的趣事。不過我們孩子聽了不準發問。“大人說話呢，‘老小’（無錫土話，指小孩子）別插嘴。”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Jeailde La Bruyere）《人性與世態》（Les Caracteres）。他們的話時斷時續，我當時聽了也不甚經心。我的領會，是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而得。我父親辭官後做了律師。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詳細向我母親敘述：為什麼事，牽涉什麼人等等。他們倆一起分析，一起議論。那些案件，都可補充《人性與世態》作為生動的例證。可是我的理解什麼時候開始明確，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歲在北京的時候，家裡有洪的相片，大概是大總統發給每個下屬的。那張照片先掛在客廳暗陬，不久貶入喫飯間。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筆字：“補塘檢察長”。我常搬個凳子，跪在凳上仔細端詳。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親，怎麼又寫著我父親的名字？我始終沒敢發問，怕問了惹笑或招罵，我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明白：落款不是標簽，也不知什麼時候知道那洪。可是我拿穩自己的理解沒錯。
我曾問父親：“爸爸，你小時候是怎麼樣的？”父親說：“就和普通孩子一樣。”可是我叮著問，他就找出二寸來長一隻陶制青底藍花的小靴子給我，說小時候坐在他爺爺膝上，他爺爺常給他剝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時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個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過一個小地方的小官。兩代都是窮書生，都是小窮官。我祖父病重還鄉，下船後不及到家便咽了氣。家裡有上代傳下的住宅，但沒有田產。我父親上學全靠考試選撥而得的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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