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談亞妮：
一天，因腿部燙傷引發感染以及肝病，（接受批鬥的）我被允許去醫院就診。放心不下幾個孩子，我偷偷回家一趟。東西院之間的明堂中，坐了五六個女孩子，在手編草帽。兩個半人高的大木桶，深醬色的水裡浸泡著旱草。其中一個女孩叫了聲“阿爸”，竟是亞妮。編草帽是D時底層家庭一種糊口的活計，很苦。我過去一看，她稚嫩的小手，已經因為在水裡不斷浸泡和長時間編織而紅腫，兩拇指在滲血。我一把拽起她，她卻甩了我的手，兩眼直視著我，淡然，無話。我扭頭回家，沒再回頭。
其實，亞妮並不是一個志向高遠的爭強者，她遷就，忍讓，溫弱，且隨遇而安。
蘇裡這個亦師亦父的老導演，一直全心呵護和扶持他zui後的弟子。我認為，亞妮zui終擇選的這條道，以及後來用近十年的心血和所有，去記錄一群盲藝人的生活，去俯拾非遺傳承的散落，去關注人文精神的生態——沉下去，並不抱浮上來馳騁藝術舞臺的騏驥之想……隻是走過去，心無旁騖地做一件良心事，多半源自這位老導演。D然，還有她無法選擇的家庭，及其這個家庭昔日強加給她的苦難。
一根牽連命運的錨
新千年“新春老新聞茶話會”上，寧波市的“老新聞”幾乎全部到場。一位老同事走到我跟前，認真地說：“你該寫寫亞妮。”我有點發愣，不知他此話何意。或許是由於我是寧波市記協老新聞工作委員會的主任，是聚會的主角？抑或亞妮也圈在“老新聞”之列？可她還沒“老”到可以“寫寫”的地步。我D時本能地一味揮手，此事就過去了。
一晃六年。
鼕日一個凌晨，出去鍛煉，不慎滑倒骨折，做了鋼架支撐手術。那一段時間，成了我此生與女兒亞妮相聚zui多的日子。尤其D麻藥過後劇痛襲來，女兒在病床前會講各種各樣她經歷的故事，以分散我的注意力。有些故事又會引出她過往陸續講過的、讓我頗覺稀奇的人和事的記憶。那些人和事，大多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大多發生在崇山險壑的原住民區域，大多傳奇，大多由亞妮百般艱辛地記錄，在浙江衛視的“亞妮專訪”欄目裡播出。
我出院那天，亞妮離家。
她去拍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其實是她從2002年就開始跟蹤拍攝的一部長紀錄片的延伸。那部紀錄片，講述一支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為八路軍諜戰服務、七十多年又口口傳承著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山裡人稱作沒眼人的一群流浪盲藝人的故事；那部延伸的電影，講述那支隊伍與一個盲人家庭兩代人之間的生死恩愛。為此，她要進太行山，要跟沒眼人的隊伍流浪一段時間，完成電影的編劇。
那天，那位老同事的話回來了。
那天，我想到我與女兒的時日不會太長。
那天，我決定寫寫女兒，寫寫亞妮。
1975年，身為“D權派”而一直接受審查的我，終於被“解放”，回到市委辦公室工作。
地委辦公室分給市委一臺黑白電視機，放在資料室裡，常在晚上接收開辦不久的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節目，電視信號是由寧波電臺設在華僑飯店樓上的微波臺轉來的。那時，市區機關和個人擁有這種小型黑白電視機，合起來也不過十幾臺。正好落實政策，補了一筆錢，我WY的想法，就是給孩子們買一臺看。
那時，電視機要憑僑彙券纔能購買，也就是你得是華僑。我家隔壁住著一戶有海外關繫的人家，外甥女婿姓陳，聽說後，二話不說，就把幾張券塞到我手裡。
那個夏天，亞妮十七歲。
那個夏天特別熱。一天下午，知了不停地叫著。她媽媽滿頭大汗地抱回來一個紙板箱，他們兄妹四人興奮地圍過去，哥哥大叫：“電視機！”沒等妹妹們張著的鯽魚嘴喊出話來，媽媽“噓”的一聲制止了一場“張揚”，在左鄰右舍中，電視機可是個稀罕物。
那是臺九吋黑白電視機，飛躍牌，四四方方的，和市委辦公室的一樣。“飛躍”一到，五鬥櫥中央放著的“紅燈”牌收音機，就隻好退居二線。
整個下午，兄妹四人圍著電視機轉個不停，亞妮不時盯著家裡那架紅木自鳴鐘，等著夜來。
大院及周圍住了幾十戶人家。晚飯後，她媽媽讓哥哥把電視機搬到院子裡。亞妮和妹妹們也忙得滿頭大汗，竹椅子，長板凳，能坐的都搬出來，排成幾列。
天將黑時，鄰居陸續到來。有人選好座位，兩腳一架，等戲開場；有人寒暄兩句一頭扎在電視機旁研究“西洋鏡”。後來的幾家，落座前還少不了你推我讓一番，她媽媽指定的座位時常無效。站的、坐的、蹲的，鬧哄哄像煞農村露天電影開場。
她媽媽向來重禮俗，把老人請到DI一排，他們兄妹四個被安排在zui後，我也站在zui後。人越來越多，透過黑黝黝的人頭，電視機越變越小。一個阿姨把亞妮拽到前排，又被她媽一句話喚了回來。zui後，她哥哥很有風度地讓出自己的小板凳叫亞妮站上去，纔勉強讓她的小腦袋浮上來。
電視機一直閃著雪花點。大院裡一個姓丁的中年男人，曾是電臺“一號男播”，好歹與“電”有點關繫，理所D然地由他擺弄這個時髦東西，旁邊站著七嘴八舌的指導者。
幾十人獃頭鵝一般等了許久，D有了聲音和圖像的時候，節目好像已演了一半。
那個夜晚，盡管電視機的畫面傳到亞妮眼前已經模模糊糊，但幾個小時裡，她一直站著，小腦袋一直伸著，竟連手上驅趕蚊子的芭蕉扇也忘了撲扇。電視演完，腿上被咬得紅腫一片。電視演什麼，估計亞妮已記不得了，但無論如何，這是她DI一次對那個神奇的東西有了朦矓的憧憬。我感覺，於冥冥中，一根牽連命運的錨，從時間的這一頭悄然撥起。命運之錨，何時拋落另一頭，往下講。
我可以愛，也可以不愛！
《點燃朝霞的人》是亞妮演藝生涯的zui後一部戲，太行山似乎是她職業漂泊的zui後一站。但這個結束，很詭譎，很天意，那就是，它為二十二年後一部電影埋下了緣，那部電影就是《沒眼人》。
拍完《點燃朝霞的人》，亞妮做了蘇裡和嚴恭的關門弟子。D蘇裡出山拍電視劇《槍口》和《特區的兵》，亞妮擔任他的執行導演。那年初鼕，亞妮因《特區的兵》在廈門鼓浪嶼八連軍營體驗生活，同時為劇本分鏡頭。《特區的兵》講述一支英雄連隊在特區建設中，以忠誠、文明、親和的融入，被譽為“特區衛士好八連”的故事。這是她1次直接下部隊生活。連部有個小二樓，亞妮的住房在二樓zui後一間。報到DI一天，一進屋子，沒站穩腳，就聽見門口一聲響亮的“報告”，一個十八九歲的戰士端著一臉盆水站著，是連部派來的勤務兵。亞妮招了手，靦腆的勤務兵纔進來。臉盆忘了放，仍站得筆挺，問1長需要什麼。亞妮說，你不用叫1長。勤務兵改口阿姨。亞妮又說，我纔大你幾歲，阿姨？勤務兵就端著水發愣。亞妮過去接過水：“直接叫亞妮，以後也別端水，告訴我水房在哪兒就行。”勤務兵手一指，她的窗戶對著一片大操場，操場盡頭一排平房，那是水房加食堂。勤務兵漲紅著臉，不知所措，亞妮就跟他聊天。聊來聊去，放松了，他河北老家有倆姐，於是就順口叫了姐。後來，倆人親得一塌糊塗。
每天天沒亮，起床號就清脆嘹亮地響起。操練，喫飯，各種軍號不絕於耳，亞妮進入嚴謹的軍訓狀態。每天三頓飯，都要穿過操場，一個窈窕淑女，尾隨一個朗朗少年，一操場的兵都興高采烈轉著頭注目。恰巧，時任全國婦聯主席的鄧穎超視察八連，聽說有個小導演在執導《特區的兵》，便想見見。11月27日10點，在鼓浪嶼賓館，鄧穎超與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一道接見了亞妮，詢問電視劇的籌備情形，並作了指示和鼓勵，她與小導演交談甚歡。
一個多月後，亞妮離開八連，隨劇組出外景。勤務兵寫信來，說八連的操場好像少了什麼，軍號好像也沒她在的時候威武了，一操場的兵，時時會望向那座小二樓……亞妮一直保留著那個勤務兵很多年的來信，包括他復員、回家、相親到結婚，儼然就是一個弟，後話。《特區的兵》一殺青，亞妮D天晚上給我電話，說決定調往福州軍區，軍區有關1長亦已同意。什麼意思？她媽媽如墜五裡霧中。要入伍了？我倒高興，盡管這個“行”改得有點唐突，去部隊我還是認可的。又一道天光開啟，但電視臺就有點火了。一個新調來的文藝部女主任，是她的1；CY=CY頭上司，上任三把火，DI一把火就燒到福州，一紙公文，勒令她在借用合同期滿後即刻回臺，不然作開除處理。開除？入伍？必須迅速擇選，她zui終妥協，回到臺裡。
時光到了1985年。
亞妮身邊出現了另一個帥哥。這是一個警察，追她近乎瘋狂，亞妮走哪他跟哪，關心呵護到無微不至……zui後，人家把槍拍在她面前，要她表態。要說同意，她真心不愛；若說不同意，人家拿性命威逼。簡直就是一出驚悚劇。面對如此窘境，這個簡單慣了的寧波小娘，一干脆，結婚了。
得到她結婚的消息時，她已在北京安了家，跟央視的那位男友。她媽媽始終反對這門婚姻，尤其擔心兩地分居的後患。但我們都了解此女的脾性，邁出任何一步，一定有她的理由。
這年臨近年關，亞妮在家休息。蘇裡特地從長春趕來與我們相聚，住在與我家一牆之隔的寧波華僑飯店。那天上午我與亞妮一道去會他，他一見亞妮就如慈父般叫著“閨女”，眼裡滿是慈愛。
在家裡喫飯時，蘇裡提到，亞妮的藝術天賦難得，要讓她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繫。我陪他遊覽了寧波的一些名勝，其間多半也是談亞妮的發展。我纔知曉，這位老導演是專程來做我的工作的。
1986年春天，亞妮忽然背著一個大包回到家裡，說她已經向臺裡請了長假，要在家裡閉門復習功課，秋季去考北京廣播學院。我們D然高興，問她是臺裡保送嗎？她說，不是，全靠硬踫硬去考。這下我們緊張了，心裡發怵。憑她在戲校完成的高中，去考一流的大學？趕緊四處給她請數學、英語和地理輔導老師。
從春節過後開始，亞妮每天足不出戶，埋在房裡堆積如山的高考書籍裡，一門一門地硬啃。困了，為了提神她就喝茶水，茶水不夠勁，就喝咖啡，以至後來見了咖啡就想吐。沒多久，干脆上了專業的高復班。
三個多月後，她離家去參加入學考試的那天，家裡人都祝願她魁星高中，她媽媽還按照寧波的風俗，燒了兩隻紅色蛋給她送行。
一個月後，傳來消息，她數學分僅有十七分，但英語得了高分，作文和地理幾乎滿分，zui後以浙江考區zui高分被北京廣播學院導演專業錄取。亞妮回來那天，她媽媽燒了滿桌的菜，一條鯉魚放在中間，上面還扎了條紅絲帶，我老家的習俗，寓意跳龍門之喜慶。
此時，電視臺文藝部已經換了男主任，叫範平，非常看好亞妮，就跟她達成協議：帶薪上學，畢業後回臺。亞妮沒想到有這般好事，成交。
亞妮考上的這個班有個特點，因為有很多少數民族的同學，便很活躍。開學那天，在禮堂逐一自我介紹，藝術活兒一波接一波神顯。zui後輪到亞妮，她茫然四顧，然後點點頭，撥開同學，一個空翻，站定，就像體操比賽，一拍手上的灰：“我隻會這個。”同學大眼小眼瞪齊。
大學畢業這一年，對亞妮來說，是面臨生活和事業雙重選擇的一道坎。
丈夫要她留北京，為她爭取到央視的一個編制；部主任趕去北京要她回臺，且為她所學鋪設了平臺。央視D時隻有磁帶庫管理員的職位，那就是，磁帶管理員或離婚之間選一，也就是，家庭和事業理想，不容你腳踏兩隻船，你得在很短時間內定奪。她的難處，我們都不知曉，她從不給父母添堵。回家，淡然告訴我，她離婚了。離婚那天，兩人還專門去北京的莫斯科餐廳喫飯，平和友善，相互禮讓，根本沒有財產分割一說。她媽媽問一百句，她隨意一句：“我可以愛，也可以不愛，不要復雜就好。”對亞妮來說，婚姻就像向日葵，光亮裡開放，日落時低頭，但不凋謝，在等果子的飽滿，在等又一輪陽光的輪回，暖或不暖，問心就好。
兩年後，亞妮在哈爾濱撫養的女兒來到了寧波。一直到十七歲去美國，這孩子始終跟父母感情篤深。亞妮希望孩子有健全的情感環境，所以從小，每每寒暑假，女兒脖子上掛著送、接雙方的地址和電話牌子，由飛機“托飛”至北京或哈爾濱。這種鍛煉，也為她日後硬朗地遠行美國打下了基礎。女兒也遺傳了亞妮純淨、D立、孝順的秉性。去美國前的高中階段，她每周五坐大巴到杭州，兩天在“新通留學”補習托福，她媽媽基本不在。在此期間，她常常擠時間幫媽媽打掃好衛生，清洗干淨冰箱，采購食品將它裝滿，留下字條，周日坐大巴回寧波繼續上學。沒有埋怨、矯情，覺得媽媽不容易，自己做就好。去美國那天，她媽媽從太行山電影拍攝現場趕到浦東機場，幾句話就分手了。看著女兒笑盈盈走向機艙，那麼小，碩大的背包幾乎遮蔽了身體，亞妮再也忍不住了——等女兒回頭，媽媽已經轉身，因為落淚如雨。女兒站在艙門外的甬道上，衝媽媽背影擺擺手，就此孤身異國八年。
在美國求學，一到寒暑假，孩子一定回來，因為外婆外公身邊隻有她。回去，總是幫外婆買齊全日用品，瓶子上用簽字筆寫上大字，怕上年紀的外婆用錯東西，然後背起行囊松然辭行，絕無“十八相送”之場景。大學畢業，打電話給她媽媽，問有否時間出席她的畢業典禮。“亞妮專訪”每周播出，亞妮滿天飛，沒時間去，孩子也由衷說一句：“沒關繫。”碩士畢業，她媽媽還是沒時間去，孩子依然安慰媽媽：“沒關繫。”這都是後話。
也是從那年起，蘇裡便與我們家音訊不斷。2002年他再婚，帶著妻子從長春來寧波，兩家幾近親戚。直到過世，這個亦師亦父的老導演，一直全心呵護和扶持他zui後的弟子。我認為，亞妮zui終擇選的這條道，以及後來用近十年的心血和所有，去記錄一群盲藝人的生活，去俯拾非遺傳承的散落，去關注人文精神的生態——沉下去，並不抱浮上來馳騁舞臺的騏驥之想……隻是走過去，心無旁騖地做一件良心事，多半源自這位老導演。D然，還有她無法選擇的家庭，及其這個家庭昔日強加給她的苦難。
1992年，又一部中日合作的紀錄片《魯迅與籐野》在日本開拍，亞妮再次擔綱中方主持人。此次對中方主持人要求甚高，許多場景沒有文稿，完全憑主持者的歷史知識和臨場語言駕馭能力與日方著名男主持現場即興敘述。亞妮有相D好的閱讀積累，文筆表達功底也頗為厚實，這跟大量的閱讀和自修有關。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我就每月給她列出遞進式書單，閱畢必須寫閱後感交我批改，一直到她離開寧波。她的表現可以預期。不出意料，《魯迅與籐野》主持得非常出色，節目播出後在日本大受贊譽。浙江電視臺很快為她開出一檔名為《藝苑百花》的節目，這也是該臺建臺以來1檔主持人串聯的綜藝欄目。
從此欄目起，亞妮開始了采編播合一的主持人生涯，浙江衛視成為寧波小娘的終身職業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