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紹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為學界領袖，卻J為儉樸平易。每次外出所帶行李有二：鋪蓋袋、手提箱各一。箱內除換洗衣物，便是書籍文培左腳動過手術，行走不便，卻從不讓人幫扶。每次外出，姜紹謨都想為先生整理行囊，但D他走進先生屋裡，總是見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著他呢。姜紹謨記得，那次從像山搭乘小漁船去福州，風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間顛簸，時時都有翻船的危險。先生卻J為鎮定，風浪略小時，見姜紹謨暈船嘔吐不止，蜷臥船角，便講起“《蘇報》案”屈死於獄中的鄒容，講起徐錫麟、秋瑾舍生取義，講到動情處，仰天長嘯，哭聲直衝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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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鴛鴦蝴蝶派”，並不像語絲派、新月派及創造社那樣有組織，有文學綱領，有社團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組成小團體，出版刊物，也沒有明確的組織綱領或者繫統理論，甚至連名稱都沒有。這個小說流派是由無數創作個體構成的D特文學景觀。鋻於他們對文學的D特貢獻，理應在現代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沒有得到客觀的歷史評價，甚至他們那被人冠上的“香艷”、充滿鄙視的“鴛鴦蝴蝶”之名，都沒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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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以“犀利的影射性敘事，彰顯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內容涉及梅蘭芳早年的私寓經歷。私寓又稱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貴婦包養。D時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賦詩宴遊。私寓是D時梨園風俗。自民國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雖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但畢竟是伶人zui傷痛、zui無尊嚴、zui不願人提及的經歷。故受到廣大梅迷們的聲討，釀成軒然大波。以致連載《梅蘭芳》的京師《國華報》被勒令停刊。為此，穆儒丐便與梅迷們結下宿怨，從此寫文著書，更肆無忌憚地攻擊梅蘭芳。其《選舉伶王記》，變本加厲地揭梅老板的老底，還影射了力捧梅蘭芳的齊如山。因梅迷勢力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擠，報館也不敢再聘用他，隻能出關遠走東北。他在完成了《梅蘭芳》全書後，交給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時報出版社出版。梅迷聞之，即買斷小說，然後銷毀，故《梅蘭芳》一書存世J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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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鵑還寫了不少提倡孝道、贊譽節烈的小說，在文壇引起爭議。他的《父子》，寫父親被撞，失血過多，品學兼優的兒子獻血救父，父親活了，兒子卻死了。不想鄭振鐸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評道：“周瘦鵑腦筋裡竟還盤踞著這種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諦（鄭振鐸）先生的信》中，則從醫學角度，指出“周瘦鵑對於輸血法也好像沒有充分的知識”，“惹人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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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讀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達夫的日記，你會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達夫，他的行為和精神狀態與包天笑筆下的人物也頗為相似，如為了愛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聽妓女唱戲”，“喝醉了，就上馬路上打野雞（妓女） ”，“去燕子窩吸鴉片”（1927年郁達夫《日記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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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給胡適的信中也說，“兄西遊後，政治思想頗多變更，在各處通訊中所見兄之議論，弟贊成甚多”。又說“俄國革命對於舊式之社會雖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輩亦不能見其力大而即以為是”。徐志摩對胡適贊揚蘇聯頗不以為然，他在回胡適的信中，先調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個鮑雪微兒（布爾什維克）。”然後駁斥胡適肯定蘇聯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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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子與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於周建人D自離開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開始芳子以身懷六甲為由，不隨丈夫到上海。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親，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過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願離開姐姐的細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過一切由自己操辦的苦日子，仍不答應丈夫的請求。等兄弟反目，魯迅搬出八道灣在西三條另購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親。魯迅搬出已顯空落的八道灣，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兒還寄人籬下，由二哥二嫂照顧。過丈夫出門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兒在膝前打鬧，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簡單：中國不是有句古詩嗎，隻要兩情相悅，又何必朝朝暮暮長相廝守。於是說，夫婿，我從日本搬到紹興，又從紹興換到北京，如今再讓我去上海，我不願折騰了，有婆婆照顧，有姐姐、姐夫幫助陪伴，這樣的日子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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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郭沫若以筆名麥克昂在《創造月刊》上發表《英雄樹》一文，1次提出要創作“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便是一例。這種錯誤的文學觀，導致將魯迅D作主要批判對像，以魯迅為犧牲來祭“無產階級”的帥旗。錢杏邨寫《死去了的阿Q時代》，說魯迅的文學創作，“是濫廢的無意義和類似消遣的依附於資產階級的濫廢的文學”。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則認定魯迅是“封建餘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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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史》出版後，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譯者署名有點搞怪，為“東洋鬼”。
嗚呼，連日本都發現了《革命外史》的價值，而在上海，在國內一直被忽略、被遺漏、被輕慢，直到D下，中國文學史仍不正眼相視，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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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秋天，剛從法國到上海暫住的陳學昭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說：“我DI一次回國，留滬的二三個月間，我寓在瀋雁冰夫人處。”茅盾家的後門，斜對著魯迅家前門。那時，魯迅與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裡。魯迅家開飯比茅盾家早，有時魯迅家已開飯了，常到魯迅家玩的陳學昭，還在與魯迅、周建人聊天，這時總會見到對門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門朝這邊打招呼，王蘊如見到就會在後門喊：“陳先生喫飯去。”陳學昭這纔回到茅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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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葉聖陶正潛心醞釀《倪煥之》之時，創造社自詡革命家的馮乃超在《文化批判》DI一號（1928年1月）上，寫了一篇題為“藝術與社會生活”的評論。文中對葉聖陶的文學創作，作了這樣的判斷：葉聖陶“他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典型的厭世家”。
葉聖陶不以為然，也不與之爭論，而是將自己的一本小說集取名“未厭集”，並為該集寫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題記。題記說：“有人說我是厭世家，自家檢察過後，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殺，這個世如何能厭？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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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過昔日上海大學同學丁玲的介紹，與胡也頻、瀋從文、馮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結識。這是“京派”作家與“海派”詩人的DI一次晤面。年輕的作家們不會想到，他們已逐漸以急進的步法，登上中國文壇的大舞臺，並將攪掀起波瀾。他們更未料到，作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後會被政治和文化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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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與魯迅的直接衝突，發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為了編《奔流》，魯迅和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爭執。據魯迅方面介紹，矛盾由來是這樣的：《奔流》和“北新”的關繫，原是魯迅選稿並編輯，“北新”退稿並酌送稿費。後來方知，李小峰並未這樣執行。為此魯迅辭去編輯責任。後經中間人調解，乃約定先將稿費送到魯迅處，由他寄出。後來又發生該付給作者孫用的稿費，李小峰仍未寄出（見1929年11月25日魯迅致孫用信）的事件。
魯迅編《奔流》第四期時，“又不再編下去”。而“北新近來非常麻木，我開去的稿費，總久不付，寫信去催去問，也不復”。這是魯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韋叢蕪的信中的話。還說，“投稿者多是窮的，往往直接來問我，或發牢騷，使我不勝其苦，許多生命，銷磨於無代價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書局總對魯迅說窮，魯迅自然不信，因魯迅聽人說“他們將現錢搬出去開紗廠去了，一面又學了上海流氓書店的壞樣，對作者刻薄起來”。
此外，北新書局還欠了魯迅不少版稅，多次催索，也無結果，魯迅決定請律師打官司，靠法律解決了。魯迅8月17日致章廷謙的信中說：“老板原在上海，但說話不算數，寄信不回答，愈來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請了一位律師，給他們開了一點玩笑。”“老板今天來訪我，然已無及，因為我的箭已經發射出了。”
那時，潘梓年也是北新股東，用種種方法罵魯迅。見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軟了下來，隻能讓步，於是8月28日到魯迅家賠了後，又在南雲樓設酒宴，請魯迅、林語堂喫飯，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間杯酒言歡，魯迅與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卻與林語堂發生了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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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29年秋，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引發的那場有關“革命文學”的大論爭。太陽社及創造社以激進的姿態，宣揚文學的本質就是“階級意欲和經驗”的形像化組織，無產階級文學也就等於無產階級“意欲和經驗”的組織（《蘇聯“無產階級文藝派”爭論資料》）。
這就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畫上了等號，使文學淪為宣傳的工具，徹底拋棄了文學遺產，以政治批評取代文學批評，唯我D尊，對廣大作家大肆撻伐。他們1先拿魯迅、茅盾等開刀祭旗，特別對魯迅進行“總的清算”。認定他的阿Q時代已經過去，其作品已失去“現代意味”，“隻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義和團暴動時代的思想”，認為魯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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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真正“干政治”，是一任家的聚會上，對剛從北平回滬的胡適提出的。那時，胡適正在北平籌辦政論性刊物《D立評論》。“干政治”的具體內容林語堂並沒有說清。一個一心做學問，不太過問政治的學者，能提出“干政治”，證明在D時的中國，已不能安放一張青燈古卷的書桌了，林語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尋味之舉。
胡適與林語堂的友誼自1918年始，直到他們生命的終點。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適對林語堂的器重，林語堂對新文學運動的旗手胡適的景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見和觀念，鑄就了他們成為沒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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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勸你》是冰心以詩的形式，表達了她對徐志摩與林徽因婚外戀的不認同，警告了林徽因，譴責了徐志摩。後來冰心又在與梁實秋的通信中繼續表達他對徐志摩的指責：“志摩死了，利用聰明，在一場不人道不光明的行為之下，仍得到社會一班人的歡迎的人，得到一個歸宿了！”（梁實秋《憶冰心》）
《我勸你》甫一發表，瀋從文便很不自在。瀋從文對冰心的說教很不以為然，便用“教婆”譏諷冰心。從中，又讓我們看到瀋從文也沒有擺脫男性中心視野下對女性的輕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給徐志摩的zui後一封信中，表現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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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上海的中國通日本人內山完造，設宴招待他的老鄉、日本作家籐森成吉，又請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左聯成員作陪。田漢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興奮，席間他大談與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魯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現本色。聽不耐煩，索性站起離席，小聲對夏衍說：“看來又要唱戲了。”田漢與谷崎潤一郎的確關繫不一般，田漢在日本留學時，受谷崎的虐戀小說影響較大。1927年，田漢重訪日本時，谷崎熱情地款待過他，曾有放縱的夜宴遊。後來田漢回憶此夜宴時，還津津樂道：“日飲道頓，夜宿抵園，在‘酒’與‘女人’中間我忘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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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魯迅與邵洵美從圍繞“捐班”詩人和“富家婿”的爭論，轉向“文學謾罵”和“人言”事件展開新的筆墨交鋒。
先是邵洵美月1日，在《十日談》“新年特輯”上發表《新罪惡》，把魯、邵間的文事糾葛公布於眾，並批評魯迅是“謾罵家”。
邵洵美此篇文章，說政界文壇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霧，文壇定也充斥著妖氣。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評魯迅，這在D時文壇，也並不多見。
魯迅自然要針鋒相對，1月22日，他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漫罵》（收入《花邊文學》）回擊。
二人筆墨刀劍交鋒，比起魯迅的強烈表達，邵洵美的反應卻頗為平淡。尤其讓魯迅惱怒的是，邵洵美對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諷，對他翻譯方面的輕蔑，用的是J為平靜的口吻。比起太陽社、創造社諸公的粗暴簡單的批評，顯得老辣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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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郁達夫到北京，找到梁實秋，提出要訪圓明園遺址。出清華校門口不遠，即圓明園遺址。梁實秋引導郁達夫遊了廢園。但接下來要求帶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裡的四等窯子，讓梁實秋驚駭得目瞪口獃。梁實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況那時他還是個不懂風塵的年輕學子。拂了郁達夫的面，並從此在心裡扎起與創造社成員的心理藩籬，太自然不過。郁達夫是個坦白的人，從不隱晦自己和墮落，連他自己也說，“民國十三四年，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裡”（《志摩在回憶裡》）。問題是，從此郁達夫便對梁實秋心懷怨恨，埋下仇視的種子。二人由文友變成了宿敵。郁達夫寫《文人手淫》便是這種狀態的產物。梁實秋D然也多次反擊，著文揭其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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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不僅重友情，還講道義。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與陸小曼的訂婚典禮上，以及是年陰歷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陸在北海由胡適做介紹人、梁啟超做證婚人的結婚大禮上，作為老師的梁啟超，都對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給予很嚴厲的批評甚至責罵，令滿堂親友目瞪口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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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年初，馮雪峰奉命調任左聯黨團書記時，認識了瞿秋白，並爭取他參加了左聯領導工作。其時，肝病發作的瞿秋白在上海過著居無定所的亡命生活，臨時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園路樹德裡的寓所裡。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書，DI一次見到來茅盾家送《前哨》創刊號的馮雪峰。瞿秋白讀完創刊號上魯迅的文章，很興奮，並即興談了對文章的深刻、精闢的見解。又幾天，在茅盾寓所，瞿、馮二人再次相會，瞿秋白向馮雪峰表示“借此次休養機會，翻譯一些蘇聯文學作品”，並說想從事文學活動。馮雪峰向魯迅反映了瞿秋白的願望，魯迅說，“我們抓住他”（《回憶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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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雪峰之見D時文化名人魯迅，既沒有一臉堆笑，唯唯諾諾，誠惶誠恐，也無扞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說事，從容自然。這引起魯迅的好感。
1929年2月，柔石幫馮雪峰在景雲裡找到了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樓，因茅盾已避難日本，三樓就空出來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馮雪峰就搬了進去。孔德沚見馮雪峰衣著簡樸，就免收房租，讓他住在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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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施蟄存的筆戰中，《十日談》以漫畫攻擊，曹聚仁站到魯迅一邊，利用《濤聲》這一陣地，聲援了魯迅。施蟄存發表反擊魯迅的文章《〈莊子〉與〈文選〉之後》，盡管施蟄存此文心平氣和地講了他推薦二書的經過和道理，甚至zui後說：“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並不是為我而寫的。”魯迅還是再以兩篇宏文《“感舊”以後（上）》和《“感舊”以後（下）》，發表在《申報·自由談》上，還以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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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培的領導下，雖經費拮據，內戰破壞，還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歷史語言研究所，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在河南安陽小宅村，發現並發掘了震驚世界的殷培雖未親臨現場，但給D地軍政大員多次寫信，纔使兵亂沒有殃及考古發掘現場。結果發現大量殷代甲骨卜辭和青銅器，將中國古代史，向前推進了上千年。此奇跡，標志著中國近代考古科學的誕生。該發掘主持人培慧眼所識的李濟。1924年在山西發掘仰韶文化遺址的也是他。
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長江下遊廬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紀冰川流行的證據。李四光在北京大學任地質繫主任時，發表了《中國北部之蜒科》，獲伯明翰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培請他到中央研究院，成為地質研究所創始人。他的《冰期之廬山》，在國內外獲很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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