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教父”面面觀（代序）
1997年創辦《中國經濟季刊》（CEQ）的史塔威爾，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亞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從事新聞工作。90年代，他替《經濟學人》的商情部門（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簡稱EIU）寫過大約十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小冊子，算是“中國通”。2002年他的《中國熱》（China Dream的臺灣譯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國市場信息書刊多如牛毛的書市，足見該書言之有物，大受市場歡迎。史塔威爾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亦頗有可觀，書的原名令人以為集中“揭發”香港“教父”的種種，其實不然，因為對新馬泰印（尼）菲的著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題之前，必須指出作者強調讀者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他不過借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家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壇天地線之巨賈，對於“教父”的稱謂，史塔威爾要讀者不可當真。本書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隻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合謀牟利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縱價格、避免競爭、圍標政府合約，並千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大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因此必須加上引號，以示指的是對權勢炙手可熱的商業大亨，與黑社會教父完全不同。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隻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繫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Tommy， 原名Hutomo Mandala Putra，1962-），其行徑與西西裡黑手黨教父無異，他於2000年（乃父於1998年下臺）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產（欠印尼央行十）及非法侵占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志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於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大體而言，史塔威爾細說中國香港地區及東南亞諸國大亨發跡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本來並無什麼可寫處，然而，史塔威爾的功力在從中梳理出他們發跡的脈絡及發跡後的“生活規律”，絲絲入扣、合情合理，這便非等閑之輩所能辦，因而必須特為介紹。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隻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這種發展模式，和戰後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進行經濟改革、保持商業競爭，進而形成社會財富分配較公平，同時鼓勵了科研及人文發展，大為不同。非常明顯，從經濟成長及社會發展觀點看，日、韓及中國臺灣地區走的纔是正途。
因為這種緣故，亞洲地區的經濟離全面自由甚遠。香港多年來被“選”為世界自由地區，特別是經濟學自由學派大旗手、已故的弗裡德曼一再作此強調，令香港與自由畫上等號，對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為在實際商業運作上，許多重要行業都受管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獨生意”，一般商人甚難加入，市場基本上不自由，而這正是推動市場自由化的“亞洲共同市場”在亞盟多年努力後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爾書中對亞洲“教父”的剖析，新發現的事實不多，卻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讀者注意。其中比較突出亦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們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他就此訪問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王氏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這句話揭穿了眾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了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衝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職）業成功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繫，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至於那些有賺錢稟賦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產，隻要娶個有錢有勢的妻子，便等於獲得向上爬的社會梯階、奠下良好的“商業基礎”；這類富翁數之不盡，史塔威爾順手舉出的便有李嘉誠、鄭裕肜、董浩雲、吳光正和蘇海文……泰國的逃亡總理他信在位時常說他生於窮鄉僻壤，少年過得甚苦，其實是“大話西遊”，他出身清邁大戶，乃父為政府委任的地方稅款“包收人”（tax farmer），累積相當財富後從事泰絲、財務、建築及地產發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夠進名校接受佳教育，後入軍校，與將軍的女兒結婚，自此平步青雲、事業遂順，商而優則仕。20世紀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飛黃騰達……有個有錢父親，當然財星入庫、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組結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幾乎毫無例外，“教父”們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絕對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當然是因他們的能干與精明及有“叱咤風雲”個性而獲致，唯不可忽略的是，這與他們在生時緊緊擁抱財權不放有不可分割的關繫；去年取消遺產稅，香港豪富再無後顧之憂，因此會做得更徹底。攤開上市公司年報，巨賈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權真是“無足輕重”；史塔威爾以新加坡大地主（約占該國四分之一的物業市場）黃廷方為例，今年77歲的黃氏至今仍持有過半數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長子黃志祥（羅撥仔）五十開外、白發蒼蒼，是官地拍賣場的常客，為信和置業及尖沙咀置業的名義“話事人”，然而隻分別持有這兩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權；雖然在“父傳子”的傳統根深蒂固的華人社會，兒子--特別是大兒子是財產合法甚至一繼承人，然而，老人家謝世後冒出若干庶出子女爭產的事，時有所聞，那意味著遺產會被分散分薄--這種風險，是華人巨賈身後無可避免的風險。
《亞洲教父》指出， 坐鎮新加坡的黃老先生每天打電話查詢公司業務，這也許是黃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時前便到公司辦公的“原動力”；羅撥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業務，據說黃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松懈。史塔威爾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別是新馬泰的，其中年子孫，買汽車或其他“奢品”，都要征詢老人家的意見，老人面有不悅之色，提議便自動取消；這種說法可能言過其實，不過，這樣做的後輩的確大有人在，但那也許是摸準了老人家慳儉性格故意討其歡心之舉--後輩必需討老人的歡心，以彰顯老人手握財權的“效應”。掌握財產控制權的另一“效應”是有老人家在場，不管是開會或飲宴閑聊，後輩大都噤若寒蟬，不敢隨便發表意見；老人家對後輩“相敬如賓”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會、職員面前甚至董事會進行中大發雷霆申斥後輩的事例，更不鮮見，已故金融業大亨馮景禧是代表者，《南華早報》在2003年2月的董事會中便出現了一次令眾董事十分尷尬的場面……
我國外交老前輩顧維鈞的太太黃蕙蘭的自傳《沒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亞巨富黃仲涵（Oei Tiong Ham， 1866-1924，當年的世界“華人首富”）“終生迷戀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過門的妾侍，她們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東南亞“教父”手握財權，有無上和隨之而來的特權，包括隨心所欲與女性“上床”的特權。
東南亞“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動，“消息來源”大概是他們的“不肖”子孫和“怨偶”，與他們有密切接觸的投資銀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內幕消息”。據史塔威爾的描述，“教父”們之所以多有此種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們的太太縱容而“性對像”供應源源不絕，得之全不費工夫；其次是這些“教父”大都沒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隻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尋求年輕女性的性慰藉，幾乎是一的“解悶”方法。
東南亞“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難以理解的還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戲真做；他們對名譽學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賞賜，不惜多方鑽營、千方百計爭取，一旦到手便到處炫耀、沾沾自喜。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設勛銜，各大專院校每年頒授名譽學位必以“工商巨子”為主要對像，榮譽紛至沓來，附於大亨名字之前之後的頭銜多多、蔚為奇觀，Dr.Sir有之，Tan Sri Dato Dr.有之，總之非常顯赫、十分熱鬧；而一些略識之無的巨賈訓示下屬必尊稱之為“博士”，當其秘書在電話中說“這是某某（如劉天就，20世紀80年代鞋業大亨）博士辦公室”時，不識時務不懂港情的洋記者笑破肚皮，外國記者俱樂部以此傳為笑談。
對各位的執著，皆因“身份危機”而生，近年另類“身份認同”的潮流是信耶穌，他們不惜高價將辦公大廈闢室改裝成教堂，出錢出力，辦“主日崇拜”及種種“屬靈”活動，此中以印度尼西亞“過江龍”香港力寶集團李氏家族和馬來西亞大財閥邱繼炳（Khoo Kay Peng，有不成文規定，下屬友人見之必尊稱為Dr.Khoo）以至新鴻基地產郭氏昆仲及恆隆地產陳啟宗（在美國讀神學並曾當傳道人）熱心。基督教與華人社會價值取向--特別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華人樂此不疲，馬來西亞ＹＴＬ集團楊氏家族一位大佬指華人是“變形蟲”，當他們精神缺乏寄托並感前路多變而政府又不能信賴時，“信教”便是不錯的安定情緒尤其是平衡他們“極富”帶來內心不安的精神食糧。
“教父”們的“選擇性節儉”亦令洋人大開眼界，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舍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他們中很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為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面，恆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恆基地產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唯數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筆者希望他們會這樣做，如此，後之學者纔能為他們撰寫與事實相近（即非隱惡揚善拍馬阿諛之作）因而有價值的傳記；一個人創造了以百億計的財富，肯定有過人的能耐，因此“益後人”的，不應僅限於金錢，而要把克服困難創業致富的經驗一並傳諸後世，纔不枉此生。事實上，“教父”雖然富可敵國，然而，史塔威爾認為他們無論在企業管理和發掘及利用人纔上，並無垂範後世的建樹（他們的ＣＥＯ是“奴隸頭目”、“洋人”是鬼佬。這是《亞洲教父》第四章的題目），那等於發大財卻在社會層面無法“立品”（不少巨賈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數例子中，那隻是他們為身後名的投資），令人引以為憾。據史塔威爾的分析，“教父”隻知道設法獲得專利，然後削減成本，提高邊際利潤率和絞盡腦汁交納少的稅款，與西方社會企業家在自由市場下競爭因此必須培養、聘請一流人纔拓展市場進而對商業社會作出貢獻，大不相同。
林行止
香港《信報》創辦人、著名經濟學家、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