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巴恩斯作品中*有趣、*坦誠的一部。

——《每日電訊》

一部有關優雅的絕望的寶典……死亡之前必讀之書。

——Vogue

我不信上帝，但我想念他。有人問我時，我就這樣說。我問我哥哥他先後在牛津大學、日內瓦大學和巴黎大學教過哲學他對這一表述有何想法，但沒告訴他是我說的。他就回了一個詞:“自作多情。”

這得從我外婆說起，她叫內莉?路易莎?斯科爾托克，娘家姓梅欽。在嫁給我外公伯特?斯科爾托克之前，她是什羅普郡的一名老師。外公的名字不是伯特倫，也不是艾伯特，而是伯特。他以此名接受洗禮，火化入殮。他是個中學校長，喜歡擺弄機械: 一輛蘭徹斯特挎鬥摩托車；退休之後又有了一輛非常拉風、動感十足的凱旋跑車。跑車前排有三人長凳車座，不過把頂篷放下來，就變成兩個單人座椅。等我跟他們混熟了，他倆為了和唯一的孩子住得近些，已經搬來了南方。外婆到婦女協會上班。她腌咸菜，然後裝瓶；她把外公養的雞和鵝去毛、燒烤。她身材嬌小，看上去很圓通。和別的老人一樣，她指關節粗大，需要用肥皂潤滑一下纔能把戒指摘下來。他們的衣櫃裡塞滿了手織的開襟羊毛衫，外公的往往織著比較粗獷的纜繩狀花樣。他們定期約見足療醫生；他們那代人在牙醫的建議下把牙齒一口氣撥了個精光。這是常規人生必經的歷程從搖搖晃晃的吱吱磨牙，一下子就到了全副烤瓷牙，再到頰側滑行治療，到社交窘態和床頭櫃上泡沫四濺的酒杯。

這種從真牙到假牙的變化既沉重又粗俗，讓我和哥哥感到震驚。不過我外婆的一生也蘊含另一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我們在她面前從未提起。內莉?路易莎?梅欽，一名化工廠工人的女兒，生於一個基督教循道宗家庭，而斯科爾托克家族信奉英國國教。在少女時代，我外婆有一天突然不再信仰基督教。根據家族傳說的流暢故事，她找到一個新選擇社會主義。我不知道她當時的宗教信仰有多強烈，也不清楚她家的政治主張；我隻知道她曾以社會黨人身份競選市政廳議員，以失敗告終。等我在50年代跟她熟了，她已進而成了共產主義者。可以肯定，她是白金漢郡郊區拿養老金的老人中少數幾個訂《工人日報》的人之一，而且我和哥哥都堅持認為把貼補家用的錢捐給了報紙的“鬥爭基金”。

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繫微妙。對於大多數歐洲信徒而言，這不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對接受莫斯科的資金和指令的《工人日報》來說，也是如此。而我那一輩子都沒出過國、一直住在雅致小屋裡的外婆，決定站在中國一邊，與之共命運，個中緣由她從未透露。我坦陳自己支持她的決定是出於私利，因為此時她的《工人日報》已被《中國建設》一份從遙遠的大陸直郵過來的雜志取代。外婆把那些顏色像餅干一樣的信封上的郵票給我一張張攢下來，這些郵票經常是慶祝工業成就大橋、水電大壩、剛下生產線的卡車要麼就是畫著不同品種的白鴿在和平飛翔。

我哥哥並不爭這些小恩小惠，因為幾年前我們家發生了一場集郵大分裂。他決定專注於收集大英帝國郵票，而我為了標榜自己的與眾不同，宣稱要收集“世界其他地方”的郵票。這個範疇是我命名的，我自己覺得還挺有道理的。其實指的就是我哥不收集的東西。現在，我已經不記得這個舉措到底是進攻，是防守，還是單單為了實用。隻記得在學校集郵社裡和一群剛換上長褲的集郵家們交換郵票時，這時常造成困惑:“那麼，巴恩西，你到底集什麼?”“世界其他地方。”

外公對百利護發乳情有獨鐘，他的派克諾爾扶手椅高靠背，帶一對能讓他靠著打盹兒的側翼的罩子可不單單是為了裝飾。他的頭發比外婆的白得早；他蓄了一副剪短的威武神氣的八字須；端著鐵杆煙鬥，煙袋總是把開襟羊毛衫塞得鼓鼓囊囊的。他還戴了個笨重的助聽器，這是成人世界或者，確切地說，是成人時代更遙遠的那一邊的世界的另一面，我和哥哥很喜歡嘲笑這個。“你說什麼?”我們把手攏在耳朵邊，譏諷地彼此大喊。我們倆都期待外婆的肚子咕隆隆地響起，聲音大得連耳聾的外公都聽見了，他問:“孩子他媽，電話響了嗎?”一陣尷尬的嘟噥之後，他們又繼續悶頭看報紙。助聽器偶爾發出嘯叫，煙鬥被吸得噗噗直響，外公就這樣坐在威武的扶手椅裡，邊搖頭邊看《每日快報》。在那紅色一角，外婆坐在柔軟的女式扶手椅上，對著《工人日報》嘖嘖不已，此報向她描述了一個真理和正義時刻遭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威脅而危在旦夕的世界。

到了這個時候，外公恪守的宗教儀式不過是看看電視節目“贊歌”。他干木工活，在花園裡忙碌，自己種，然後放在車庫頂上晾干。上面還儲存著他的大麗花塊莖，以及用毛繩捆起來的一份份舊《每日快報》。他寵愛哥哥，教他如何磨尖鑿子，還把自己的木工箱留給他。我不記得他教過我(或者留給我)任何東西，不過有一次他允許我看他在花園木棚裡殺雞。他把雞夾在手臂下，輕撫著它，讓它平靜下來，然後把雞脖子擱在一個用螺絲固定在門柱上的綠色的金屬壓榨機裡。當他按下刀柄時，手更是緊緊地抓住那隻雞，以防它垂死掙扎。

哥哥不僅可以在一旁觀看，而且可以參與。很多次都是由他按下刀柄，外公隻是摁著雞而已。不過我們哥倆在殺雞的記憶上出現了分歧。我覺得那不過是一臺把雞脖子擰折的機器，而他覺得那是個小型斷頭臺。“我記得很清楚，鍘刀下面有個小籃子。我還記得(不過畫面有點模糊)雞頭掉在地上，有些血(不是很多)，外公把斷了頭的雞放在地上，它還掙扎著轉了好一會兒……”是我的記憶自動淨化了，還是他看多了法國大革命的電影，所以記憶變得更加殘暴血腥了?無論是哪種情形，在指引我們認識死亡及其紛亂的道路上，外公為哥哥所花的工夫，遠甚於為我做的。“你記不記得外公在聖誕節前是怎麼殺鵝的?”(我不記得了。)“他在鵝圈裡一圈圈地追那隻在劫難逃的鵝，用鐵鍬打它。總算抓住了，他還會把它摁在地上，用鐵鍬抵住脖子，然後用力拽它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