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下六章略）
《詩經?豳風?七月》是描寫豳地一年四季農業生活的詩豳（也作邠）在今陝西彬縣。但豳非周代國名，所以前人也以為豳詩不屬於“國風”。，所以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中比作“一篇韻語的《夏小正》或《月令》”。寫作時間在西周。舊說作者是周公，這連前人也不相信，其實還是出於民間，也即“閭巷之作”。內容以衣食為中心，旁及風土時令、社會生活以及草木蟲魚。第八章裡特寫“二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於凌陰”（藏冰的地窖），說明當時已認識到冰塊的防腐作用。除了用於食物之外，還用於死者的尸體，因為古人對尸體是很重視的。
全詩共八章，屬於《詩經》中的長詩部分，比起《大雅》的《綿》與《生民》，宗教色彩較少，抒情氣息較強，文學價值也較高。為什麼要從夏歷七月說起？前人說，因為七月標志一年中上半年的結束下半年的開始，國君在這承前啟後的時期“訓農”，則年終和來年的農事無不包括，即所謂觀往而知來。例如“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兩句，便是未然之慮：如果無衣無褐，又怎能度過寒鼕；不能度過寒鼕，來年又如何手理耕具，足舉田頭呢？也就是要大家抓緊時機，不要懈怠。崔述在《讀風偶識》卷四中說：“七月火雖西流，殘暑猶存，距寒尚遠，乃見星流即知寒之將至；先事而籌，則無倉卒之患。”（見《崔東壁遺書》）這固然言之成理。但我卻另有想法，雖然別無根據。
七月的夜晚，暑意還沒有完全消失，人們還要到原野裡去乘涼。忽然，一顆紅色的大星向西面流去七月流火的火指大火星，即熒惑星，色紅。，高空裡閃著強烈的光芒，如同宇宙之流螢，這種奇異的夜景恰巧被一位民間詩人看到了，從一剎那間視覺的刺激裡，時間觀念便通過空間觀念而出現，詩人立即寫下第一句的“七月流火”。接下來是省去八月，緊接九月，因為八月天還不太冷，九月纔是秋風漸急的時候，纔會想到“授衣”，黃仲則所謂“九月衣裳未剪裁”。詩也總是含有跳躍性的。九月之後，又略去十月而徑說十一月、十二月。因為觱發和栗烈那樣風力，用在這兩月中纔恰當。第二章裡於九月後又略去整整一個鼕天，徑說陽光照暖，黃鸝爭鳴的春天。春天的影子已經在詩人心中躍動，詩人急於要為她歌唱了。
《詩經》裡的語言，有不少是當時的口語，所以唱的時候，別人容易聽懂。有些單字或詞彙，在今天已經淪為“死字”，需要專家們去考證，當時卻是經常在使用的活字。例如觱發可能是大風觸物的像聲詞，栗烈當也是像聲，不一定是風猛烈得使人打寒戰的意思。又如第七章裡的“黍稷重穋”，在《魯頌?宮》裡也用過。就這四個字本字說，各有各的具體涵義，即每字下都可以用頓號隔開，如“重”字（通“穜”）的意思為後熟的谷物，“穋”為先熟的谷物，但在詩裡隻是谷物的泛稱，就像我們現在說的柴米油鹽、風花雪月一樣。王國維在《觀堂集林?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中說：“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之意義又不同。”正可用來解釋這些例子。又如第八章末句的“萬壽無疆”，除本篇《七月》外，《詩經》中還有五處用過它。說起來歷，不過是宴飲舉酒時信口說的祝頌之詞，多少帶有混話味道。
本篇第二章中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這兩句，古今學者理解全然不同。按照某些古人的說法，這“女”是已經訂婚的上層女子，“歸”是於歸之歸。她們在采桑時想到不久要遠嫁異地，與“公子同歸”，因而要與父母分離，心中不免傷悲。可是現代好多學者，也有將“同歸”解為帶著走或搶了去的，即指采桑女之遭蹂躪。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又將“許多野蠻民族的酋長對於一切的女子有‘初夜權’”的故事作比。但我們從西周時代的歷史看，階級的剝削和奴役，固然已經存在，婦女之遭受污辱也是常見的現像。我們對周公制禮作樂那一套美化了的說法固然不能看得太認真，但這個時代畢竟和酋長統治的野蠻時代不同些。詩中的采桑女子，並不是專指單獨一個人，而是泛指幾個人。那末，在人群眾多的道路上，就可以公然搶走麼？再說，這些女子既然心裡已在害怕要被惡少們搶走，又何必出來采桑呢？我這樣說，並不否認當時一些貴族公子對婦女有過丑惡行為，隻是就《七月》這兩句詩而論，把它解為像舞臺上那些白鼻子的衙內的“強搶民女”實很難使人信服。
最近讀了錢鐘書先生《管錐編》那一冊《毛詩正義》，在《七月》一目中就開宗明義地注上“‘傷春’詩”三字。錢先生還為此二語作了一千餘字論證，引用了王昌齡、曹植、《牡丹亭》等有關“傷春”的詩句，其中引王氏“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詩尤深有啟發。王詩從陌頭楊柳而想到戍邊的夫婿，《七月》中的女子則從明媚的春陽照著柔嫩的桑葉而想自己的婚事。詩中的女子屬於上層婦女，當時出門采桑，也是很普通事情。錢文中又引宋李覯《戲題〈玉臺集〉》雲：“江右君臣筆力雄，一言宮體便移風；始知姬旦無纔思，隻把《豳詩》詠女工。”李覯因《玉臺新詠》而想到《七月》中的采桑女，所以錢氏說：“亦有見於斯矣。”但詩中“殆及公子同歸”這一句殆通“迨”，和“及”同義；不作“大概”、“幾乎”解。新版《辭海》、《辭源》皆引此詩作“趕上”解。是。，從具體意義上究應怎樣解釋纔算圓滿，還有待推敲前人以為“女心”兩句，與《夏小正》二月的“綏多女士”有相似處，也有道理。。
最後是此詩中的歷法，學者也有不同說法。一般以為這是夏歷與周歷並用，即七月、九月指夏歷，一之日、二之日指周歷一月（正月）、二月，也便是夏歷的十一月、十二月，就像現代民間仍有陰歷、陽歷兼用的。“一之日”即“在一月的日子裡”的意思。一說全詩都用夏歷，“一之日”是“十有一之日”（月）的省稱，因為是詩，所以不好寫作“十有一之日觱發”；而十又是數字的終點，十之後必是一，故也可省去十字。
於右任有《夜讀豳風詩》雲：“隕籜驚心未有期，烹葵剝棗復何為？艱難父子勤家業，栗烈農夫祝歲時。南畝於茅猶惴惴，東山零雨自遲遲。無衣無褐思終日，苦讀周人救亂詩。”於先生的原籍是三原，與豳同在陝北，詩作於抗戰時期（1944），所以末兩句這樣說。
孔雀東南飛
本篇不僅為罕見的長篇敘事詩，也是以詩歌形式寫婆媳矛盾和家庭悲劇的濫觴。詩中與故事關繫密切的人物有五個：除焦仲卿和蘭芝外，其餘三個為焦母、劉母、劉兄姑且假定蘭芝姓劉。詩中雖有“便可白公姥”和“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的話，實為偏義復詞。仲卿隻有一個母親，蘭芝也隻有一個母親和哥哥。焦母專橫，劉母還能體惜女兒，曾兩次拒絕媒人。她並沒有強迫蘭芝改嫁，詩裡說是“逼迫”，其實是去留聽從蘭芝。她曾經勸蘭芝改嫁縣令之子，那還是從善意出發。劉兄卻是一個勢利橫蠻的市井小人，他曾用責備口吻對蘭芝說：“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雲？”意思是你不改嫁，長此以往又怎麼辦呢？言下之意，他家裡是不讓蘭芝再住下去了。劉母隻生蘭芝兄妹兩人，如果他還稍有手足之情，讓她有個安身之地，蘭芝不會輕生。焦母雖然兇狠，但把蘭芝活活逼死的卻是她的親哥哥。一個十七歲的被婆婆驅逐的女子，回到家裡，偏有個這樣冷酷無情的哥哥，除了改嫁，就是死。當時對婦女改嫁還不像後來箝制得嚴酷，如果仲卿對蘭芝不恩愛，沒有答應過將來還要來接她回去，她也許會改嫁；可是仲卿有約在先，她心中一直閃著希望的火光，如果就此改嫁，那末，錯誤就全在她了，是她辜負仲卿了。可是哥哥的壓力卻像一塊燒紅的鐵板烙在她身上，隻好把心一橫，假意答應了哥哥改嫁，真意卻答應了死神。死是人所怕的，何況她這麼年輕，然而這時卻有比死更可怕的力量橫在她面前。她無可選擇了。
蘭芝的性格和蘭芝的命運是聯結在一起的。她堅強剛烈，聰明果斷，忠於感情，忠於生活。可是她卻生在當時的社會裡，不幸又是一個婦女，這一切優點恰恰成為災難。這一點，前人如清代的陳祚明也看到了，他在《采菽堂古詩選》中就說：“大抵此女性真摯，然亦剛；惟性剛始能輕生。”詩裡雖未明寫她和婆婆的正面衝突，但從她的性格看，必然是在經常發生。焦母對仲卿說：“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雖出於焦母之口，卻也說明她對婆婆並不馴服。她臨走時，曾對小姑說：“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這不是隨口說說的門面話，正見得她的善良，她對焦家的深厚感情，並從側面說明小姑和她相處得很融洽。詩人讓她經歷了是非曲直之後又毀滅了她，詩人的態度是很明顯的。
由於這首詩已經很長，又是在民間文學基礎上加工完成，所以在層次結構上就不很縝密。其次，中國古典詩歌跳躍性強，容易發生脫節現像，作者自己的敘述與人物對話、第一人稱和第二第三人稱常常交叉穿插，這在後來的小說戲劇也是如此。說它優點是繁簡互用，善於錯綜變化，說它缺點是往往引起後人的歧義。鐘惺《古詩歸》有“亂處看其整”和“碎處看其完”的話，這是從優點方面說的，卻也見得有亂有碎。詩中寫到劉母謝絕縣令派來的媒人後有雲：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雲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
這裡的“蘭家女”究竟指誰呢？有兩種說法。餘冠英先生說蘭家女是另外一個姓蘭的姑娘。到“媒人去數日”這一句止，“縣令和劉家說婚的事到此結束”。（見《漢魏六朝詩選》）俞平伯先生說：“至於女主角的名字原見於詩中，卻不曾說她姓劉，不但不說她姓劉，而且說她不姓劉。‘說有蘭家女’是也。……蘭芝者，姓蘭名芝，非姓劉而名蘭芝也。”（見《論詩詞曲雜著》）我認為俞說是對的。餘說蘭家女是另一個姓蘭之女，未免太巧了，怎麼偏偏姓氏上也有個“蘭”字？但俞說把焦妻說成姓蘭名芝，也嫌過泥，即太看重了這個“家”字。我以為“蘭家女”即“蘭女”，略如“蘭小姐”之意。“家”字無義，就像京劇唱詞裡的墊字。上引原詩中“說有”、“雲有”都是詩人的敘述，非對話。大意是：縣令的媒人離去後，又派丞到太守那裡去詩中寫為縣令說親的隻說“媒人”，並未說縣丞。故此處丞可能指縣丞，可能指府丞，雖然這無關宏旨。我疑心“尋遣丞請還”的是上句中的媒人。媒人恐縣令官還不大，所以想改為太守家。所謂“請還”，即府丞回到自己長官那裡。這樣便和下文向太守“說有蘭家女”相緊接了。說是有個名門閨女蘭小姐，就此一筆帶過，卻包括說媒和太守同意的細節，也即亂而整，碎而完。於是又到劉家，說有個第五郎，素為父母嬌養而尚未結婚，也是一筆帶過。因此派丞來做媒，並由太守的主簿傳達。下面再補說是為太守家來做媒。“說有”是對太守家而言，“雲有”是對蘭芝家而言。我這樣解釋，自然仍不圓滿，例如“尋遣丞請還”這一句到底應該如何理解？丞是誰遣的？餘說是縣丞先向縣令建議另向蘭家求婚，接下來是縣丞告縣令已受太守委托為他兒子去劉家求婚。總覺得情理上講不通，等於是上司和下屬在爭奪媳婦了，也涉及太守的品格。有的選本說太守示意縣丞建議縣令改向蘭家求婚，然後太守又讓主簿向縣丞轉述要為他兒子求婚。似承餘說而轉折之。總之，蘭家女應是指蘭芝本人。太守並沒有為他兒子而設計斷絕縣令和劉家婚事。前人說蘭家女之“蘭”應作“劉”，固然謬誤，卻說明也不把蘭家女看作另外一個女子。質言之，縣令踫壁之後，不久，太守家又去說親。一個棄婦而竟為縣令、太守之家如此傾慕，事實上不大可能，隻是突出蘭芝品貌的超卓、蘭芝本人又如何不為虛榮所誘動。至於具體細節，確是不很了然。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焦母究竟為什麼這樣厭惡蘭芝？詩裡說是“自專由”，當然是一個原因，卻並非唯一的原因。
1929年，女作家袁昌英曾在《孔雀東南飛及其他》劇本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覺得人與人的關繫，總有一種心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嫌蘭芝自然是一種心理作用。由我個人的閱歷及日常見聞所及，我猜度一班婆媳之不睦，多半是‘喫醋’二字。我並不是說母親與兒子有什麼曖昧行為纔對媳婦喫醋的。我是說：母親辛辛苦苦親親熱熱地一手把兒子撫養成人，一旦被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裡總有點忿忿不平。”我覺得這話有一定的道理，也使我想起陸遊前妻唐琬被她婆婆逼走的故事。唐琬在“三從四德”上又有什麼過錯呢？
焦母和陸母都隻生一子，自然巴不得早日替兒子成婚。媳婦來了，也就是一個陌生人進入她的家裡。由於年齡懸殊，總有些超過婆婆地方。任何一個最孝順的兒子，結婚之後，總要分出一點時間和妻子在一起。於是母親的心理平衡漸漸在動搖了，人的嫉妒心理（即袁文的“喫醋”）可以表現在多方面。兒子和親友在一起喝酒吟詩，母親也許會熱情對待，如果換了和媳婦到園林遊賞，心理上的反應就不一樣，盡管做母親的希望小夫妻恩愛。兒子一點小小疏忽，在沒有結婚時，母親會不計較或原諒，有了妻子，就會引起母親莫名其妙的敏感。逢到兒子替妻子解釋幾句，她又感到在袒護妻子，因而感到自己更加孤立，更把媳婦看作對頭。矛盾日益尖銳，嫉妒心理就會上升為焦母那樣的“惡”。如果媳婦軟弱些，她就忍氣吞聲、暗中哭泣算了，可是逢到像蘭芝那樣剛強的人，也就沒法調和。焦母是個老太太，本來也無所作為，可是她的背後卻有宗法的傳統勢力在支持她，鼓動她，於是“婆婆心理”就通過這種勢力而發洩得更猛烈了。過去，在文藝領域裡對心理分析是薄弱的一環，重視了說不定會被看作“唯心主義”，現在這方面的研究探討正在加強，不論正確或錯誤，總是好現像。
孔雀東南飛的時代離開我們已經一千多年了，生活裡的一切都在大變特變，盡管焦母是一個作品中的虛構形像，她的兇狠仍然應當譴責，可是更重要的，卻是現實生活中的虐待婆婆的兇媳婦，如同報上所揭露的，但願不要讓比率再上升了。真正的幸福家庭中的婆媳，是互敬互愛，雙方都不長著叫人疼痛的刺。我們的社會是具備這種條件的。
曹操樂府詩
如果把曹操看作一個皇帝，又從文學的成就上來看，那末，在歷代帝王中，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的。除了作詩，他還懂方藥，愛音樂，會寫草書，下圍棋，真說得上多纔多藝，難怪他要以周公自居了。曹丕、曹植等的文纔，自與曹操的熏陶和遺傳有關，但曹操的父親，卻沒有什麼學問。曹操本人，年輕時遊蕩放縱，中年後南征北戰，一直過著緊張的生活，而文學上卻有此成就，可見他確有天纔。他的“東臨碣石”，可以說是山水詩的濫觴，王夫之所謂“未有海語，自有海情”（《船山古詩評選》）。他的散文如《祀故太尉橋玄文》，也是以詩人之筆來寫的。
他的詩，流傳下來的都是樂府歌辭，其中有的是模擬之作，有的卻於悲涼中見性情。就當時文人寫的樂府詩來說，卻是寫得最多的。這裡先舉《短歌行》第一首為例：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一作“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卷二十《形勢解》：“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當是曹詩這兩句所本。。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四言詩本不易作，到了東漢，可以欣賞的作品已經不多了，曹操這一首，還是有其自己的面目，如吳喬《圍爐詩話》卷二所說：“作四字詩多受束於《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唯曹孟德耳。”短歌之短，指歌聲的長短，曹丕《燕歌行》所謂“短歌微吟不能長”。
這首詩具體的寫作年代不詳，當為急於建功立業、廣求人纔、設筵待客時所作。寫時一面飲酒，一面聽歌，一面構思，所以前人也說他前後不連貫。
人生幾何之感，原是人之常情，下面接以去日苦多，警意便深了一層。正因去日苦多，來日苦少，更要緊握現在，以下一段文字皆從此出。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說此詩與晉陸機的“‘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張玉谷《古詩賞析》批評他“何其掉以輕心”，是對的。這開頭四句，實是虛冒，作者的“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步出夏門行》四解），下急承以“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正是同一命意。一反一覆，詩境纔顯得轉折而深厚。我們看看《短歌行》的第二首，他就念念不忘於西伯、齊桓、晉文，即不難明白。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就說“則終篇皆挾天子令諸侯、三分天下之意”。
“青青”兩句，借用《詩經?鄭風?子衿》原文，以此表達自己對纔士的思慕，心欲得而沉吟，申足“慨當”兩句。“呦呦”四句，也是借用《詩經?小雅?鹿鳴》原文，意為鹿得蘋，便呦呦然相鳴呼，誠懇發乎內心，有如歡宴佳賓，鼓瑟吹笙，也是出於誠心，仍是借此表白愛纔之意。引《子衿》是說求之不得，因而沉吟；引《鹿鳴》是說求之既得，奏樂助興。“月明”四句，卻又宕開，仍用反復手法。烏鵲比喻賢士，“繞樹”兩句感慨他們猶是漂泊之身。最後四句，則是希望他們歸附自己。一番心事，全盤托出。自比周公，實已把漢獻帝看成孺子。嚴羽《滄浪詩話?詩評》還舉劉楨《贈五官中郎將》、王粲《從軍詩》，一稱曹後”，一稱曹操為“聖君”，當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正如荀彧比曹操為漢高祖、光武帝一樣。
從曹操的一些詩文看，可以看到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強烈的權欲感，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的“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以及“江湖未靜，不可讓位”這些話，同樣是權欲感的體現。許劭說他“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世說新語?識鋻》記喬（橋）玄對曹操也說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的話。，對後一句的平實一點的理解，也即在天下大亂的時代，他是最能發揮權欲的一個強力人物，古人之所謂霸纔，大抵如此。陳恭尹的《邺中》詩有兩句說得很有意思：“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詞賦最憐君。”意思是，做一個亂世奸雄不過爾爾，若論文纔還得推曹氏一門。
五言詩可以《苦寒行》為代表：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郁，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
題為“苦寒”，又值風雪，卻不從風雪寫起，而先寫太行的艱險，嚴鼕而登此進退兩難，無寒可避之地，其寒之苦，便給讀者以想像餘地，而時世艱危也於此可見。第五句由風吹樹木聲而緊接北風。風聲已足興悲，忽又野獸當道，對我而蹲，何等可怕。野獸既多，自然人民稀少，即為下文“無宿棲”牽線。霏霏是雨雪紛飛貌，可見作者上山時已在下雪，卻偏放在後面說。
這時天更晚了，風雪撲面而來，詩人不禁延頸長嘆。從這句起，轉入詩人自己的思歸心情。這樣嚴寒的天氣，應當是縮頸的，詩人卻在“延頸”，僅此二字添得多少寒意。“思欲”句當指東歸故鄉譙郡，由於苦寒徘徊，一剎那間或許有此念頭，實際卻不可能，因而隻有仍然北上。可是這時人和馬都挨餓了。行軍腹饑，平時已難忍受，何況寒而又饑？隻得挑著行囊去拾柴，鑿開冰塊取水來燒粥。末兩句仍隱以周公自居，因為《詩經?豳風?東山》，舊注以為是在稱頌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的故事。
曹操此詩，作於建安十五年（210）征高干（袁紹之甥）時，年五十六，也見其能與士卒同甘苦。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雲：“大約武帝詩沉郁直樸，氣真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之法，凝重屈蟠，誦之令人滿意。後唯杜公有之。可謂千古詩人第一之祖。”很能說明曹詩特點。又雲：“《樂府》以此為文帝作，餘以結句斷之，知為武帝作。子桓溺豢樂之犬豕耳，無此志意矣。”亦言之成理。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在論及《垓下歌》與《大風歌》後說：“千載而下，唯曹公‘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胡應麟《詩藪》中也將兩詩並提。
司馬懿的原詩是：“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奉辭遐方。將掃蕪穢，還過故鄉。肅清萬裡，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司馬懿的原籍為今河南溫縣，舞陽是他在曹魏時封邑。
此詩同樣表現出他的氣魄和權欲，在當時的四言詩中不失為傑作。曹操和司馬懿皆是死後追尊為帝，故因曹詩而附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