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陳平原

據說，分專題編散文集我們是始作俑者，而且這一思路目前頗能為讀者接受，這纔真叫“無心插柳柳成蔭”。當初編這套叢書時，考慮的是我們自己的趣味，能否暢銷是出版社的事，我們不管。並非故示清高或推卸責任，因為這對我們來說純屬“玩票”，不靠它賺名聲，也不靠它發財。說來好玩，最初的設想隻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讀、裝幀好看的小書，可以送朋友，也可以擱在書架上。如今書出得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歡，願把它放在自己的書架上隨時欣賞把玩的卻極少。好文章難得，不敢說“野無遺賢”，也不敢說入選者皆“字字珠璣”，隻能說我們選得相當認真，也大致體現了我們對20世紀中國散文的某些想法。“選家”之事，說難就難，說易就易，這點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記得那是1988年春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編林語堂散文集。此前我寫過幾篇關於林氏的研究文章，編起來很容易，可就是沒興致。偶然說起我們對20世紀中國散文的看法，以及分專題編一套小書的設想，沒想到出版社很欣賞。這樣，1988年暑假，q錢理群、黃子平和我三人，又重新合作，大熱天悶在老錢那間10平方米的小屋裡讀書，先擬定體例，劃分專題，再分頭選文；讀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文章，當即“奇文共欣賞”；不過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虛名的“名作”。開始以為遍地黃金，撿不勝撿；可沙裡淘金一番，纔知道好文章實在並不多，每個專題纔選了那麼幾萬字，根本不夠原定的字數。開學以後又泡圖書館，又翻舊期刊，到1989年春天纔初步編好。接著就是撰寫各書的前言，不想隨意敷衍幾句，希望能體現我們的趣味和追求，而這又是頗費斟酌的事。一開始是“玩票”，越做越認真，變成撰寫20世紀中國散文史的準備工作。隻是因為突然的變故，這套小書的誕生小有周折。

對於我們三人來說，這遲到的禮物，z大的意義是紀念當初那愉快的學術對話。就為了編這幾本小書，居然“大動干戈”，臉紅耳赤了好幾回，實在不夠灑脫。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有點好笑。總有人問，你們三個弄了大半天，就編了這幾本小書，值得嗎？我也說不清。似乎做學問有時也得講興致，不能老是計算“成本”和“利潤”。惟一有點遺憾的是，書出得不如以前想像的那麼好看。

這套小書最表面的特征是選文廣泛和突出文化意味，而其根本則是我們對“散文”的獨特理解。從章太炎、梁啟超一直選到汪曾祺、賈平凹，這自然是與我們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密切相關。之所以選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純粹文言的文章，目的是借此凸現20世紀中國散文與傳統散文的聯繫。魯迅說五四文學發展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機》），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穩中求變，守舊出新，更多得到傳統文學的滋養。周作人突出明末公安派文學與新文學的精神聯繫（《雜拌兒跋》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反對將五四文學視為歐美文學的移植，這點很有見地。但如以散文為例，單講輸入的速寫（Sketch）、隨筆（Essay）和“阜利通”（Feuilleton）固然不夠，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響也還不夠；魏晉的清談，唐末的雜文，宋人的語錄，還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都曾在本世紀的中國散文中產生過遙遠而深沉的回音。

面對這一古老而又生機勃勃的文體，學者們似乎有點手足無措。五四時輸出“美文”的概念，目的是想證明用白話文也能寫出好文章。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為隻能寫景和抒情；雖然由於魯迅雜文的成就，政治批評和文學批評的短文，也被劃入散文的範圍，卻總歸不是嫡繫。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隻能是風花雪月加上悲歡離合，還有一連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詞，甜得發膩，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話：“濃得化不開”。至於學者式重知識重趣味的疏淡的閑話，有點苦澀，有點清幽，雖不大容易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賞，卻更得中國古代散文的神韻。不隻是逃避過分華麗的辭藻，也不隻是落筆時的自然大方，這種雅致與瀟灑，更多的是一種心態、一種學養，一種無以名之但確能體會到的“文化味”。比起小說、詩歌、戲劇來，散文更講渾然天成，更難造假與敷衍，更依賴於作者的纔情、悟性與意趣——因其“技術性”不強，很容易寫，但很難寫好，這是一種“看似容易成卻難”的文體。

選擇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橫生的散文分專題彙編成冊，一方面是讓讀者體會到“文化”不僅凝聚在高文典冊上，而且滲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為你所熟悉的一種情感，一種心態，一種習俗，一種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借此改變世人對散文的偏見。讓讀者自己品味這些很少寫景”也不怎麼“抒情”的“閑話”，遠比給出一個我們認為準確的“散文”定義更有價值。

當然，這隻是對20世紀中國散文的一種讀法，完全可以有另外的眼光另外的讀法。在很多場合，沉默本身比開口更有力量，空白也比文字更能說明問題。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我們淘汰了不少名家名作，這可能會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和憤怒。無意故作驚人之語，隻不過是忠實於自己的眼光和趣味，再加上“漫說文化”這一特殊視角。不敢保證好文章都能入選，隻是入選者必須是好文章，因為這畢竟不是以藝術成就高低為惟一取舍標準的散文選。希望讀者能接受這有個性有鋒芒因而也就可能有偏見的“漫說文化”。

1992年9月8日於北大

|附 記|

舊書重刊，是大好事，起碼證明自己當初的努力不算太失敗。十五年後翩然歸來，依照慣例，總該有點交代。可這“新版序言”，起了好幾回頭，全都落荒而逃。原因是，寫來寫去，總擺脫不了十二年前那則舊文的影子。

因為突然的情事變故，這套書的出版略有耽擱——前五本刊行於1990年，後五本兩年後方纔面世。以當年的情勢，這套無關家國興亡的“閑書”，沒有胎死腹中，已屬萬幸。更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這十冊小書出版後，竟大獲好評，獲得首屆（1992）新聞出版署直屬出版社優秀圖書選題一等獎。我還因此應邀撰寫了這則刊登在1992年11月18日《北京日報》上的《漫說“漫說文化”》。此文日後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說文化》（1997）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版《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2004），流傳甚廣。與其翻來覆去，車轱轆般說那麼幾句老話，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引入這則舊文，再略加補正。

叢書出版後，記得有若干書評，多在叫好的同時，借題發揮。這其實是好事，編者雖自有主張，但文章俱在，讀者盡可自由馳騁。一套書，能引起大家的閱讀興趣，讓其體悟到“另一種散文”的魅力，或者關注“日常”與“細節”，落實“生活的藝術”，作為編者，我們於願足矣。

這其中，惟一讓我們很不高興的是，香港勤+緣出版社從人民文學出版社購得該叢書版權，然後大加刪改，弄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剛出了一冊《男男女女》，就被我們堅決制止了。說來好笑，雖然隻是編的書，也都像對待自家孩子一樣，不希望被人肆意糟蹋。

也正因此，每當有出版社表示希望重刊這套叢書時，我們的要求很簡單：保持原貌。因為，這代表了我們那個時候的眼光與趣味，從一個側面凸現了神采飛揚的八十年代，其優長與局限具有某種“史”的意義。很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除了體諒我們維護原書完整性的苦心，還答應幫助解除人文版印刷不夠精美的遺憾。

2005年4月13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