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魯士建立波斯帝國，開創阿契美尼德王朝。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

636 年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蘭教傳入。

1220 年

蒙古人入侵。

19 世紀初

伊朗、阿富汗成為俄英博弈的戰場。

1890 年

納賽爾丁國王向英國商人出讓全國煙草專賣權，引發宗教力量與巴扎商人聯手抗議。

1908 年

英國人在伊朗發現石油。這是中東石油資源1次被開采利用。

1926 年

軍官禮薩·汗黃袍加身，開創巴列維王朝。

1963 年

禮薩·汗長子巴列維國王實行親西方政策，收入滾滾，GN依靠秘密警察加強監管。

1979 年

巴列維國王一家出逃，伊斯蘭教士霍梅尼回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1980 年9 月

兩伊戰爭爆發，伊朗陷入8 年苦戰。

1989 年6 月3 日

霍梅尼去世，哈梅內伊繼任Z高精神LX。拉夫桑賈尼出任ZT。

1995 年

美國指責伊朗從事“恐怖活動”並秘密發展核武器，由此實施經濟制裁。

1997 年

改革派哈塔米贏得ZT選舉勝利。

2005 年

保守色彩濃重的艾哈邁迪·內賈德贏得ZT選舉。對西方態度強硬，堅持發展核技術。

2007 年

美國對伊朗進行更為嚴重的制裁。“綠色革命”遭到鎮壓，內賈德正式J職。

2013 年6 月

西方制裁步步加緊，伊朗經濟每況愈下。支持改革的魯哈尼在新的ZT選舉中勝出。

2015 年7 月

多年談判之後，伊朗與伊核六方（中美俄英法德）達成歷史性全面協議。

3 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曲折。主唱有時放下吉他，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

“打倒美國”的宣傳畫並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車，纔找到朋友推薦的這一幅，它已經成為德黑蘭人民反美意志的標準像。

12德國：重返正常

東西相遇

形狀如玩具的特拉BT（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國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纔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料，隻有兩缸，曾經是民主德國人Z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Z長要等上16 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特拉BT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民主德國人的日用品，20 年間，漸漸變成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BT，多數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了戲謔的豹紋。

“你去後面那輛大車辦簽證！” 柏林新聞官克裡斯蒂· 坦茲勒（Christian Tensher）指著我說。

“簽證？”

“哈哈，別太認真了！”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軍用袋，裡面是兩瓶Wostok ，以蘇聯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了媒體登記處。車廂裡掛滿蘇制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記者們手持一紙簽證合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合。

“紀念柏林牆倒塌20 周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雲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BT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了警車。“誰超速了？”坦茲勒通過無線電，向每一輛Z高時速60 公裡的特拉BT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

20 年後，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 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國警察制服，都是Z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裡嘹亮抒情的音樂是英國紅星凱蒂·瑪露（Katie Melua）、美國樂隊紅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曲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麼關繫。”前YT，跟柏林市政規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裡，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產了，無力單D承辦GJ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BT塑料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裡是查理檢查站 ！”

瞬間，全車都明白了，這是表演。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要不要來點特別照顧。”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機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我們得走了，趕時間。”領隊催促著，假警察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了事。

圍牆存在的28 年間，10 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1 萬人逃脫，201 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了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地對峙著。

一條窄窄的銅線鑲嵌在水泥地上， 上面刻字：“ 柏林邊界，1961—1989。”抬腳，J跨過。一切既輕又薄，好像20 年前發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合並，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玩笑。

但是，走在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J知道這個“玩笑”的分量。

柏林牆紀念處。

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 年11 月9 日。”

    蘇珊娜·哈更D自來到這裡，J是為了“看看節日的勃蘭登堡門”。“D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工作，國家信任我們，是少數可以出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聯邦德國。但丈夫不願意，命運的爭執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回聯邦德國。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後3 年，柏林牆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家庭。23 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生什麼，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著柏林。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了，1；CY=CY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氣，金光四射。馬1永遠朝東，指向俄羅斯或者蘇聯，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Z後一道防線。

地上的婦人，在節日的廣場，慨嘆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面孔圓潤紅亮，現著飽滿的倔強。忽然，3 個年輕人手拉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出弧線。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一後，蘇珊娜立即搬回市區，“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現在在（沒有了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向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質量高。“芬蘭的學生水平全歐洲D一，因為他們拷貝了過去民主德國的方法。”蘇珊娜這樣認為。D年執意逃脫的身份，JT成了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裡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聯邦德國”的分界。“兩邊的差距在縮小。”她笑笑，“統一D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國人MKED了ZL！”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 年前那YT，23 歲的戴維·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來被排斥在“體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升的機會。

他父親是D地教會負責人。D時的民主德國，基督教勢力是Z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一之後，德國政府中D一批民主德國政治家，正是來自教會，也J是現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ZLMKE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牆被拆了，D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鑿開的洞裡來來回回走了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裡的戴維，藍色眼睛放出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發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兒要回家了。她們剛從美國回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 歲的時候，戴維還沒見過美國人。圍牆倒下後，他去了美國念書，現在是一名律師。戴維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20 年後，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歷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J可能觸動一段錯綜曲折的人生。

廣場角落裡，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勛章。一個頭發稀疏、上了年紀的人在旁邊抽煙。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注明寫著“Gerhart Schirmer”，“二戰”時期戰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軍中關押了10 年。他稱，蘇聯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裝毒氣室，偽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戰後，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了禁書。

自行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麼關繫。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自行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隻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希特勒剛剛退出舞臺，鐵幕J已降下，那些年裡，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裡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克思大街（D時叫“斯大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寧廣場（現在改名為“聯合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別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並不明顯。看到一家法國餐館“慶祝開業25 周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雲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占領區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歷史古跡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國主干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的印記隻剩了俄羅斯航空標志上的鐮刀。

然而，東聯邦德國的融合絕非無縫。上海作家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BT汽車行駛在聯邦德國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後面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Z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聯邦德國牌照的車唰唰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140 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後面……雖然它們如願自由行駛在聯邦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出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局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落差。20 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GD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家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裡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家。藝術家提供不了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借貸發展。柏林牆倒下之初，SJ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裡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15 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門子盤算了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失業率成了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聯邦德國人抱怨民主德國人搶走工作，民主德國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了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10 年前，柏林牆倒塌後20 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家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 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盡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家統一是積J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聯邦德國，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在和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麼，你現在是東柏林人了？”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裡的意大利菜吐出來，“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聯邦德國人，永遠聯邦德國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

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民主德國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麼不同？”

“怎麼說呢，J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J知道了！東邊的人不會D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民主德國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