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有某些小說家進入大家的共同記憶,成為“偉人”,這也隻是種種歷史性的偶然遊戲造成的結果,而且,對他們的著作來說,這一向都是災難。
我想到托馬斯·曼努力地想要讓人理解他小說裡的幽默。這是一種動人而徒勞的努力,因為在那個年代,他的祖國的名字被納粹主義玷污了,他是唯1可以以古老德國這個文化國度的繼承人身份與世界對話的人,他的處境的嚴肅性——很令人遺憾地——遮掩了他著作裡迷人的微笑。
我想到高爾基。他渴望為那些可憐人和他們挫敗的革命(一九〇五年那場)做些好事,所以他寫了他*糟糕的一部小說《母親》,這部小說在許久之後(因為黨的高層的諭令)成了所謂社會主義文學的神聖典範。他的那些小說(遠比我們願意相信的更自由也更美),就這樣消失在雕像所樹立的人格背後了。
我也想到索爾仁尼琴。這位偉人是偉大的小說家嗎?我怎麼知道?我從來不曾打開任何一本他的著作。他那引起巨大回響的堅定立場(我為他的勇氣鼓掌)讓我相信,我已經預先認識了他所說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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