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全書。餘秋雨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書》共分六冊。首批推出有關中國的兩本《尋覓中華》和《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一書，精選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進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書中的後半部分有關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生態的文章都是一次發表。

從此，餘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這套書的文字和標題為準，之前的所有的版本不再印刷，以誤讀者。

餘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鎮(今屬慈溪)。中國著名藝術理論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曾獲“國j級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並擔任多所大學的教授。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聞名的中國美學家，有評論家譽之為左手寫散文，不落其淺薄，右手撰述藝術理論，也不失其艱澀難明。多次擔任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評委，影響巨大。

內頁插圖

餘秋雨“文化散文” 升級上市

鄭媛 北京青年報

著名學者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全書》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升級版”。自此，餘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這套書的文字和標題為準，之前所有的版本不再印行。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書》共分六冊，其中兩冊是有關中國

總序

道士塔

莫高窟

沙原隱泉

陽關雪

都江堰

白發蘇州

三峽

貴池儺

青雲譜

黃州突圍

天涯的眼神

山莊裡的背影

寧古塔

一個庭院

十萬進士

處處有他們

抱愧山西

風雨天一閣

杭州的宣言

上海人

傘下的侗寨

蚩尤的後代

我本是樹

追回天籟

道士塔

一

莫高窟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我去時，有幾座已經坍弛，還沒有修復。隻見塔心是一個木樁，塔身全是黃土，壘在青磚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風凜冽，整個塔群十分淒涼。

有一座塔，顯得比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讀，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箓！

再小的個子，也能給沙漠留下長長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讓歷史吐出重重的嘆息。王圓箓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獃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見到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後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為主，怎麼會讓一個道士來當家？中國的民間信仰本來就是羼雜互融的，王圓箓幾乎是個文盲，對道教並不專精，對佛教也不抵拒，卻會主持宗教儀式，又會化緣募款，由他來管管這一片冷窟荒廟，也算正常。

但是，世間很多看起來很正常的現像常常掩蓋著一個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箓這個守護者與守護對像之間產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讀到潘絮茲先生和其他敦煌學專家寫的一些書，其中記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經常出去化緣，得到一些錢後，就找來一些很不高明的當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畫刷白，再掄起鐵錘把塑像打毀，用泥巴堆起靈官之類，因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這裡畢竟是佛教場所，於是再讓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牆壁刷白，繪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經的故事。他四處打量，覺得一個個洞窟太憋氣了，便要工匠們把它們打通，大片的壁畫很快灰飛煙滅，成了走道。做完這些事，他又去化緣，準備繼續刷，繼續砸，繼續堆，繼續畫。

這些記述的語氣都很平靜，但我每次讀到，腦海裡也總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慘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一直晃動著那些草刷和鐵錘。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隻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聲下氣地懇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麼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二

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農歷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從一個姓楊的幫工那裡得知，一處洞窟的牆壁裡面好像是空的，裡邊可能還隱藏著一個洞穴。兩人挖開一看，嗬，果然一個滿滿實實的藏經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纔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而且，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實際地位已經直躥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遺跡博物館館長還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隨手拿了幾個經卷到知縣那裡鋻定，知縣又拿給其他官員看。官員中有些人知道一點輕重，建議運到省城，卻又心疼運費，便要求原地封存。在這個過程中，消息已經傳開，有些經卷已經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國人士的注意。

當時，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等列強，正在中國的西北地區進行著一場考古探險的大拼搏。這個態勢，與它們瓜分整個中國的企圖緊緊相連。因此，我們應該稍稍離開莫高窟一會兒，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幾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團又一次集體向清政府遞交照會，要求嚴懲義和團。恰恰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當天，列強決定聯合出兵。這就是後來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終又迫使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也就是每個中國人都要賠償一兩白銀的“八國聯軍”。

時間，怎麼會這麼巧呢？

好像是，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裡一作出進攻中國的決定，立即刺痛了一個龐大機體的神經繫統，西北沙漠中一個洞穴的門霎時打開了。

更巧的是，僅僅在幾個月前，甲骨文也被發現了。

我想，藏經洞與甲骨文一樣，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須猛然出現在這個民族幾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時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種偉大的巧合。

遺憾的是，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一樣解讀藏經洞了，因為那裡的經卷的所有權，已經被悄悄地轉移。

三

產生這個結果，是因為莫高窟裡三個男人的見面。

第一個就是主人王圓箓，不多說了。

第二個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剛加入英國籍不久，此刻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的西北地區考古。他博學、刻苦、機敏、能干，在考古專業水準上堪稱世界一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後期出現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了這種橋梁式的悲劇性典範。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裡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產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隻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實果然如此。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覺得比再讀幾個學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聯絡、刺探、勸說王圓箓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箓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著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態度。

蔣孝琬蒙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去，為此還願意付一些錢。王圓箓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遊記》裡的西天取經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王圓箓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終於還是塞給他幾個經卷。

於是，又是蔣孝琬，連夜挑燈研讀那幾個經卷。他發現，那正巧是玄奘取來的經卷的譯本。這幾個經卷，明明是王圓篆隨手取的，居然果真與玄奘有關，王圓篆激動地看著自己的手指，似乎聽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門，向斯坦因打開了。

當然，此後在經卷堆裡逐頁翻閱選擇的，也是蔣孝琬，因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蔣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實證明，蔣孝琬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博的知識、不淺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圓箓都睡了，隻有他在忙著。

睡著的兩方都不懂得這一堆堆紙頁上的內容，隻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斷。

就這樣，一場天下最不公平的“買賣”開始了。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慣例，其他列強的冒險家們也紛至沓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圓箓覺得斯坦因實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經洞。斯坦因要蔣孝琬去談判，用四十塊馬蹄銀換回那些文物。蔣孝琬談判的結果，居然隻花了四塊就解決了問題。斯坦因立即贊揚他，這是又一場中英外交談判的勝利。

蔣孝琬一聽，十分得意。我對他的這種得意，有點厭惡。因為他應該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所謂的“中英外交談判”意味著什麼。我並不奢望，在他心底會對當時已經極其可憐的父母之邦產生一點點慚愧，而隻是想，這種橋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們以後還能干什麼？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裡的三個男人，我們還應該多看幾眼。前面兩個一直遭世人非議，而最後一個總是被輕輕放過。

比蔣孝琬更讓我喫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有一些評論者一再宣稱，斯坦因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經洞的文物並沒有錯，是正大光明的事業，而像我這樣耿耿於懷，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嗎？請看斯坦因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一會兒他扛了一個大包回來，那裡裝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東西。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三個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是絲毫暗示。

從這種神態動作，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麼嗎？

四

斯坦因終於取得了九千多個經卷，五百多幅繪畫，打包裝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時間。最後打成了二十九個大木箱，原先帶來的那些駱駝和馬匹不夠用了，又雇來了五輛大車，每輛都拴上三匹馬來拉。

那是一個黃昏，車隊啟動了，王圓箓站在路邊，恭敬相送。斯坦因“購買”這二十九個大木箱稀世文物，所支付給王圓策的全部價錢，我一直不忍心寫出來，此刻卻不能不說一說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銀子的差不多三十英鎊！但是，這點錢，對王圓篆來說，畢竟比他平時到荒村野郊去化緣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認為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過手，抬起頭來看看天色。

一位年輕詩人寫道，斯坦因看到的，是淒艷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輕詩人的詩，他叫李曉樺，是寫給下令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勛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麼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麼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麼你我各乘一匹戰馬

遠遠離開遮天的帥旗

離開如雲的戰陣

決勝負於城下

對於斯坦因這些學者，這些詩句也許太硬。但是，除了這種辦法，還有什麼方式能阻攔他們呢？

我可以不帶劍，甚至也不騎馬，隻是伸出雙手做出阻攔的動作，站在沙漠中間，站在他們車隊的正對面。

滿臉堆笑地走上前來的，一定是蔣孝琬。我扭頭不理他，隻是直視著斯坦因，要與他辯論。

我要告訴他，把世間文物統統撥離原生的土地，運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覽，是文物和土地的雙向失落、兩敗俱傷。我還要告訴他，借口別人管不好家產而占為己有，是一種與軍事掠奪沒有什麼區別的文化掠奪……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盡管幾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邏輯終於壓倒了斯坦因，於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了下來。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呢？當然應該送繳京城。但當時，藏經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有木箱，隻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員縉紳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員還把大車趕進自己的院子裡細挑精選，擇優盜取。怕到京後點數不符，便把長卷撕成幾個短卷來湊數搪塞。

當然，更大的麻煩是，那時的中國處處軍閥混戰，北京更是亂成一團。在兵丁和難民的洪流中，誰也不知道腳下的土地明天將會插上哪家的軍旗。幾輛裝載古代經卷的車，怎麼纔能通過？怎樣纔能到達？

那麼，不如叫住斯坦因，還是讓他拉到倫敦的博物館裡去吧。但我當然不會這麼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難處，一次次回頭看我。

我假裝沒有看見，隻用眼角默送他和蔣孝琬慢慢遠去，終於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後面。然後，我再回過身來。

長長一排車隊，全都停在蒼茫夜色裡，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該去何方？

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後隻能跪倒在沙漠裡，大哭一場。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裡號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歲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去世。

這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日子。中國，又一次在生死關頭被他人認知，也被自己認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倫敦舉行“中國日”活動。博物館裡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歷史學會在重慶成立。

我知道處於彌留之際的斯坦因不可能聽到這兩個消息。

有一件小事讓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銘文：

馬克·奧裡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查局成員

學者，探險家兼作家

通過極為困難的印度、中國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擴展了知識領域

他平生帶給西方世界最d的轟動是敦煌藏經洞，為什麼在墓碑銘文裡故意回避了，隻提“中國新疆”？敦煌並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肅。

我約略知道此間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為，已經受到文明世界越來越嚴厲的譴責。

阿富汗的喀布爾，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進去而未被允許，剛被允許進入，卻什麼也沒有看到就離開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爾郊區的一個外國基督教徒公墓裡，但他的靈魂又怎麼能安定下來？直到今天，這裡還備受著貧困、戰亂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包圍。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極端主義，正好與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對立。小小的墓園，是那樣孤獨、荒涼和脆弱。

我想，他的靈魂最渴望的，是找一個黃昏，一個與他趕著車隊離開時一樣的黃昏，再潛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這麼一個黃昏，那麼，他見了那座道士塔，會與王圓箓說什麼呢？

我想，王圓箓不會向他抱怨什麼，卻會在他面前稍稍顯得有點趾高氣揚。因為道士塔前，天天遊人如潮，雖然誰也沒有投來過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遠闃寂無人。

至於另一個男人，那個蔣孝琬的墳墓在哪裡，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訴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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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的一個學生，向我講述了他的一段經歷。

有一天，他從家裡的一個舊箱子裡翻出來幾張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個人，一個風姿綽約的美女，服飾打扮在今天看來也顯得大膽而前衛。他連忙拉過父親詢問，父親說：“這是你的祖母。”

這讓我的學生大喫一驚。看父親和母親，平時是那麼謹慎、樸素、節儉，隻要走出家門幾步就立即融人灰黯的人流中再也無法找到。居然，他們的前輩是那樣一副模樣！

我的學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與父親非常相似。

於是，一場艱難的問答開始了。凡是父親最含糊其詞的地方，恰恰是我學生最d的興趣點。

這使我的學生產生一種有關自己生命來歷的好奇，不久，他就帶著那幾張照片來到了老家的小鎮。

認識祖母的老人還有一些，奇怪的是，本來以為最知情的老太太們都說不出太多的東西，而那些老大爺卻目光炯炯地看著眼前的年輕人，撲朔迷離地說出一些零碎的細節。

幾天下來，我的學生鎖定了三位老大爺，重點探問。結果，他越來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這三人中間，也有可能不是。他離開小鎮時有點慌張，甚至不敢看任何一個路邊的老年男人。他還猶豫，要不要把這幾天的經歷告訴父親。

我看著這個學生隻說了一句話：“你隻需知道，自己有美麗的基因。”

二

我們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裡，甚至已經成了家長，卻未必知道這個家的來歷。

小家庭這樣，大家庭也是這樣。

我自己年輕時也曾經突然發現了小家庭的來歷，然後產生巨大的疑問，進而去探詢大家庭的秘密。

那時我二十歲，家庭突然被一場政治災難席卷，我天天幫父親抄寫他的“坦白材料”。掌權的極“左”派根據一個人含糊其詞的“揭發”，斷言我父親有“政治歷史問題”，卻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麼，每天問的問題完全不著邊際，因此這個材料永遠也寫不完。

我在抄寫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歷史，包括各種細節，經常邊抄邊為長輩們緊張、悲哀、高興、羞愧。如果在正常情況下，世間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長輩那麼多事情的。

我怕父親的回憶不準，又不斷地向祖母、母親、舅舅核實，他們的敘述使相關的資訊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終於明白，這是一個辛勞、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從屋檐到牆腳，找不到一絲一毫有可能損及他人的印痕。

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遭此禍孽？原來以為是那幾個掌權者居心不良，但他們很快下臺了，單位的負責人換了幾任，為什麼禍孽還在延續？更奇怪的是，周圍的同事、朋友都不難看出這是一個荒唐的冤案，已經造成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的無法生存，為什麼都不肯稍稍幫助一下？這種幫助，當時對他們來說毫無風險。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圍中，懂得了魯迅當年解剖“國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經知道，“國民性”也就是一個國家民眾的集體潛意識，是一種深層文化。

我被這種深層文化刺痛了，但是，當時社會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傳統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這是一種劣質文化在批判一種過時的優質文化，還是兩者都是劣質文化？

不管哪一種答案，都讓我非常悲觀。既然中華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麼，做一個中國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覺得還是少沾文化的邊，一心隻想終身從事體力勞動。我在農場時的勞動勁頭，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說起來還印像深刻。

三

後來，掌權的極“左”派上層因內訌而受挫，一場由政府中開明派領導人發起的文化搶救行動，把我也搶救了。我泥跡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復教學、編寫教材、編撰詞典的繁忙中，並開始知道文化是什麼。再後來，當極“左”派又把這場文化搶救運動稱之為“右傾翻案風”要進行反擊的時候，我就潛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開始了對中華經典的繫統研讀。由此一發不可收，直到後來獨自去尋覓祖先留在書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訪與祖先同齡的老者們的遠方故宅，走得很遠很遠。

終於，我觸摸到了中華大家庭的很多秘密。

這當然不能由自己獨享，我決定把自己閱讀和旅行的感受寫成文章，告訴同胞，因為他們都為中華文化承擔過悲歡榮辱。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很難，因為世界上華人讀者的數量太大、支脈太多。為此我不得不暫時遠離早就形成的學術癖好，用最感性的“宏偉敘事”來與廣大讀者對話，建構一種雙向交流的大文學。

我的這個試驗，受到了海內外華人讀者的歡迎。

受歡迎的熱烈程度讓我驚訝，我詢問白先勇先生是怎麼回事。他說，你踫到了中華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種文化DNA，融化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大家讀你的書，也就是讀自己。

四

一路上寫的書已經不少。由於讀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盜版狂潮。

我的書在國內的盜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應邀去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演講，館方非常熱情地把他們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來向聽眾展示。但是，我與妻子不得不苦笑著交換了一下眼色，因為推出來的大多也是盜版本，想必購自中國大陸。其中還有不少，是盜版者為我編的各種“文集”。

因此我覺得不應該再麻煩這些盜版者了，決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況，重訪文化遺跡時所產生的新感覺需要補充，很多當時漏編、漏寫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已經不滿意的文章需要刪削。

為此，我花費不少時間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書的合約到期，然後不再續簽，讓全國各地正版書市場上我的專櫃“空架”了很久。在這個過程中，我對以前的文章進行大幅度的改寫，又增補了不少關及中華文化基本經絡的文章。

這樣就構成了一套面貌嶄新的“文化苦旅全書”。其中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有關中國的路程，第二部分有關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關自己的路程。

眼下這本《摩挲大地》，精選了原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裡那些著名的篇章，這次對每一篇都進行了改寫。書的後半部分有關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生態的文章，都是第一次發表。

從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這套書的文字和標題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