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上面抓得緊，下面的運動自然也就搞得轟轟烈烈。自覺有問題的學生在老師和同學的幫助下一個個痛哭流涕，做檢查，痛罵自己的過去，以求過關。在我看來有些像滑稽戲。然而奇怪的是我無論怎麼檢查，自覺得已經很深刻了，但也沒有人理，也不說過關了，也不說不讓過，有點晾起來的意思。直到清理思想運動告一段落，8月上旬一個陰雨的下午，繫總支召集中文繫全體畢業生（近四百人）宣布：運動轉入解決敵我矛盾問題，從清理思想到清理“反動學生”。接著，總支書記陳某宣讀中共中央轉發的北京市委清理“反動學生”的文件。於是，先是全班、後來是全繫，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我。其實，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呢？北京有句俗語叫做“揀雞毛湊撢子”，是說把日常雞零狗碎的事情湊在一起，有時也很有點規模呢。我平常又愛聊天，言多必失，湊個“撢子”還是很容易的。
在大抓階級鬥爭之時我被上面關注，既不偶然（如上面說的“愛聊天”，有時也愛說些“風涼話”，這是在大抓階級鬥爭時必然會被注意的。這類人在內部排隊時，最佳也得排個“中右”，弄不好就被視為右派），也帶有些偶然性。我在北京工農師範學院上學（這個學校在1962年被並入北京師範學院）時，與張聞天唯一的男孩張虹生同宿舍，床頭相對，熄了燈也能說話。張虹生由於幼年遭遇（1942年後在新疆坐監獄3年），脾氣不好，得罪過繫裡領導和某些教師，但與我關繫不錯。當時處在困難時期，天天餓肚子，我們經常一起去飯館改善生活。在喫飽飯後，就是談天說地，這樣就難免言及困難的根源和黨內高層的鬥爭。從他那裡得知，遵義會議後，原來張聞天是黨的一把手，毛澤東僅僅是協助周恩來處理軍事問題的第三四把手。他談過對於“三面紅旗”、“反修鬥爭”等重大問題上黨內高層是有不同意見的。像後來盡人皆知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相食，是要上史書的”和在廬山會議上對彭老總不公正的批判，當時我就知道了。這些信息在正常社會中人民是有權知道的，可是在當年這些都屬於高層機密。
另外，我有幾位校外的朋友，到了假期經常湊在一起聊天，無話不談。從張虹生那裡獲得的信息自然也就擴散到這幾位了。1957年反右之後，青年學生大多也都有了自我保護意識，不會在大庭廣眾之中說一些主流思想不能允許的話。真正的思想交流也隻在親戚或沒有利害關繫的朋友之中進行。那幾位校外的朋友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而且不在一個大學裡讀書。上面說的“偶然性”就表現在原本無利害關繫的朋友，突然變成了有可能發生利害衝突的同班同學。1962年工農師院與北京師範學院合並，那幾個朋友中的一位恰好與我同班。當然在一個班裡並不是說他一定會揭發我，又趕上“清理思想”這個機緣，而且我倆都與班上的“選舉事件”多少有點瓜葛，同時受到“清理思想”領導小組的注意；最後一個機緣是：領導小組中有個下班協助政治輔導員的助教鮑某，對我和同班的那位朋友都有所了解，他又想制造點業績，於是使用各種方法，動員那位朋友揭發我，這些機緣都湊在一起，肯定還是屬於“小概率事件”。身陷這“小概率事件”中，隻能自嘆命運的捉弄，而繫裡的領導則慶幸“抓住一條大魚”（當時總支書記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