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為如何給東條英機等日本戰犯量刑爭議得最為激烈的一天。

從早上九點鐘開始，各國法官就帶著助手捧著一大堆資料來到審議廳，討論這個最為關鍵也是最讓他們頭疼的問題了。法庭庭長、澳大利亞法院的法官、61歲的韋伯爵士提出了將中國方面主張的應判為死刑的戰犯，改為流放到荒島上去終身禁錮的方案；而印度法官帕爾博士則主張慈悲為懷，無罪赦免全體戰犯；美國法官克萊爾少將雖然同意可以判決一些日本戰犯死刑，但其對像隻能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禍首，以及在戰場俘虜營裡虐待美軍俘虜的罪人。這些各持己見的爭議，使法官們面紅耳赤、心力交瘁。

在一旁觀戰的札裡季耶夫卻沒有加入爭執。

這位蘇聯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的48歲上將法官根本就不關心這些問題。因為那本是無可置疑的事，對那些雙手沾滿世界各國人民鮮血的戰犯，隻要證據確鑿，那就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個意見他在昨晚已明確告訴前來他那兒尋求支持的中國法官了。此刻他想著的是千裡以外的事情。因為今天早上他收到了國內情報部門的密電，電文告訴他說蘇軍已在中國哈爾濱附近，抓獲了日本關東軍731部隊生產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並且得到了他的供詞。

那個56歲的細菌學家在被捕後供認說，他曾經先後參與並且指揮該部隊對成批活人進行了多次慘絕人寰的“研究”和“實驗”，還在1941年和1942年組織特別遠征部隊到華中戰場參加了使用細菌武器的戰鬥。他說：731部隊在1936年組成，1946年由裕仁天皇親自頒布密令，規定731部隊的名額為3000人，絕大多數的人員必須是細菌學家或在細菌學上受過一定訓練的人。此外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還明確宣布，該部隊駐扎的地方為禁區，任何飛機都不準飛越該區上空。而且日本政府每年都撥出大量資金來維持731部隊，在1940年就撥款100，還指定其中的50要用來做實際的“研究”工作……

“他的供詞可以認定，日本天皇裕仁對731部隊的行為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札裡季耶夫看了那封密電後喃喃地說道。

日本天皇親自為731部隊定下了編制和人數，政府又直接撥款支持他們用活人做實驗，這種因果關繫可以認定日本天皇直接參與了戰爭犯罪。這樣的犯罪事實並沒有在東京法庭中揭露，因此，它將成為未來法庭中認定日本天皇直接參與戰爭犯罪的有力證據，到時隻要去說服那個川島清，逼他出庭證就行……

札裡季耶夫瞇著眼睛思索著。他在想像未來法庭上出示這一新證據時可能引起的效應。他有點興奮，但顯然不滿足，因為對蘇聯來說最主要的目標還不在此。

在東京審判中要認定日本天皇裕仁犯有戰爭罪，本來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包括偷襲珍珠港、向英美開戰等直接引起太平洋戰爭發生的日本政府奏折，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經日本天皇批準的。假如不是美國人的包庇，特別是美國駐日本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強橫專行，判處日本天皇犯有戰爭罪這件事早就會成為事實。因此現在就是宣布發現了什麼新證據，有新證人到未來法庭作證，它也隻能成為東京法庭的翻版，一種老生常談而已。因為經過東京審判以後，誰都明白蘇聯要把日本天皇推向被告席的立場，世人會戴著有色眼鏡去看準備再次成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蘇聯人的企圖，所以……

想到這裡，札裡季耶夫幾乎情不自禁地搖了搖頭。這個出生於蘇聯情報機構的將軍，顯然有著他自己的思維和獨到的判斷。

札裡季耶夫處事狡猾、膽大心細卻又是個武斷自負的人。也許是因為他當兵後不久就來到情報部隊，又參加了對希特勒德國的情報戰，因屢獲戰功而被送到蘇聯軍事委員會法事部門工作的緣故，他養成了一種既謹小慎微又桀驁不馴的性格。他對任何事物都有興趣，並有著職業上的敏感，尤其是在參加了對德國法西斯戰犯紐倫堡的審判工作，成為蘇聯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法官以後，他那種遇事不亂、堅定果敢，從來就不會受到外來事物干擾和困惑的自信心，幾乎到了一種無可比喻的地步。這種性格正是他不甘心忍受在東京法庭中受到冷遇，別出一招地提出在異地成立法庭，重新審判日本戰犯這個提案的最根本原因。但是就憑眼前這些證據，顯然無法達到目的，對這一點札裡季耶夫心裡自然明白。

“一定要找到美日兩國狼狽為奸勾結在一起的事例和證據，隻有這樣，未來法庭纔有戲可看！”札裡季耶夫幾乎不止一次地關照他的部下，讓他們想方設法打進日本政府及駐日美軍上層機構，從內部去獲取他所需要的情報。

札裡季耶夫的苦心沒有白費。今天上午，當他坐在東京法庭的審議廳裡，面對誇誇其談的各國法官感到百無聊賴的時刻，他的秘書瓦西裡告訴他有人要求他接見的消息。那些話像一注興奮劑似的使他的情緒為之一振。他站起來向庭長韋伯爵士打個招呼，便和瓦西裡一起坐車離開了位於市谷的東京審判庭。半個小時以後，他們的小車就來到了位於東京皇宮附近的帝國飯店。車剛停穩，還沒等飯店的侍從前來開門，札裡季耶夫就匆忙地推開車門走進了飯店大廳。他很著急，因為一位被稱作“東京薔薇”的年輕女人，此刻正在他辦公室的會客室裡等著他。

東京帝國飯店有五十多年的歷史，是日本級的賓館。這座看上去好像是用石塊壘積而成的巍峨建築物，此刻卻成了前來這裡主宰日本命運的戰勝國各國法官的下榻和辦公之處。

札裡季耶夫的辦公室在帝國飯店五樓。這是一個大套間，由兩間臥室、兩間辦公室和一間會客室組成。此刻札裡季耶夫的女秘書正陪著“東京薔薇”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喝咖啡聊天。看見札裡季耶夫進來以後，她微微地一笑，向“東京薔薇”打了個招呼後便退出了會客室。

“啊，美麗的薔薇，見到你可真是不容易啊！”看見女秘書走出房間後，札裡季耶夫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他走到沙發前，一下子抱住了和他同樣顯得興奮，並且迫不及待站起來的那個愛笑的女人。他吻著她的額頭和眼睛，滿臉微笑地望著她，那種親密的關繫顯然說明，他們相識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怎麼樣？聽說你有急事找我？”

“是的，將軍，恐怕在您的部下裡面隻有我纔是聞您的風而動的喲。”

“東京薔薇”露齒一笑，有點撒嬌似的望著札裡季耶夫。她今年28歲，是白俄羅斯人和日本人的混血。她的真名叫森利婭。三年前，當札裡季耶夫接到了前往日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任務後，他就特意申請，要求把剛剛從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蘇聯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門工作的森麗婭調到東京來。而後他又通過自己在日本共產黨內的關繫戶，把剛剛來到東京的森利婭安排進日本新聞社的政治部當記者。

森利婭精通英語，人又長得漂亮，而且工作勤奮，又很會處事，所以她很快就受到了新聞社同僚們的歡迎，在那裡穩穩當當地扎下根來。從去年起，森利婭開始用“東京薔薇”這個筆名，在新聞社報刊的定期專欄上發表時事評論，那一針見血又恰到好處的諷刺文章深受大眾歡迎，也使她“東京薔薇”的筆名在新聞界內外贏得了聲譽。以後她又按照札裡季耶夫的指示，開始活躍於日本的上層社會。她的卓越纔能和外交手段配上她迷人的微笑，使她在諜報工作上頻頻得手。毫無疑問，今天她肯定又為札裡季耶夫送來了一份足以讓她的上司感到滿意的禮物。

這是一份來自日本國家地方警察總部的秘密文件，上面記載著美國駐日本占領軍總司令部向日本政府遞交的外交照會。它要求日本政府限期抓獲美方正在追捕的那些已經潛入日本境內的曾對美國公民和美軍設施實施過犯罪的日本人。美國人的這份照會列舉了一大串名字，並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面記上了符號，還注釋了其犯罪的事實和根據。內容寫得密密麻麻而且又是厚厚一沓看不勝看的文件，使札裡季耶夫感到困惑，他望了一下森利婭忍不住地嚷起來了。

“呵，我可愛的薔薇，你把犯罪分子的名單送到我這兒來干嘛？難道你想讓我當個警察頭頭是嗎？哈哈……”

“不，將軍，您仔細看這份名單。第三位，那個名叫高橋秀義的罪犯後面寫的內容……”森利婭伸出手指，在名單的第三位上停了下來。顯然，她已經從高橋秀義這個名字後面注釋的內容知道了有關的內部消息。

注釋是這麼寫的：

高橋秀義，男，年齡二十多歲。原為駐中國哈爾濱日本憲兵司令部憲兵。少佐軍銜。

1945年年末，該犯作為受美國軍方聘請的翻譯人員，在擔任受降後的日本731部隊把各種人體實驗的數據實物交給美國海軍艦隊的時候，伺機作案，竊取了美軍機密文件，被發現後又畏罪潛逃，在中國東北瀋陽、通化一帶失去行蹤。

一年後的1946年，該犯在朝鮮南部漢城因參與殺人事件被重新發現蹤跡。根據當地警察的調查認定，該犯曾用籐井隆生這個名字，潛入從中國經釜山開往福岡的日本難民運輸客輪海和號，又因為該客輪在朝鮮和日本之間的濟州水道發生了爆炸事件而落入海中，被朝鮮海上警備隊救起，送往朝鮮濟州島難民營。

半年後，當查明了該犯正身的朝鮮警方趕往濟州島準備去拘捕他時，該犯卻已經在數月前離開了那兒，到了兩百海裡以外的巨濟島，在那兒殺人、搶劫，制造了數件命案，從而被當地輿論界稱為“海狼”，成為一個恐怖的代名詞。

1946年8月下旬，該犯搶劫的高麗三號朝鮮漁輪在日本北九州一帶的海岸被發現，然後又有人舉報，該犯在當地旅館和一個名叫山崎幸子的妓女鬼混。當警察接到密報趕往該旅店時，該犯卻已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那兒，在那兒附近的小柳車站坐火車逃走，從此失去蹤影。

由於該犯竊有美軍的重要情報，又多次犯下殺人搶劫等罪行，所以美國駐日本占領軍總司令部要求日本各地方警察、自治體警察、國家公安委員會各部門，通力協作，盡快抓獲該兇惡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