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時分，正值高峰期，迪帕克已經開了三個來回的電梯。先把威廉斯先生送上八樓，再把他接下來，他是福克斯新聞頻道的專欄作家。另一趟是把戈魯拉先生接下來，他是會計，在二樓有個辦公室。第三趟是上到七樓，克萊爾是一對法國夫妻，養了一條金色尋回犬。女管家給了迪帕克一的紙幣，迪帕克把狗交給了在大堂裡等待的遛狗人。 
迪帕克看了一下表，科林斯夫人馬上會給他打電話。這位寡婦每次要鎖三道鎖，生怕不速之客的來訪。第五大道十二號樓內形形色色的住客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幫科林斯夫人把鑰匙從門鎖裡拿出來之後，他把她送到了一樓，然後回到二樓接上了等待已久的克洛艾小姐。她微笑著跟他打招呼，她天生就是一副熱情洋溢的面孔。走進電梯，她詢問他今天過得如何，他是這樣回答的： 
“有高有低，小姐。” 
將電梯廂停到跟平臺一般高，這是一門藝術。迪帕克閉著眼睛都可以做到。他護送克洛艾小姐一路上去，從她二樓的辦公室到九樓的公寓，格外小心。 
“小姐今晚要出門嗎？”迪帕克問道。 
這個問題並沒有涉及隱私。他隻是想事先提醒夜班的同事，以防克洛艾小姐晚上需要用電梯。 
“我今晚隻想洗個熱水澡，然後躺在床上。我的父親在嗎？” 
“您回到家就會知道的。”他說道。 
迪帕克有兩大宗教信仰：印度教和保密教。他在第五大道的這棟樓做了三十九年的電梯員，從未洩露過任何住戶的行蹤，也沒有跟住戶的親人碎碎念過。 
第五大道十二號樓，一棟九層樓的石頭建築，每層樓都有一間公寓，除了二樓有兩間辦公室以外。平均每天每層樓五個來回，迪帕克每年要走上五百九十四千米。從他從事這份職業開始，他總共走了兩萬兩千五百七十二千米。他在制服的小口袋裡放了一個筆記本，上面記載了他上下電梯的次數，就像是飛行員記錄飛行裡程一樣。 
再過一年五個月三周，他所記錄的裡程就可以達到兩萬三千四百四十八千米，是印度楠達德維峰高度的三千倍。這是他一生的夢想。每個人都知道楠達德維峰的名字有“快樂女神”之意，它是印度境內第二高的山峰。 
迪帕克用手操控的電梯是一臺古董。整個紐約市僅存五十三臺這樣的電梯。對這棟樓房的住戶們來說，這臺電梯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 
迪帕克是正在消亡的手藝人，他不知道這是件令人悲傷還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每天早上六點十五分，迪帕克從員工門走進第五大道十二號樓，他來到地下室，然後朝倉庫的儲藏室走去。他把肥大的褲子和過時的羊毛背心掛起來，穿上白色襯衣、法蘭絨褲子和制服，胸口用金線繡著他的工作地點。他把頭發梳到腦後，戴上一頂帽子，再在儲藏室門口掛著的小鏡子前整理一下帽子，然後上去接替值夜班的裡韋拉先生。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內，他細心清理電梯廂，首先用抹布擦干淨木地板，然後給木地板打蠟，接下來換一塊抹布擦拭銅質的手柄。對他來說，登上電梯就像是進入了東方快車的車廂，可以抬起頭欣賞天花板上文藝復興時期的壁畫。 
一臺現代化的電梯對住戶來說當然更劃算。但一聲溫情的問候，或者是一位耐心的聽眾又如何估價？他花心思處理鄰裡矛盾，早上給你送去暖心的問候，隨時隨地提供咨詢，在你生日那天送上祝福，在你出門度假時看守你的公寓，當你深夜獨自一人回家時，保證你的安全，這份耐心是無價之寶。電梯服務員不是一份普通的職業，而是一份聖職。 
三十九年過去了，迪帕克每天都是這樣度過的。早上和傍晚的高峰期，他在大堂櫃臺的後方駐扎。有訪客到訪時，他關上大門，送訪客去坐電梯。他還負責收包裹，一天擦拭兩次入口的大玻璃和鐵門的玻璃窗。晚上六點十五分，當裡韋拉先生來接班時，迪帕克把他的王國托付給他。他來到地下室，把白色襯衣、法蘭絨褲子和制服掛起來，把帽子放在架子上，整理一番衣著，把頭發梳到腦後，照一下鏡子，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地鐵站。 
華盛頓廣場站人不多，迪帕克總能找到座位，當從三十四號大街上來的乘客擠滿了車廂時，他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第一個上來的乘客。當大部分乘客在四十二號大街下車後，他又可以坐下來，打開報紙看今天的新聞，一直坐到一百一十六號大街。然後剩下的七百米他走路回家。他早晚都是這樣的行程，無論是夏日炎炎，還是秋風習習，或者是鼕日暴雪。 
晚上七點半，他跟夫人共進晚餐。拉莉和迪帕克三十九年以來隻有一次沒有遵守這個約定。那年拉莉二十六歲，焦躁不安的迪帕克在救護車裡牽著她的手，拉莉的宮縮越來越頻繁。這一天本應該是他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最後卻成了他們永遠閉口不談的悲劇。 
每隔一周的周四，拉莉和迪帕克會去西班牙哈勒姆區的一家小餐廳共享戀人晚餐。 
迪帕克非常愛他的夫人，也非常愛他有規律的生活方式。但今晚，從他坐在這張桌子旁開始，他的人生就發生了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