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把她的一生經歷告訴給洛諾夫隻是一年以前的事。一天晚上她歇斯底裡地哭著，從紐約的皮爾特摩旅館打電話給他；他勉強纔弄清楚，那天早上她獨自從波士頓坐火車去看一出戲的日場演出，打算晚上搭火車回去。結果她沒有回去。出了劇院以後，卻去旅館開了一個房間，進去以後就在那裡“躲著”不出來了。
那天午夜，洛諾夫剛剛完成了他的夜讀後上了床，接了電話就上了汽車向南開去。四點鐘的時候，他到了城裡，六點鐘的時候，她已告訴了他她到紐約來看的戲是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改編的，但是等到她能夠稍有頭緒地說清楚她同這出百老彙新戲的關繫時，已是上午九十點鐘了。
“不是因為這出戲——要是隻是我一個人，我是很容易把它看完的。是因為同我一起看戲的人，一汽車一汽車的女人不斷地開到劇場門前，身上穿著皮大衣，腳上穿著貴重的皮鞋，手上拎著貴重的皮包。我想，這不是我來的地方。廣告牌、照片、大門篷，這些我都可以看得慣。可是這些女人嚇壞了我——還有她們一家的人，她們的孩子，她們的家。我心裡想，還是去看電影吧，或者上博物館去。但我還是拿出票來，同她們一起進去了，結果當然發生了意料中的事。這是必然要發生的。這就是，在那裡的女人都哭了。我周圍的每一個人都淚流滿面。最後，我身後一排有一個女人尖聲叫了起來，‘哦，不能這樣。’因此我跑到這裡來了。我要一個有電話的房間，可以待到我找到我父親。但是我一到這裡，我就一直坐在洗澡間裡想，要是他知道了，要是我告訴了他，那麼他們就得在每場演出後到臺上去宣布，‘請觀眾們放心，她仍活著。大家不用擔心，她逃了性命，她現在二十六歲，一切都很好。’我就要對他說，‘你一定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以外誰都不讓他知道。’但要是他被發覺隱瞞呢?要是我們兩人都被發覺隱瞞呢?曼尼，我不能打電話給他。我一聽見那個女人叫‘哦，不能這樣’，我就知道我不能打電話給他。我就知道情況一直就是這樣：我永遠不能再見到他了。對誰來說，我都已死了。”
艾米躺在亂糟糟的床上，身上緊緊地裹著一條毛毯，洛諾夫則默不出聲，坐在窗邊一張椅子上聽著。他一進這間沒有上鎖的屋子，發現她坐在空澡盆裡，身上仍穿著她那套最好的衣服和最好的大衣：穿著大衣是因為她不停地發抖，坐在澡盆裡是因為這地方離窗戶最遠，窗戶在臨街的二十層樓上。
“多麼淒慘，你一定會這麼想。真是開玩笑。”她說。
“玩笑?對誰開玩笑？我看不到有什麼好笑。”
“我告訴你這個。”
“我仍舊不懂。”
“因為這像你的一篇小說。一篇E．I.洛諾夫的小說……名字叫……唉，你知道叫什麼好。你知道怎樣用三頁稿紙就把故事說完，一個無家可歸的姑娘從歐洲來，因為聰明，可以旁聽教授的課，聽他的唱片，彈他女兒的鋼琴，幾乎在他家中長大，後來有一天，流浪兒長成了婦人，出去自立了，有一天她在皮爾特摩旅館隨口說……”
就在她又這麼發作的時候，他離開他的坐椅，到她床邊坐下。“是的，”他說，“隨口說。”
“曼尼，我不是瘋子，我不是發神經病，我不是想引人發生興趣、模仿你的藝術——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親愛的朋友，”他答道，他的胳膊現在摟著她，把她當作一個孩子似的輕輕搖著，“如果這都是這麼——”
“唉，爹爹，這真的是這樣。”
“那麼你把我的拙劣的藝術拋在很遠很遠的後面了。”

這就是艾米單獨去科特劇院，坐在痛哭失聲無法勸慰的觀眾中間，看了著名的《安妮·弗蘭克的日記》在紐約演出的第二天早上說的故事。這就是這個有著動人的容貌、迷人的口音、巧妙的辭令和(根據洛諾夫的看法)有著洛諾夫式的耐心的二十六歲年輕女子想要他相信的故事。
她在戰後改名為艾米·貝萊特。她改用這個新名字並不是要隱瞞自己的身份——到那時為止還沒有必要——而是，照她自己當時所想的，要忘掉她的過去。她曾經昏迷了幾個星期，先是在一個肮髒的營房裡，同別的生病挨餓的被囚者在一起，後來在一個臨時湊合的簡陋“病房”裡。黨衛隊集中了十二個垂死的孩子，放在一間有十二張病床的屋子裡，給他們身上蓋著毛毯，目的是為了使向貝爾森進軍的盟軍相信集中營生活的舒適。十二個孩子中有幾個在英軍到達時還活著未死，就給送到了一個陸軍野戰醫院。她在這裡終於蘇醒過來，對護士的話有時明白，有時糊塗，但是不肯張口說話。她不哭也不鬧，卻弄明白了自己是在德國的一個什麼地方，還不滿十六歲，一家人都死了。事實就是這些，現在你就去理解這些事實吧。
護士們叫她“小美人”——一個沉默不語、面容黝黑憔悴的姑娘——這樣，有一天早晨，她願意說話了，告訴她們她姓貝萊特法語“小美人”。。至於名字艾米，她是從幼時讀得傷心痛哭的一本美國小說《小婦人》美國作家露易莎·梅·奧爾科特(1832—1888)在1868年出版的一部小說，寫一家四姊妹的故事，賺人熱淚。中得來的。她在長期沉默中決定，既然在阿姆斯特丹已無親人，就到美國去長大。她認為在貝爾森之後，最好在自己與需要忘卻的東西之間，隔開一個像大西洋那麼寬的重洋。
她是在斯托克布裡奇等洛諾夫夫婦的家庭牙醫師檢查她的牙齒的時候獲悉她的父親還在人世的。她在英國幾個家庭寄養了三年，在阿西納學院當一年級生也快有一年了。她在候診室一堆刊物裡揀起一本過期的《時代》雜志，隨便翻閱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名叫奧托·弗蘭克的猶太商人的照片，他在1942年7月，納粹開始占領後大約兩年，帶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女兒藏了起來。弗蘭克一家和另外一家猶太人在阿姆斯特丹他原來的辦公樓的後部一個閣樓裡，安全地生活了二十五個月。後來，在1944年8月，他們的下落顯然給下面倉庫裡的一個工人洩漏了，警察查出了他們藏身的地方。在牆壁封死的閣樓裡一起生活的八個人，隻有奧托·弗蘭克熬過了集中營的囚禁而幸免一死。戰後他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當初掩護他們的那家荷蘭人把他那個在貝爾森集中營死去時纔十五歲的小女兒在躲藏期間所寫的筆記本還給他：一本日記本、她用來繼續寫日記的幾本賬冊和納粹搜查值錢的東西時從她的書包中倒出來的一疊紙。弗蘭克起先隻是私人出資印刷了那部日記，分贈親友，作為對他家庭的紀念，後來在1947年正式出版，題為《Het Achterhuis》——《後樓》。《時代》雜志說，這個小姑娘所記錄的被追捕的猶太人，盡管物質匱乏，而且時刻提心弔膽，唯恐被查獲，但仍設法維持了文明的生活，使荷蘭讀者讀後備受感動。
在那篇題為“幸存者的傷心事”的報道旁邊，是日記作者的父親的照片，他“如今年已六十”。他孑然一身，站在普林森格拉赫特運河上一所樓房前面，穿著大衣，戴著帽子。就是在這所樓房裡，他的死光了的一家人曾經臨時安家，苟延殘喘。
接著是她的故事中洛諾夫肯定會認為不大可能的部分。但是她本人則認為沒有什麼可奇怪的，這就是大家都認為她已死了，而其實她還活著。凡是知道戰爭快要結束的幾個月裡情況是如何混亂——盟軍到處狂轟濫炸，黨衛軍四竄逃命——的人，都不會說這是不可能的。至於有人說看到過她在貝爾森死於傷寒，不是把她同她姊姊瑪戈搞錯了，就是因為看到她長時間昏迷不醒，以為她一定也已死了，或者是看到她被看守用車拉走，以為她必死無疑。
“貝爾森是第三個集中營，”艾米告訴他，“我們最初給送到韋斯特博克，在阿姆斯特丹北面。那裡有別的孩子可以在一起說說話，我們又回到了露天的環境——除了提心弔膽以外，別的其實並不太壞。爹爹住在男營房裡，但我生病的時候，他仍能想辦法在夜裡到女營房來，到我床邊，握著我的手。我們在那裡待了一個月，然後給送到奧斯威辛。在貨車裡過了三天三夜。終於打開了車門，那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面。男人給推在一邊，我們在另外一邊。那是九月初。我在十月底見到母親最後一面。那時她已幾乎說不出話來了。瑪戈和我從奧斯威辛給送走時，我不知道她究竟明白不明白。”
她接著說到貝爾森的情況。裝在牲口車上幸免一死的人，起先住在荒地上的帳篷裡。他們和衣睡在光禿禿的地上。好幾天沒有喫的和喝的，秋天的風雨刮破了他們的帳篷，他們就隻好在風雨中露宿。最後搬到營房中去時，他們看到營地外小溝裡堆滿了尸體——那是由於傷寒和饑餓而在荒地上死去的人，到鼕天來臨時，還活著的人似乎不是有病，就是快瘋了，那時，她眼看著姊姊慢慢地死去，自己也開始病倒了，瑪戈死後，營房中照顧過她的是哪些婦女，她已記不得了，也不知她們的下落。
她在獲救後，曾在醫院裡長期養病，康復後她沒有照一家人本來約定的那樣，一旦失散，就到瑞士某地去相會，這也並不是那麼說不通的。一個身體虛弱的十六歲姑娘，沒有錢，沒有簽證——更沒有希望——隻是為了到達目的地以後，弄清楚自己就像原來所擔心的那樣孤苦伶仃，一無所有，她會去做這樣的長途跋涉嗎?
不，不，說不通的是：她沒有打電話給《時代》雜志，告訴他們，“我就是寫日記的人——請代我尋找奧托·弗蘭克!”她隻在筆記本中記下了那一期雜志封面的日期，補了牙以後，就帶著教科書到圖書館去了。說不通的是——不可解釋、不可辯解，使她良心仍感內疚的是——她一如既往那樣鎮靜、仔細，查閱了《紐約時報索引》和《期刊文獻讀者指南》，找“弗蘭克，安妮”和“弗蘭克，奧托”以及“Het Achterhui”條目，查不到以後，又到圖書館最底層的書庫中去找過期的報刊。她在喫晚飯以前剩下的時間裡，坐在那裡反復閱讀《時代》雜志的文章，一直到能背出為止。她細細觀看她父親的相片。如今年已六十。起作用的就是這句話——使她又一次成了那個在閣樓中為他剪發的女兒，在那裡跟他學習功課的女兒，一聽到盟軍轟炸機飛過阿姆斯特丹上空就會跑到他床邊，鑽進他的被窩，抱緊他的女兒：突然之間，她成了那個失去了的一切已由他來代替的女兒。她哭了很久很久。但等到她到宿舍去喫晚飯時，她裝作沒有什麼災難再次降臨到奧托·弗蘭克的安妮的頭上的樣子。
但是這也不奇怪，因為她從一開始就決心不談她的苦難經歷。作為一個獨立生活的年輕姑娘，決心是她的優點。要不然她怎麼能獨立生活下來?她在英國的第一個寄父是丹尼爾大叔，她有許多原因無法忍受他，但千條萬條，其中主要一條就是，每逢有人進了他家的門，他遲早總要開始介紹艾米在戰時的種種遭遇。還有倫敦北面那所學校的年輕教師吉丁斯小姐，她在上歷史課時總是要對這個猶太小孤女投以柔情的眼光。一天放學後，吉丁斯小姐帶她到本地一家茶室喫檸檬凍蛋糕，向她問集中營的情況。艾米覺得不得不答復，因此當她證實了吉丁斯小姐以前聽到過而總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故事時，吉丁斯小姐熱淚就要奪眶而出。“可怕，”吉丁斯小姐說，“真可怕。”吉丁斯小姐像她自己歷史課上的一個學生那樣，徒勞無益地努力要想了解過去，這時艾米卻一聲不響地喝她的茶，喫她的美味可口的蛋糕。“為什麼，”傷心的教師終於問，“幾百年來大家都憎嫌你們猶太人?”艾米霍地站了起來。她喫了一驚。“別問我!”女孩說——“去問憎嫌我們的那些瘋子!”從此以後，她就不再同吉丁斯小姐交朋友了——也不同任何向她提出他們根本無法理解的問題的人交朋友了。
她到英國幾個月以後，就下定決心，要是她再從丹尼爾大叔嘴裡聽到一聲哭喪的“貝爾森”，她就逃到南安普頓去，上一艘美國輪船，偷渡到美國去。她對純種英國教員在學校裡對她表示的嘖嘖同情也感到厭煩。有一天星期六，她在燙一件襯衫的時候，就拿起熨鬥烙了胳膊。鄰居們聽到她的尖叫紛紛跑來，把她送到了醫院急診室。等到繃帶解下來時，胳膊上原來烙的集中營囚犯號碼已成了半個雞蛋大小的一塊紫色疤痕。
她的繼父母隻說這是一樁意外，但在這次意外事件後，丹尼爾大叔通知猶太人福利委員會。他的太太健康欠佳，他們無法再收留艾米在家。這個孤兒就被送到另一家——後來又到另一家。不管是誰問她，她都說她是在納粹侵入前的那個星期與一批猶太學童一起從荷蘭撤出來的。有時她甚至沒有說這些學童是猶太人。撫養她的猶太家庭雖然對她的說謊感到不安，也隻輕輕責備一聲了事。但是她不能忍受他們因為奧斯威辛和貝爾森的緣故把援助的手擱在她的肩上。要是後來有人覺得她與眾不同，那不是因為奧斯威辛和貝爾森的緣故，而是因為她在那以後使自己成了那個樣子。
他們都是好心腸的照顧周到的人，他們盡力要使她明白，她在英國不再有危險了。“你一點也不用害怕，一點也不用擔心，”他們向她保證說，“也不用覺得有什麼抬不起頭來的。”“我並沒有覺得抬不起頭來。問題就在這裡。”“但是，有的年輕人要想隱瞞他們的猶太血統，問題就未必如此。”“也許別人不是如此，”她對他們說,“我可是如此。”
在《時代》雜志上發現了她父親的相片後的一個星期六，她搭早班公共汽車到波士頓去，在一家接一家的外國書店中尋找一本《後樓》，但都沒有找到。兩星期後，她又坐三個小時的汽車到波士頓去，這次是到郵政總局去租一個信箱。她用現款付了租金，然後發了她手提包中帶著的一封信，還錢的彙票，寄給阿姆斯特丹的聯繫出版社，要他們錢作為書款和郵費，能買幾本就寄幾本安妮·弗蘭克寫的《後樓》到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郵政信箱152號朝聖國際書店。
她在他的心目中已死了快四年了；她認為再死一兩個月也沒有什麼大礙。奇怪的是她也沒有感到太難過，隻是晚上睡在床上的時候，她常常哭著要求寬恕她對她年已六十的完美無缺的父親干了這麼殘酷的事。
她把訂書的信發給阿姆斯特丹的出版社以後，幾乎已有三個月了，有一天，是八月初的一個風和日暖的日子，有一隻郵包太大了，在朝聖書店租的郵政信箱裡放不下，等著她到波士頓去取。她身上穿著一條米色麻布裙子，一件新的白布襯衫，都是頭一天晚上熨過的。她的頭發梳成那年春天流行的垂肩式，也在頭一天晚上洗過做過了。她的皮膚均勻地曬得黑黑的。她每天早上遊泳一英裡，每天下午打網球，總而言之，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完全是一個二十歲健美少女的樣子。也許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郵局職員把郵包遞給她時，她沒有急著用牙齒咬斷包扎的繩子，也沒有馬上暈倒在大理石地板上，而是走到公園裡去——荷蘭寄來的郵包在她的手裡晃來晃去——一直走到她找到一條空板凳。她先坐在這條樹蔭下的板凳上，但後來又站起來走開去，另找一個陽光下的好地方。
她仔細地看了荷蘭郵票——那是她沒有見過的戰後新郵票——辨認了郵戳，然後開始考慮怎樣纔能小心地拆開郵包。這種不慌不忙的耐心的表現是不合情理的，但她是有意如此。她感到洋洋得意，目眩頭暈。要堅忍，她心裡說。要有耐心。沒有耐心就沒有生活。她終於解開了繩子，一點也不破損地打開層層厚厚的褐色牛皮紙，這時她覺得她從牛皮紙中這麼一絲不苟地取出來，放在她干淨漂亮的美國姑娘的米色麻布裙子上的東西，就是她的獲救的生存本身。
安妮·弗蘭克著。她的書。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