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苟為人沉默寡言，曾在英國人集中營中領導一場絕食罷工，制止村裡的保安毆打懷孕婦女，自始至終他都是家鄉認可的英雄。然而，在安靜的外表下卻隱藏著不可告人的過去。此時他的家鄉正在籌劃一場肯尼亞獨立日的慶祝大會，前反抗軍鬥士R將軍和科伊納打算當眾處決通敵者，讓他在大會上坦白自己的罪行

恩古吉？瓦？提安哥（1938-），肯尼亞小說家、劇作家、政論家，生於利穆魯一農民家庭。一九**年畢業於烏干達馬赫雷雷大學，後入英國利茲大學續修文學。一九六七年回國，在內羅畢大學任教，改英國文學繫為非洲文學和語言繫。一九七七年因抗議當局對英語的強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獲釋後與家人過著流亡的生活，直到肯尼亞前總統阿拉普？莫伊下臺纔終於得以安全回國。他的作品還包括《孩子，你別哭》《一粒麥種》《血染的花瓣》《十字架上的魔鬼》等。恩古吉現居美國，在紐約大學任教並繼續寫作。

英雄既歿，叛徒群立

黃夏/文

針對20世紀中葉發生在非洲的大規模“去殖民化”過程，法國思想家弗朗茨·法農在其《大地上的受苦者》“國家意識的陷阱”一章中警告說，非洲的國家主義非但沒有成為激勵民眾的向心力，反而有流於一紙空談的危險。歷史的發展見證了法農的這一讖語，而這一代非洲作家，也不得不從過往融反帝反殖民與弘揚本土國族精神為一體的英雄敘事，轉變為對當下現實問題的痛苦拷問。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一粒麥種》便是這一思潮中頗值一提的作品。

小說開場便予人一種十分詭異的印像：1963年肯尼亞獨立前夜的喧囂和狂歡，與霪雨霏霏的曖昧天氣，形成鮮明的反差，而書中一干人物暗懷的心事，更與節日的喜慶氣氛全不搭調。這一反諷十足的開頭牽起一明一暗兩條線索，明線講述以商人基孔由和夢碧夫婦、農民穆苟和公務員卡冉加為代表的普通肯尼亞民眾的個人故事，通過回憶與談話再現1923年至1963年間殘酷的殖民統治與反殖民鬥爭；暗線講述“茅茅”獨立運動骨干R將軍借組織獨立慶典之名，排查當年出賣並且害死民族英雄、夢碧的哥哥基希卡的叛徒。全書由一種夢魘微醺的語氣講述，不時夾雜多聲部、意識流手法，懸疑驚悚味甚濃。小說結尾，兩條線索彙合一起，真兇水落石出。令人意外的是，英雄的英靈未得到慰籍，族群的罪孽卻曝之於大庭廣眾之下。後殖民文學書寫的意義，正在此英雄既歿、叛徒群立的境況中凸顯出來。

我們先從書中感嘆大英帝國一落千丈的白人殖民者湯普森深信不疑的一個觀點說起：“從根本上說，成為一個英國人隻是一個心態問題，所謂‘心態’是指人們看待生活、看待人際關繫、看待社會結構的一種方式，通過改變人們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就可以改變人們看待生活的方式。”

且不論改變“社會文化環境”和“人們看待生活的方式”的途經及其有效性，這一嫁接移植的後果在20世紀以來的許多中國人眼裡不啻就是那再熟悉不過的“假洋鬼子”。

成為一個“英國人”如是困難，非洲人要成為自身，也就是“非洲人”或者“肯尼亞人”，總會容易些吧？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以部落宗法為統治基礎的“非洲人”或者“肯尼亞人”民族身份的覺醒，是在西方入侵殖民之後很久纔發生。據以立國、文化與思維模式一致的“民族共同體”自始便已先天不良，在此後的獨立鬥爭中更如被蟻穴築空的堤壩那樣一潰千裡。於是，對比小說人物承載著歷史意義的名字與他們實際的行動便成為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叛徒”們的眾生相也因之展現出多彩的光暈。

基孔由，意為“肚臍”，標志祖先與子孫幾代人的縱向聯結；他的妻子夢碧，采用吉庫由聖母的名字；夢碧的追求者卡冉加得名於傳說中的一個人物；穆苟則以歷*令人崇敬的預言家命名。這四人，再加上基希卡，便是當年成天醉心唱歌和彈吉他，從鄉下跑上半個鐘頭去鎮上看火車的年輕伙伴，在鎮壓“茅茅運動”的緊急狀態法頒布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基孔由在拘留營六年的身心折磨使他*終屈膝；夢碧在丈夫關押期間苦苦持家，於監禁、饑餓和死亡威脅中委身卡冉加；卡冉加貪戀權力，賣身求榮，做了白人的走狗；穆苟與世無爭，卻因窩藏基希卡陷入受害妄想，出賣了基希卡。

作者塑造的這四個人物具有典型意義，他們代表了抵抗、投敵和順從之民眾潮流。事實上，他們看似迥異的人生抉擇其實大有共同點在，那就是他們都想“種”自己那“一畝三分地”，時代的詭譎與殘忍卻不容他們逍遙其外，而他們走出的每一步不僅背叛了國家還背叛了彼此。他們對犧牲的英雄既欽佩又痛恨，因為“他們有勇氣為真理獻身”，而英雄光輝的榜樣更凸顯出他們懦弱偷安、背信棄義的恥辱感。為求良心安逸，他們告訴自己“每個人都是孤獨地活在這個世界上，獨自為生存而奮鬥”。

這暗含哲理的個體箴言與大寫的“民族共同體”格格不入，英雄式的史詩神話徹底讓位給了沉痛的個體敘事。基希卡死前劃下的這一段在我們讀來竟是五味莫辨：“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若未掉在地上，仍舊是一粒；若掉在地上死了，就會結出許多粒來。”基希卡的用意是革命薪火相傳，鬥爭後繼有人，而現實是一個英雄倒下了，千千萬萬個叛徒站起來。

然而，將心比心，我們能譴責他們自私自利、意志不堅和人心渙散嗎？站在相同立場，我們能做得比他們更好嗎？隻是，作者不容我們再有踟躇思索的時刻，而是把更為驚心動魄的一瞥，投擲到對國家民族重建的復雜與艱巨性上。這些“叛徒”，有的為罪孽囓噬，隨時擔心復仇的“腳步”從身後響起，有的吸食英雄的血肉，養肥自己，國家未得獨立，已是貪腐橫行。R將軍在慶典現場發表演講時冷森森地生起的被背叛的恐怖感——“如今遊行在內羅畢大道上的士兵並不是肯尼亞土地自由軍隊的士兵，而是扛著來福槍的非洲民兵，他們正是殖民主義力量的代表”——並非無來由的想像，因為小說結尾帶來了更具衝擊力的一幕：當穆苟在大會上坦白自己的罪行時，全場鴉雀無聲，沒有聲討，沒有石頭，大會自行解散了。這一戲仿耶穌勸阻法利賽人打死淫f的情節徹底顛覆了罪愆與救贖的意義：“你們當中誰沒有罪，誰先拿石頭砸她”，人們全都悄悄溜走——他們都是罪人啊。

作者提安哥把書寫得既殘忍又動人，其批判的鋒芒固然在殖民主義對非洲的荼毒之深，但字裡行間所透露的憎恨、痛苦與憐憫，則在在落實到非洲人自身的劣根性，以及對新時代個體與民族身份的追索：誰纔是民族獨立的英雄？個人在民族主義的舞臺上扮演什麼角色？那些經歷了殖民與反殖民時期血雨腥風的人們，心靈要怎樣纔能愈合？

提安哥沒有給出答案，其困惑與迷惘作為沉重的道德包袱留在小說中那萬千罪人的心頭，並成為日後肯尼亞人或者更大意義上的非洲人永難去掉的十字架——此書寫於1967年，肯尼亞獨立後的第四年，作者已預見到那些“叛徒”借英雄之名安身立命的國家，在以後的歲月中歷經的坎坷、跌宕與混亂。祭出“殖民主義”的大旗以招魂和歸罪，顯然不是如提安哥這樣專注於反思非洲國族命運的後殖民作家創作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