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說實話，我最初認識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德，一點也沒有看出來他身上有什麼不同凡響的東西。然而，現如今，很少看見誰還會否定他的偉大。我這裡說的偉大，不是平步青雲的政治家所取得的光環，也不是功成名就的軍人贏得的英名。那是一種特質，屬於他們所占據的位置，與個人關繫不大；環境一經發生變化，那種盛名就會大打，名不副實。首相退下官位，人們屢見不鮮的隻是一個誇誇其談的演說家；將軍脫下戎裝，不過是集鎮上的一介草莽英雄。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德的偉大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你也許不喜歡他的藝術，但是無論如何你難以拒絕它，你很難會沒有興趣。他讓你不得安生，讓你乖乖就範。他為人取笑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為他辯護或者說他的好話，都不再看作是性格古怪，言辭偏激。他的種種毛病為人們津津樂道，認為是成就他的必需品。他在藝術上的地位仍有討論的餘地，贊美者的奉承也許像詆毀者的非議一樣率性而為，捉摸不定；然而，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賦。在我看來，藝術上最令人感興趣的東西是藝術家的個性；如果個性鮮明，我願意原諒一千個毛病。我以為，與艾爾·格列柯相比，貝拉斯克斯是一個更高明的畫家，但是習慣勢力作祟，無人對他頂禮膜拜：這個克裡特島人，沉迷聲色而結局可悲，把他的靈魂的秘密呈現出來，像一份標準的獻祭。這個藝術家、畫家、詩人、音樂家，有了他的裝點，崇高而美麗，讓審美意識得以滿足；但是這點類似性本能，其原始野蠻的東西是少不了的：他在你面前呈現的還有他本人更了不起的天分。對他的秘密追根溯源，和津津有味地閱讀一個偵探故事不相上下。這種秘密好比一個謎，分享了大千世界沒有答案的奇觀。斯特裡克蘭德的畫作最微不足道之處，都顯示出一種罕見、扭曲以及復雜的個性。正是因為這點，就是那些不喜歡他的畫作的人，都做不到對他的畫作漠然視之；也正是因為這點，激起了世人對他的生平和性格的興趣，好奇至極。
斯特裡克蘭德死後不到四年之際，莫裡斯·赫雷特在《法蘭西信使》發表了那篇文章，把這位默默無聞的畫家從歷史塵埃中挖掘出來，敢為人先，後來的作家或多或少慣隨大溜，這纔紛紛循聲發表文章了。在很長時間裡，法國沒有人享有比赫雷特更無可爭議的權威，他提出的看法不可能不給人留下印像；他的說法看起來有誇大之嫌，但是後來的各種評價肯定了他的評估，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德現在穩穩地守住了他先前制定的路線。這一聲譽平地崛起，是藝術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是，我並不打算對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德的作品妄加評論，除非作品觸及他的性格。我不能苟同一些畫家的出言不遜，說什麼門外漢對繪畫一竅不通，要表明對他們的畫作的青睞，最好是三緘其口，掏出支票簿就是了。認為藝術隻是一種纔藝，隻有手藝人纔真正理解，這是一種奇談怪論：藝術是感情的表露，感情講一種芸芸大眾都能聽懂的語言。不過我承認，批評家要是對技巧缺乏實踐的知識，很少能夠對有真實價值的畫作說三道四，而我就對繪畫一竅不通。還好，我沒有必要冒這種風險，因為我的朋友愛德華·萊格特是

家面含冷笑，認為沃爾特·羅利爵士aa羅利（Sir Walter Raleigh, 1554?—1618），英國探險家、作家，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寵臣，早期美洲殖民者，因被指控陰謀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監禁在倫敦塔（1603—1616），後被處死，著有《世界史》，以及散文、詩歌等。
在人類記憶裡穩坐聖賢尊位，那是因為他把自己的大氅鋪在地上，讓伊麗莎白女王踩踏走過，而不是他把英格蘭的名字帶往那些沒有被發現的國家。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德生前默默無聞。他樹敵過多，並非廣交朋友。所以，用不著奇怪的是，那些寫他的人隻好借助活躍的想像來彌補他們回想起來的貧乏事實，而且很顯然，雖然人們對斯特裡克蘭德了解十分有限，卻也足夠浪漫寫家有機會找到材料加以發揮。他一生行為怪異，令人畏葸，他的性格中咄咄怪事也不少，他的命運讓人心疼的東西更是多不勝數。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因素經過添醋加油，一個傳奇就憑空產生了，一個腦子靈光的歷史學家對此是不會貿然抨擊的。
然而，羅伯特·斯特裡克蘭德牧師偏偏不是這樣一位腦子靈光的歷史學家。他坦承他寫這部傳記bb《斯特裡克蘭德：其人其作》，畫家的兒子羅伯特·斯特裡克蘭德著，1913年海因曼出版。
是為了“消除某些街談巷語的誤解”，關於他父親後半生的種種不實之詞“給依然活在世上的親人們帶來很大的痛苦”。明擺著，關於斯特裡克蘭德的一生，為人共知的許多情況都讓一個體面的家庭感到難以面對。我讀這部傳記出於好玩消遣，暗自慶幸內容不過爾爾，因為傳記寫得毫無色彩，枯燥乏味。斯特裡克蘭德牧師筆下的人物是一位盡職的丈夫，一位慈祥的父親，一個脾氣隨和的常人，勤勤懇懇，品行端正。這位當代牧師在研究我以為可以稱之為《聖j》詮釋這種科學時，學會了顧左右而言他的本領，讓人大開眼界，但是這位牧師“詮釋”他父親一生的所有事實的那種高超手腕，倒是一個孝順的兒子很容易發現方便記憶的方法，一定會讓他時機成熟時在

一樣，與艾爾·格列柯親密無間，能讀到這人寫下的回憶錄，我們有什麼舍不得放棄呢？
然而，我不會為這些借口尋求庇護。我忘記誰建議過，為了讓靈魂受益，每天應該做兩件自己不喜歡的事情：這是一個富有智慧的人，這話就是格言，我謹記在心，遵照行事，因為每天我醒來起床，每天上床睡下。但是，我本性中具備苦行主義傾向，我讓我的肉體每星期接受一次更嚴厲的磨難。我從來沒有漏掉一次閱讀《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想想大量的書有人寫出來，作者心懷美好的希望看到它們出版，等待這些書的命運，這是一種有益健康的守則。每一本書要從這樣浩瀚的書堆裡突圍，會面臨怎樣的概率？那些成功的書也不過是季節性的。老天知道書的作者會有什麼樣的疼痛，他忍受了怎樣的苦澀經歷，遭受了怎樣的頭痛，隻是為了讓某個踫巧的讀者得到幾小時的放松，或者驅除他路途的勞頓。如果可以根據書評作出判斷，那麼很多書是作者嘔心瀝血寫出來的，為它們曾經絞盡腦汁。對有些作者來說，甚至是付出了一輩子艱苦的勞作。我從寫作中汲取的教訓是，作者應該從創作的樂趣中得到酬報，從思想負擔的釋放中得到回報；對其他東西都不必介意，表揚還是苛評、失敗還是成功，都應該在所不計。
戰爭到來，隨同戰爭而來的，是一種新的態度。青年求助於我們過去不了解的神靈，有可能已經看出來那些在我們身後來人的活動的方向。年輕的一代意識到了力量和躁動，早把門敲過了。他們蜂擁進來，坐在我們的座位上。他們大呼小叫，空中吵鬧聲一片。他們的一些長輩，學著青年的滑稽行為，老當益壯，極力讓自己相信他們的日子還沒有結束。他們和精力最充沛的人一起嚷叫，但是他們的嘴裡喊出來的戰爭吶喊顯得很空洞。他們像可憐的蕩婦，試圖用畫筆、化妝和脂粉，嘰嘰喳喳嚷叫不斷，讓青春幻影再現。明智一些的人自顧做出一副不卑不亢的優雅。他們含蓄的微笑是一種遷就的譏諷。他們記得他們也曾把坐享好處的一代人踩在腳下，也這樣大呼小叫過，也這樣冷嘲熱諷過，他們早看透這些高擎火把的勇敢人士轉眼之間就會把位置讓出來。世上沒有哪句話稱得上最後一句話。尼尼微城aa古代東方奴隸制國家亞述的首都，遺址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附近。
把自己的偉大吹捧到天空時，新的福音早已成了古董。那些講這些豪言壯語的人，好像覺得這些話無比新穎，其實過去先人們早講過一百多遍了，腔調都很少改變過。鐘擺來回遊蕩，往復循環。那個圓圈從來都在重新啟動。
有時，一個人活了相當長的時間，在一個時代裡他爭得了位置，進入另一時代他卻茫然失措，隨後千奇百怪的東西呈現了一種人類喜劇中最獨特的景觀。比如說，現在誰還想到喬治·克雷布bb克雷布（George Crabbe, 1754—1832），英國詩人，以擅長用樸素的語言如實描繪日常生活聞名，主要作品有《村莊》《教區紀事錄》等。
呢？在他的時代他可是鼎鼎大名的詩人，世人一致認為他是一個天纔，現代生活更加繁復，很少還能看見這點了。他從亞歷山大·蒲伯cc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國著名詩人，善用英雄偶體，長於諷刺，代表作長篇諷刺詩《奪發記》《群愚史詩》等。他同時是一個很有建樹的翻譯家，先後翻譯了《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那派學到寫作技巧，用韻文偶體寫了很多道德教化故事。然後，法國革命來了，拿破侖發動的一繫列戰爭烽火不息，詩人們紛紛吟誦新的詩歌。克雷布先生繼續用韻文偶體寫道德教化故事。我認為他一定閱讀過這些年青一代詩人的作品，因為他們在這個世界裡折騰出了很大的動靜，而且我感覺他認為那些詩作不成樣子。當然，多數新詩都不成樣子。不過，濟慈和華茲華斯aa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國詩人，作品歌頌大自然，開創浪漫主義新詩風，主要作品有《抒情歌謠集》、長詩《序曲》、組詩《露西》等，被封為桂冠詩人（1843）。詩人的英語名字，字面意思可譯為“有價值的詞”，也許生來就該喫文字這碗飯，做桂冠詩人時已經七十三歲，算當時的大壽數，因此也可以說熬來一頂華麗的帽子，尤其和二十六歲早歿的濟慈相比。
的頌歌，還有柯勒律治bb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國詩人，評論家，主要詩作有《忽必烈汗》《古舟子詠》；評論作品《文學傳記》，與華茲華斯合著的《抒情歌謠集》，英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開創人之一。
的一兩首詩作，以及雪萊的幾首詩歌，拓寬了過去尚無人涉足的廣大精神疆域。克雷布先生如同羊排一樣一塊肉而已cc原文as dead as mutton，英語成語，“氣絕已久”“僵死”“陳腐過時”等意；這裡照字面意思譯出，似乎更形像生動。
，然而他卻繼續用韻文偶體寫作道德教化故事。我斷斷續續讀了年輕一代的作品。他們中間可能有一位更加熱烈的濟慈，有一位更加輕靈的雪萊，已經發表了這個世界會欣然記住的詩篇。我說不好這點。我欣賞他們把詩寫得盡善盡美——他們的青春已經光彩奪目，再說什麼好聽話似乎有點荒謬——我對他們精致的風格深為折服。但是，盡管他們辭藻華麗（他們的詞彙表明他們躺在搖籃裡時已經翻閱過羅熱dd羅熱（Peter Mark Roget, 1779—1890），英國醫師，語言學者，1815年起為皇家學會會員，退休後編纂《英語單詞和短語彙編》一書，因此名留青史。
的《英語單詞和短語彙編》了），但是他們沒有告訴我什麼新東西：在我看來，他們無所不知，無所不通；他們在我的背上輕拍一掌的親昵勁兒或者全身撲向我懷裡的熱烈感情，我還真受不了；他們的激情對我來說有點貧血，他們的夢想有點枯燥。我不喜歡他們。我已經被束之高閣了ee原文on the self, 英語成語，“被廢棄的，不再流通的”等意，這裡照字面意思譯出，更通。
。我會繼續用韻文偶體寫作道德教化故事。但是，如果我寫作這些東西別有所為而不隻是為了自己娛樂，那我可是一個傻瓜的傻瓜的傻瓜了。
三
不過，所有這些議論隻是附帶說說而已。
我寫出我的第一本書時，我還很年輕。運氣垂青，這本書引起關注，弄出不小動靜，各色人士都巴不得和我認識。
最初我被引薦到倫敦文人的圈子時，感到局促卻又求之不得，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難免幾分郁悶。很久以來我都沒有光顧那個圈子了，如果多種小說描寫那個圈子的獨特景像都是真實的，現在那裡已經今非昔比了。文人聚會的地點大不相同。切爾西和布魯姆斯伯裡取代了漢普斯特德、諾丁山門以及肯辛頓的高街。當時四十歲不到就是一方人物了，而現在過了二十五歲就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了。我想，那些日子我們都有點不好意思表露自己的感情，怕人笑話，總讓做張做致的勁頭明顯地收斂著。我不相信斯文的放浪形骸的文人能夠表現出一種純潔的精致文化，可我也記不得像當今之日一樣時興如此粗俗的男女亂來。我們都不認同，拉起一道沉默的簾子，遮擋起種種反常行為，就是虛偽的。鐵鏟並不總是叫作該死的鐵鍬aa英文句子套用了短語call a spade a spade，“有話直說”“直截了當”等意思。
。女人還沒有完全自由自主。
我住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一帶，我記得坐公共汽車走很長的路纔能到達好客的文學家庭。因為我膽小害羞，要在大街上來回徘徊一陣子，纔鼓起勇氣去按響門鈴。隨後，心下忐忑不安，樣子誠惶誠恐，被人領進一間不透氣的房間，裡面到處都是人。我被介紹給這個名人，那個大腕，他們對我的書盡說些恭維話，卻讓我感到極度無所適從。我感覺他們指望我說些左右逢源的應酬話，可我等到聚會結束也想不出什麼中聽的話。我竭力隱藏我的窘態，忙著端茶倒水，把切得亂糟糟的面包分送給每個人。我不想讓任何人注意我，這樣我就可以悠然自得，聽聽他們說的那些妙趣橫生的事情。
我記得現場有一些體格碩大身板挺直的女人，鼻子很大，眼神勾人，她們穿戴的服裝仿佛一身盔甲；也有一些像小老鼠一樣的瘦小的老處女，說話細聲細氣，瞅人一眼鬼鬼祟祟的樣子。我始終興趣盎然地觀看她們戴著手套拿黃油面包喫，拿了一次又一次，可我看到她們以為沒有人看見時就在她們的椅子上揩手指，那種漠然勁頭令我大開眼界。這對那些家具有害無益，不過我估摸輪到女主人拜訪她的朋友時也一定會在她們的家具上如法炮制，以解心頭之恨。一些女人穿戴得很入時，還說她們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寫出一本小說來就要穿得邋邋遢遢；如果你生就了一個苗條身段，就應該把腰肢展露無遺，一隻小腳穿了時髦的鞋子絕不會妨礙編輯采用你的“材料”。但是另一些女人認為這樣穿戴難免輕佻，她們穿了“藝術紡織品”，戴了野裡野氣的珠寶。男人的穿戴很少看上去怪裡怪氣。他們盡可能表現得不像作家的模樣。他們希望在別人眼裡就是這世界的男人，到哪裡都像是城市公司的管理人員。他們總是做出有點疲勞的樣子。我過去壓根兒不認識作家，我發覺他們非常奇怪，可我覺得他們在我眼前好像不是特別真實。
我記得我印像中他們的談話不同凡響，一位同行作者剛剛轉身，他們就會把他說得一無是處的帶刺的幽默勁兒，讓我聽得張口結舌。藝術家有一種世上別的行業望塵莫及的優勢，不僅可以嘲笑朋友們的相貌和性格，還可以譏諷他們的作品。那種談吐機敏或者出口成章的談鋒，我自愧不如，甘拜下風。那時候，交談還講究修養，像一種藝術；一句干淨利落的妙語會大受賞識，是飯鍋下的柴火噼裡啪啦爆裂聲aa語出《聖j·傳道書》第7章：“愚昧人的笑聲，好像鍋下燒荊棘的爆聲。”
望塵莫及的；格言還不是愚鈍的人模仿智者所得的機械的運用，閑散的交流中冒出來一兩句警句會令談話格外活潑。說來難過，當時的妙語我一句也記不得了。但是，想來那種交談也從不會令人十分舒服，因為談話轉向這個行業的細端末節時，都是我們實踐的藝術的另一面。我們談論到最x一本書的成就時，會自然而然地猜測它賣出去多少本，作者得到了多少預支稿費，最終他可能得到什麼樣的收益。隨後，我們會談及出書的出版商以及諸如此類，與別的出版商克扣稿費比較起來，這位大方到何種程度；我們會爭辯一番，把稿子交給版稅優厚的人，還是交給能把書的價值“推舉”出來的人。有些出版商廣告宣傳很差，有些則很不錯。有些出版商很現代，有些則很古板。隨後，我們還會談及代理人和他們為我們爭取到的東西；也會談到編輯和他們歡迎的作品種類，一千字能給多少稿費，以及他們算稿費是否及時或者拖拉。對我來說，這種談話都非常具有浪漫氛圍。它給我一種親密無間的感覺，成了神秘的兄弟會的一員了。
四
那時，誰都沒有羅絲·沃特福德對我關照有加。她有男性理性的一面，也有女性任性的一面，她寫的小說原創性很強，讓人心緒紛亂。一天，在她的家裡，我遇見了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德的妻子。沃特福德小姐在舉辦茶會，她窄小的房間比平常更為擁擠。大家好像都在說話，而我靜靜地坐著，感到無所適從。我這人過於內向，哪一群人都加入不進去，他們似乎都深為自己的事情占住了。沃特福德小姐是一個十分周到的東道主，看見我處境狼狽就走過來了。
“我想讓你和斯特裡克蘭德太太說說話兒，”她說，“她對你的小說推崇備至。”
“她是干什麼的？”我問道。
我意識到我孤陋寡聞，如果斯特裡克蘭德太太是一個名聲在外的作家，我想在和她開始說話前，一定要把這點強調出來纔好。
羅絲·沃特福德把兩眼穩穩地垂下，好讓她的回答更具效果。
“她舉行午餐聚會。你隻管虛張聲勢一點，她會邀請你喫午餐的。”
羅絲·沃特福德有點憤世嫉俗。她認為生活就是有機會寫小說，公眾就是她寫作的原材料。如果公眾中有人對她的纔能欣賞，適度慷慨地招待過她，她就會時不時邀請其中一些人來府上做客。她認為大眾的弱點為名人而備，她看不上眼卻也沒有什麼壞心眼，在他們面前扮演好一個得體的著名女纔子就是了。
我被領到了斯特裡克蘭德太太面前，我們在一起交談了十分鐘。我一無所獲，隻感覺她的聲音還算好聽。她在威斯敏斯特區有一套公寓，與還沒有竣工的那所大教堂aa當指著名的保羅大教堂。
遙遙相望，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個教區，我們彼此便更親近了一層。對於居住在泰晤士河和聖詹姆斯公園之間的所有居民來說，陸海軍商店就是一條聯結的紐帶。斯特裡克蘭德太太要了我的地址，幾天之後，我收到了一張邀請共進午餐的請柬。
我受邀的機會不多，自然高興接受這次邀請了。我到達時稍稍晚了一點，因為我害怕到得過早，便在大教堂附近兜了三個圈子，趕到時來用餐的已經聚齊了。沃特福德小姐在座，傑伊太太、理查德·特威寧和喬治·羅德也落座了。我們都是作家。天氣清朗，還是早春，我們大家都心情很好。我們談到了上百件事情。沃特福德小姐居於兩種打扮之間：前者是她青春年少時的唯美主義，身著淡綠色去參加聚會，舉著一枝水仙花；後者是身穿成熟女性的隨意服飾，腳蹬高跟鞋和巴黎上衣，頭戴一頂新帽子。因為戴了一頂新帽子，她興致很高，我還從來沒有聽過她用如此刻薄的語言談論我們共同的朋友。傑伊太太心下明白言辭失當往往是智慧的靈魂，因此用幾近耳語的音調發表高見，足以讓雪白的桌布羞得像玫瑰一樣通紅。理查德·特威寧哇啦哇啦說些怪誕不經的言論，而喬治·羅德感覺無須展示什麼纔氣，多嘴隻會顯得俗氣，便隻管往嘴裡送食物。斯特裡克蘭德太太話也不多，但是她有一種令人愉快的本領，引導交談按照一般的話題進行，大家談話出現短暫停頓時，她恰如其分地插進話來，讓交談繼續進行。她是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個子較高，體態豐滿，卻不顯得肥胖；她生得不算標致，但是臉蛋兒招人喜歡，也許這主要是她那雙和善的棕色眼睛。她膚色過分淺白。她的一頭黑發雅致地扎起來。她在三個在座的女人中，是唯一一個素面朝天的，可對比起來，她倒是顯得簡單樸素，少有矯飾。
餐廳的品位符合時代風尚。一切都非常簡樸。很高的護牆板一色白，綠色牆紙上掛著惠斯勒aa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美國畫家，長期居住英國，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以夜景畫、肖像畫和版畫而聞名，作品有油畫《白衣少女》《藝術家的母親》；銅版畫有《威尼斯風景》等。
的銅板蝕刻畫，簡潔的黑色鏡框。綠色窗簾上印有孔雀圖案，懸掛在筆直的線繩上，綠色的地毯，圖案是灰色的兔子在枝繁葉茂的樹木間追逐嬉戲，讓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裡斯aa莫裡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國詩人、畫家、工藝美術家，組織社會主義聯盟（1884），創辦凱爾姆斯特出版社（1890），主要作品有詩集《地上樂園》《社會主義歌集》；散文有《烏有鄉消息》等。
的影響。壁爐上擺放了白釉藍彩陶器。那時候，倫敦一定有五百間餐廳像這樣一模一樣的裝飾。這種風格雅致，有藝術感，但是略顯單調。
我們離開時，我和沃特福德小姐一起走的，天氣晴好，她戴了新帽子，這讓我們一致同意從聖詹姆斯公園穿行而過。
“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聚會。”我說。
“你認為飯菜好嗎？我跟她說，如果她想讓作家來，她一定得讓他們喫好。”
“難能可貴的好主意，”我答道，“可是她為什麼想和作家來往呢？”
沃特福德小姐聳了聳肩。
“她發現作家很有意思唄。她想加入到文學運動中來。我認為她相當簡單，可憐的人兒，她認為我們都很了不起。總之，請我們來用午餐，讓她很高興，這也傷害不到我們。衝這點，我也喜歡她。”
回頭看看，我認為斯特裡克蘭德太太是巴結社會名流的人士中最不會傷害人的，這些人追逐著名人群從漢普斯特德那個極少數名人圈子一直來到切恩街的最寒酸的畫室。她居住在鄉下時非常年輕，很安靜，從穆迪圖書館借來的圖書不僅帶來了書中的浪漫故事，還帶來了倫敦的浪漫氛圍。她讀書真的很投入（在她這類人中，多數人是對作家比對作品更感興趣，對畫家比對畫作更注意），她構建了一個想像的世界，她在其中生活得自由自在，是她在日常的世界裡永遠無法獲得的。在她慢慢地了解作家時，好像在舞臺上歷險，這之前她隻是從腳燈的另一頭認識作家。她戲劇性地見到了他們，真的好像自己過上了一種範圍更大的生活，因為她可以招待他們，在他們幽居的地方拜訪他們。她接受了作家們玩弄生活遊戲的種種規則，他們自己從不遵循，但是她卻從來一點也沒有想到按照那些規則調整自己的行為。他們的道德倫理古怪多變，如同她們的穿戴標新立異，他們的理論和悖論都野裡野氣的，卻是一種讓她趣味多多的娛樂，但是對她的種種信念沒有一絲一毫的影響。
“可有一位斯特裡克蘭德先生嗎？”我問道。
“哦，那是的。斯特裡克蘭德先生在城裡做事，我相信他是一個證券經紀人。他這人非常枯燥乏味。”
“他們兩個算得上心心相印的一對嗎？”
“他們彼此很尊重。如果你在那裡用餐，你遲早會見到他的。但是，她不經常請人去用晚餐。斯特裡克蘭德先生非常少言寡語。他對文學和藝術一點興趣也沒有。”
“為什麼可人的女人要嫁給枯燥的男人呢？”
“因為腦子好使的男人都不娶可人的女人啊。”
我對這話想不出任何合適的回答，於是我問斯特裡克蘭德太太生養了孩子沒有。
“生養過了，她生了一兒一女。他們都在上學。”
這個話題無話可說了，我們開始談起別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