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哲學/布萊克韋爾哲學指導叢書》：
對於諸如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這樣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們（neo-Marxists）來說，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概念根植於對他那個年代的工廠制度中的產業工人的具體分析，因此，“無產階級”概念不應當運用於後工業化的狀況，這些狀況展現出工人階級分裂成了不同的階級部分，並且顯現出不同類型的勞動（參見Kellner，1984）。由於這個原因，盡管馬克思對他那個年代的產業工人階級進行了鞭闢人裡的經驗分析，而且盡管他的革命計劃被他那個時代的階級對抗的本質所證明，並體現在後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中，但是當前的時代卻需要新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理論。
此外，依據歷史的回顧，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缺乏一種主體性理論，缺乏革命意識發展，這也削弱了它的理論和實踐效能。馬克思似乎認為，階級和革命意識將會自然地發展，將會作為生產過程中工人地位的一個結果。然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激烈地爭論著階級意識是自發地發展的呢[就像羅莎·盧森堡（RosaLuxembourg）所宣稱的]，還是必須從外部帶給工人[就像考茨基（Kautsky）和列寧（Lenin）所認為的]。但是，與之相對，隨後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和其他一些人將會發展出更加復雜的意識、交往和教育理論，通過這些理論，為民主的社會變革而奮鬥的政治主體性能夠得以形成。
後來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同樣認為，馬克思淡化了文化在塑造意識和行為時的作用，並且尤其是在聯合資產階級社會內的工人階級時的作用。從這一視角來看，馬克思太過相信工人階級就是一種內在革命性的階級，而且他沒有預見到它在資本主義制度內的分裂與聯合，也沒有預見到它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期階段中的無力性和保守性。此外，強調一個統一的無產工人階級，這也同朝向階級分化和分裂的現代性趨勢相矛盾，同馬克思自己的某些——但並非全部——著作中所承認的趨勢相矛盾。
馬克思的很多文本似乎也太過強調勞動，這種勞動是作為獨特的人類活動，並且作為人類發展的關鍵。對生產的過分強調伴隨著一種不充分的交互主體性概念，這種概念對於個體意識及其在交往、符號行為和文化中的發展，缺乏一種充分發展的理論。與後來的社會理論家們——例如迪爾克姆（Durkheim）、米德（Mead）和杜威（Dewey）——不同，馬克思未能察覺到廣泛的交往在聯合和團結的新形式的發展中的重要性。因此，他過多地強調了階級鬥爭，強調了直接行動，而對交往和民主的強調卻不夠。
事實上，馬克思從未把握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性，這些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遺產，應當被吸收進社會主義。盡管他在其討論巴黎公社的著作中擁護一種激進的民主自治模式，而且盡管他長期支持民主制作為一種理想，但馬克思卻從未恰當地理解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發展起來的分權制度和權力體繫、制衡制度以及民主參與。因此，馬克思擁有一種不充分的民主理論，而且未能發展出一種制度理論，這種理論有關於民主制及其在資本主義下的限制，以及社會主義如何能夠使得其更完滿和更豐富的類型成為可能。
馬克思的理論也有某些方法論局限，這些局限與它太過非批判性地接受現代科學有關。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有一定的獨斷論和實證論傾向，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以一種足夠激進的方式批判現代科學有關。從《德意志意識形態》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認為他們的理論展現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嚴謹和其他優點。他們將他們的理論描述為科學，並采用“科學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來描述他們理論的獨特性。在其後期著作中，馬克思寫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和“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MER，p.296；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頁）。這樣一種決定論的話語違背了馬克思其他文本中的意志主義和對革命實踐的強調，並且指向一種對科學的太過非批判的偏好，這種偏好在現代理論中是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