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昊《常客》部分前言

一

2017年的10月，重慶已經微冷了，我帶著我奶奶姚女士，在重慶開啟了為期一個月的拍攝計劃。整個10月，我們各自拿著相機，一起在重慶的各個地方進行拍攝。

這個拍攝計劃完全源自一股模糊的衝動，Z開始甚至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題，說不清楚動機，隻是直覺上想要做這件事。我知道這個計劃中會有姚女士、會有重慶，但與此同時我也知道它不完全關乎姚女士，也不完全關乎重慶市。

拍攝計劃開始之後，為了方便整理資料，必須給它起個名字。我想到了齊豫的一首歌，叫作《答案》。整首歌隻有這麼幾句詞：

天上的星星為何

像人群一般的擁擠呢

地上的人們為何

又像星星一樣的疏遠

這個暫定名“答案”的計劃，慫恿我去探尋一個沒有“問題”的“答案”。拿著相機出了門，相當於拿著筆上了考場，卻發現這道題沒有題干，隻有三個字——“請回答”，令人疑惑。但我想，正是某些疑惑，吸引著我去探尋一些東西。

二

是什麼隔開了自己和周遭的一切？

是什麼造成了人和人之間的疏遠？甚至隔開了我們和自己的內心？

為了方便拍攝，我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小公寓，又專門買了一張很大的重慶地圖貼在空白的牆面上，希望它能幫我了解重慶城區的道路位置。

貼上地圖之後定睛一看，發現完全沒有用——買錯了，這是張整個重慶市的地圖。

而我計劃去拍攝的地方其實都是在主城九區內，而主城九區加起來遠占不到整個重慶市的十分之一，在地圖裡隻有不到半個巴掌大，根本什麼都看不清，連路都沒有標識，看完更加搞不清方位了因此。Z後選擇的地方要麼是我兒時就比較熟悉的，要麼是奶奶想去看看的，要麼就是助理幫我選出來的“很有重慶特色”的地方。

我覺得這張地圖充滿了諷刺意味，就一直把它貼在了牆上。

重慶的朋友們在一起聊天時經常會提到各種地名，什麼觀音橋、兩路口、七星崗、彈子石……我每次表達出“那是哪兒”的疑惑時，大家對我的疑惑也表示更加疑惑，好像那是本地人不可能不知道的地方，我的行為就像北京人找不到天安門一樣荒謬，但我是真的不知道。而我能說得出找得到的地方，例如解放碑、朝天門、磁器口、洪崖洞，都是遊客會去的地方，想來我對重慶的了解真的跟遊客差不多。我也推薦不出什麼私房美食，問我該去哪兒喫火鍋，我隻能說：都挺好喫的。

我有幾份職業，其中經濟來源比較穩定的一個是歌手，或者說是音樂人。

有一陣子我很羨慕一些音樂人可以寫出完全屬於他們生長環境的音樂，少數民族歌手也好，方言歌手也好，民間藝人也好，很多人都可以用音樂來呈現自己的故土情結，展示自己的根源文化。我也特別想試試，但完全弄不出來，我對故土文化一無所知。

說到重慶民歌，或者四川民歌，我就知道一首《太陽出來喜洋洋》，那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作曲家寫的，不完全屬於民間文化。讓我用重慶話來寫歌，我的詞彙量也很有限，無從落筆。有一天我強行寫了首關於家鄉的歌，給朋友聽。朋友說，你這個歌沒什麼真情實意，不動人，完全是靠技術完成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反駁。看來有些東西是裝不出來的，裝熟到Z後隻會尷尬。

三

有個詞叫“世界公民”，剛看到它的時候覺得特別適合自己，我不是屬於某個具體地方的，我是屬於這整個世界的，所以從哪兒來不要緊，不說方言，對家鄉完全不熟悉也不要緊。但後來看了解釋，說的是不僅關心自己民族國家的事兒，也關心世界上其他地方事情的公民，纔叫世界公民，那我不是。我哪兒都不太關心，所以這個標簽也貼不上了，更不知道怎麼解釋這種隔離感了。

很多人都會以自己的家鄉為榮，不喜歡別人誤會自己的家鄉，所以網上每次有人“開地圖炮”，都會撕得很精彩。重慶1997年就成了直轄市，但至今也會有人跟我說“你們四川人”“我去過你們四川”之類的話。這時我都會拍案而起說，不好意思我是重慶人，不是四川人（盡管我的祖籍還真在四川宜賓）。樂隊裡也有四川的小伙伴，我們閑得無聊就會互相吐槽，“開地圖炮”攻擊對方的家鄉窮low。

我明白自己的這種行為隻是在跟風開玩笑，找個話題聊天罷了，並沒有真的從心裡想要維護什麼。

有時看到有網友認真地為家鄉或者國家的聲譽跟人吵架，我還覺得挺不可思議的，其實我們出生在什麼地方都是很隨機的，也是很無奈的，沒得選。你有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人，未來也有可能成為任何地方的人，你隻是恰好在這兒待得比較久，有些美好回憶罷了。

但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們降落在了一個地方、一個家庭，就必然會受到它的影響和滲入。

所謂的性格或者人格，很大程度上是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由周遭的環境塑造的，所以人多多少少會在身上體現出一些家鄉和家人的影子，很難藏得住。

之前聽過一個說法，像來自草原和平原地區的人，舞姿都很豪邁、步子大，因為人家地方大，跳得開，國土面積小的國家，那裡人的舞姿就比較秀氣，講究精致；來自山區的人，唱歌就很洪亮，因為要隔著山傳話或者唱山歌，聲音必須非常大。

辣椒雖然不是重慶獨有的作物，但重慶人愛喫辣卻出了名，據說是因為氣候過於潮濕，而喫辣有助於去濕氣。我個人覺得還應該有以下原因：山地居多，地勢艱險，重慶勞動者需要付出更大的體力纔能完成工作，也就意味著他需要補充更多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米飯面條等主食，而辣椒是相對比較廉價、做工簡單的佐餐食物，就像大家所說的“很下飯”。

我也據此鬥膽推測喫東西口味重的地區，都是勞動力需求很大的地區，以農業為主，並不富裕；而口味清淡的地區則是商業比較發達，生活比較安逸。

四

我們經常可以通過各種痕跡推斷別人來自哪裡，譬如口音。

口音不等於方言，隻是大家在說普通話時加入了各自方言的發音“痕跡”。北京外來常住人口有八百萬，身邊彙聚了各種腔調，朋友們說話的口音也是五花八門，有“塑料”普通話，山東普通話，北京胡同腔，蘇北口音，東北口音，粵普，川普，臺灣腔，ABC腔……但有口音這件事本身並不奇怪，反而還蠻可愛的，口音很真實，像一張名片，簡單交代了自己人生故事的大背景。身邊有朋友明明是長沙人卻說一口東北腔，我甚至腦補出了一大篇他曲折的戀愛故事。

反而是完全沒有口音的人，會讓我有一點點害怕（除非對方從事的是主持人播音員等有嚴苛要求的職業，或是來自本身口音就很淡的城市）。說話過於標準的人有一種遙遠感、隔離感，有非常厚的圍牆，難以親近。

所以有時候跟人聊天，對方說話完全沒有口音，我會有點防備。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其實也來源於，對方像一面鏡子，提醒了我，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一個隔離感很強的人。

我從小就會很謹慎地說普通話，盡量不讓自己帶任何口音，這在重慶是很難的。那時身邊沒有人說普通話，老師的普通話也很糟糕，家裡爺爺奶奶更是講方言。我在課堂上用非常標準的普通話來回答問題的時候，同學們都覺得我很可笑和做作。

直到現在我也是這樣，努力不露出地方口音，偶爾有些音發不好，會特別介意，想努力改正。但有時候，想顯得自己親切幽默，就會故意帶點口音，或者直接說“川普”，這其實又成了另一種可笑和做作，很不自然。

所以我特別懂這一種人，我們自我意識非常強，感覺到自己與眾不同，過度強化自己的重要性、存在感和責任感，強烈的自卑感藏於強烈的自戀之中，防備心很重，受到傷害會反應過激，心中某些東西正在被隔絕起來，努力呈現一種更為理想化的完美自我，而且習以為常。於是就經常覺得跟身邊的一切格格不入，很難做到“自然”。

同事朋友有時候會告訴我，我很不自然，要我放松一些。可是我的“不自然”已經成了常態，要做到大多數認知中的“自然”，就需要強行克制與表演，那又是另一種更上一層樓的“不自然”了。這讓與人交往這件事變得很辛苦，我需要在不同場合選擇到底要“不自然”還是“更不自然”。

所以絕大多數時間我都選擇自己待著，雖然孤單讓人很失落，但起碼是輕松的失落。

五

說到隔離感，此處想拿我奶奶姚女士舉個例子。

我奶奶姚女士是百分之百的川渝勞動人民，小時候生活在四川宜賓，小學二年級文化水平，青年時期由於工作來到了重慶，之後就一直定居此地。姚女士雖然可以看懂普通話電視劇和節目，卻完全沒辦法講普通話，甚至非常抗拒，強行要求她說出來的普通話會帶上非常搞笑的古怪口音。我覺得她不是學不會，她雖然沒有好好上過學，但學用手機微信IPad（平板電腦）可學得太快了，會搶紅包發紅包，看網上與我有關的視頻，甚至可以看懂很多字，我發的朋友圈她可以看懂一半。

我覺得這是另一種隔離，她“堅持說方言”，跟我“堅持說普通話”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現在我有時和沒有離開重慶的老同學們說話，就會發現絕大多數人都堅持跟我說重慶話。

一直生活在家鄉很少走出去的人，都有一種專屬的封閉感。這兩者之間的因果也很難說清，不知道是過於安全的環境導致了這種封閉感，還是這種封閉感本身就存在於這部分人的性格之中，從而讓他們無法離開現有的環境。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這部分人對自己的身份文化很有認同感，不願意成為“別的人”，這也是一種自信和堅持。

現在有個說法叫“走出舒適圈”。

舒適圈這個東西並不是人生來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不斷地調整，隨著我們對周遭世界的探索和學習而逐漸變化。

1948年美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E.C.托爾曼提出了“認知地圖”的概念：如果把自己想像成小白鼠，我們身邊的所有信息就像一個迷宮，不管我出於什麼目的——餓急眼了找食物，還是單純地因為好奇或無聊，隻要我踏足了這個迷宮裡新的區域，這個區域的信息就成為我認知地圖的一部分了，至少是我“有所了解”的範圍。

你可以想像在一個遊戲裡，你打通了一關，繫統會給你一個新的地圖，幾乎所有人都會繼續玩下一關，但在現實生活裡，很多人會讓自己的認知地圖避開很多禁區，告訴自己“這個我肯定不行”“那個我沒必要嘗試”，把舒適圈盡量變得狹小固定。當然這也側面說明了他們經濟穩定生活安逸，不用為了過日子絞盡腦汁，關於存在的危機感已經被解除。這也是一種生活哲學。

我的同事小厚某次在重慶向人問路，他不會講重慶話，所以是用普通話來問路的。被問路的年輕人用普通話說了一句，之後就說不下去了，表示自己說普通話太“惡心”了，必須用重慶話回答。於是兩人各說各的語言，完成了交談。

這樣的情況在川渝挺平常的，我在廣州和香港買東西喫飯時也遇到過，就是無論你怎麼跟對方說普通話，他都一定咬死了說方言。這種情況通常會激發我的鬥志，假裝聽不懂，堅持用普通話反復問他，直到對方投降或者徹底生氣，算是用一種不友好來對付另一種不友好，一山更比一山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