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中文版序

前言

致謝

部分 共同體理論

章 南希與史蒂文斯的對立

D二部分 弗蘭茨·卡夫卡：奧斯維辛預感

D二章 卡夫卡作品中的奧斯維辛先兆

D三章 《審判》：共同體崩潰，言語行為失效

D四章 《城堡》：共在消失，闡釋不定

D三部分 大屠殺小說

序 後奧斯維辛小說中的共同體

D五章 三部大屠殺小說

D六章 伊姆雷·凱爾泰斯的《無命運的人生》：以小說為證

D四部分 奧斯維辛之後的小說

D七章 莫裡森的《寵兒》

結束語

注釋

前 言

前言

奧斯維辛之後，甚至寫1詩，也是野蠻的。

西奧多·阿多諾

評論者們曾紛紛打趣阿多諾這句名言。阿多諾後來做出修正，“長久的痛苦D然有獲得表達的權利，J如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所以，說奧斯維辛之後不能寫詩或許錯了”。將詩歌比作受刑者的哀號，雖說得通，但至少有點奇怪，例如，按照這種說法，我們J很難恰如其分地欣賞保羅·策蘭作為大屠殺幸存者所創作的詩歌的復雜性。阿多諾並沒有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他說的是，“甚至寫1詩（Dch ein Gedicht），也是野蠻的”。或許，阿多諾的措辭可以解讀為“奧斯維辛之後，甚至再多寫一1詩，也是野蠻的”。野蠻之處在於，現在寫詩面對的是讓人愜意的白紙或電腦屏，人們或冷靜或激憤地坐著寫詩——說得更確切些，寫些或長或短的詩性文字。阿多諾意在強調寫作的具體動作，筆在紙上塗塗，手指敲敲鍵盤，詩歌J寫出來了。奧斯維辛之後，這麼做是野蠻的。

除此之外，阿多諾可能還指奧斯維辛之後，每個人都應盡力確保類似悲劇不會再次發生；倘若不然，J是野蠻。寫詩無濟於事。陰慘的年月裡，我們無暇審美，無暇超然於政治之外。繼奧斯維辛之後的這些年月裡，原本不可能之事也成為可能。奧斯維辛是歷史的轉折點。正是在那時，歐洲的德語區以更為高效的官僚組織和技術手段對六百萬猶太人實施了駭人聽聞的滅絕，而這個地區原本孕育了西方文化的高成J，貢獻了貝多芬、康德、黑格爾、耶拿學派，更不用提馬克思、裡爾克、托馬斯·曼、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卡夫卡這些偉人。

阿多諾此言的語境是我們所了解並稱作“審美意識形態”的東西。這種意識形態認為詩歌作為語言藝術的高形式，主要與黑格爾的“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即“理念的感性顯現”（sensibleshining forth of the idea）相關。此處黑格爾的“理念”也是海德格爾的“存在”（Sein，Being）所表達的內容。海德格爾認為詩歌彰顯超驗的存在，揭示大寫的“存在”，他始終對希臘語中的“真理”（aletheia）一詞保持的關注即說明了這一點。從該詞的詞源結構著手，詞根lethe前加上否定性的前綴a，海德格爾認為該詞喚回了被遺忘的存在。詩歌對海德格爾而言，能夠“去蔽”，能夠揭示並追溯被遺忘的“存在”。還有一種可能，阿多諾此處將詩歌看作主觀情感的表達，又或許他將詩歌視為精致美麗卻內部封閉的物件兒，僅由語言構築起它的有機統一。正如文學傳統中常見的兩大隱喻所形容的那樣，詩歌常被比擬為花或精妙的人體。

馬拉美的《詩的危機》（“Crise devers”）中有一名句，以馬拉美慣有的風格表達了類似看法。不同於平鋪直敘，該句采用了詩意的言說方式：“我說：‘一朵花！’我的聲音便讓花的外形被遺忘，除此之外，某種異於一切花萼的東西，一種美妙的理念本身，便音樂般地響起，那是在所有花束中都無法覓得的東西”。然而，阿多諾暗示，上述三種美學意識形態的表述都不足以說明寫詩會在奧斯維辛之後的生活中發揮積J作用。詩歌並不會帶來社會政治領域內某些真實的改變，比如，確保奧斯維辛不再發生，而後者纔是我們應D關注的。我們無暇旁顧。

阿多諾措辭中的“野蠻”（barbaric）也值得注意。為什麼他單單選用該詞，而不是其他表達，比如說，“不道德的”（immoral）或者“不負責任的”（irresponsible）？野蠻人處於文明社會界線之外。學界認為，希臘人稱非希臘人為“野蠻人”是因為這些人的語言在希臘人聽來J像在說“巴、巴、巴、巴”，盡是些無意義的聲音，不是好的語言。同樣，阿多諾認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詩歌是無意義的音節，滿是喧囂，J像沒有所指的“巴、巴、巴、巴”，於現實無益。“巴、巴、巴、巴”這樣的聲音，J像人類在建造巴別塔時，語言被耶和華攪亂後變成喋喋不休的蠢話，而野蠻的“巴、巴”聲中的胡言亂語，讓每個人都無法理解自己的同胞。

阿多諾這句的格言，出自其《文化批評與社會》（“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的倒數D四句，該文微言奧義，三言兩語無法將其重置回該文語境，更不用說輯有此文的《稜鏡》（Prisms）一書，乃至阿多諾著作的整個語境。我無意梳理，但有一點應D言明：有點出人意料的是，阿多諾這句名言出現的語境，並非指D時寫詩是野蠻的，而是指D時堅持文化批評已無可能，因為整個社會都空洞墮落，文化批評頃刻間J與它要批判的對像形成共謀，反被其掌控對像所拉攏。阿多諾說：“傳統的CY性的意識形態批判過時了。”奧斯維辛之後的艱難歲月不可能再有那樣的批判。阿多諾此文與D下西方社會和文化的學術研究有著驚人的相關性。甚至對與該文迥異的本書而言，也是如此，盡管本書也致力於修辭閱讀和文化批評。然而，我還得稍作停留，討論一下阿多諾的名言在該文中的直接語境：

即使是的末日意識也有淪為無關痛癢的嘮叨的危險。文化批評發現自身處於野蠻和文化的辯證法的後階段。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而這甚至阻撓我們知曉為何現在已經不可能寫詩。的物化，本以知性進步為其要素之一，目前卻正準備WQ吞噬我們整個心智。如果批判性思考局限於自我滿足的冥思苦想，它將無法應對這樣的挑戰。（34）

盡管沒有明說，但阿多諾有可能用“寫詩”指代通常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比如小說、戲劇等虛構性作品。我們文化語境中的文學，即使沿用真實的地名，甚至想像性地呈現歷史名人，它對文字的運用也奇特地無涉現實。

自阿多諾宣告他嚴厲禁止寫詩以來，許多作家，包括保羅·策蘭和伊姆雷·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在內的許多大屠殺幸存者，都無視阿多諾的禁令。他們要麼寫詩，要麼創作其他文類的作品。假設那樣的創作行為尚且可疑，那麼花時間去“分析”那些文學作品得有多值得懷疑——即使那些作品屬於所謂的“大屠殺文學”？不過，這卻是我在本書中要做的事。

我有什麼理由這麼做呢？阿多諾的禁令有什麼不合理之處呢？答案J是他沒有意識到文學是見證奧斯維辛的有力方式，無論那份證言可能存在什麼樣的問題。文學本身成為見證，特別能夠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些逝去的超過六百萬的生命，並由此指引我們從記憶走向行動。以文學的方式作證，迥異於親耳聆聽受難者的哀號，而阿多諾在回想之後亦承認奧斯維辛之後的詩歌可以表現後者。再者，盡管策蘭有名句說沒人能為見證者作證，但我的解讀能見證我對這些特定作品的感受，從而有可能指向雅克·德裡達意義上的“將到來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

正如大屠殺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納粹的滅絕行為的D特性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例如，克裡斯托弗·布朗寧（Chrisher Browning）寫道：“我相信大屠殺事件是人類歷SS的轉折點——是已有的滅絕事件中的情況。如下兩個因素把它和其他大屠殺區分開來：一是滅絕意圖的深度和廣度——也J是說，納粹帝國版圖所及之處，以殺光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內的所有猶太人為目標；二是運用的手段——確切地說，J是調配現代民族國家的行政資源和西方科學文化的技術力量。”

雖然我同意奧斯維辛在上述兩方面是D特的，而且幾乎是無從想像的D特（WQ的D特性抵制歸化，因而拒棄理性理解或“想像”），但關於奧斯維辛的文學作品仍然可以得到某些表現類似事件的文學作品的呼應。請記住，類似事件不是相同事件，而是“具有某些相似之處的事件”的並置，這有助於理解類比的雙方。本書構築了一個本雅明式的星叢，融貫彙集了異質多樣的內容：（1）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反思奧斯維辛之後的共同體情形，稱之為“共同體的焚毀”；（2）弗蘭茨·卡夫卡的三部預示奧斯維辛的小說；（3）與大屠殺有著或多或少聯繫的四位作家——托馬斯·基尼利 (Thomas Keneally)、伊恩·麥克尤恩、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伊姆雷·凱爾泰斯分別創作的四部關於大屠殺的小說，《辛德勒名單》（Schindler’s List）、《黑犬》（Black Dogs）、《鼠族》（Maus）和《無命運的人生》（Fatelessness）；（4） 托妮·莫裡森（Tony Morrison）的小說《寵兒》（Beloved），這部偉大的小說緊扣美國歷史特點——奴隸制及身為奴隸後代的上百萬非裔美國人，對奧斯維辛做出了為強有力的回應（所以本書的副標題是“奧斯維辛前後的小說”）；（5）德國及其鄰國數年間發生的導致納粹上臺的變化與美國近來行動所導致的GN外形勢的變化，這兩者間的相似之處讓人毛骨悚然，後者包括占領伊拉克，導致六十萬甚至更多（據說目前超過一百萬）的伊拉克人喪命，六百萬人流離失所，而GN外姑息酷刑拷問，縱容非法監聽，諸如人身保護等公民自由權受到侵犯。美國監獄關押的人口比例超過SJ上其他任何發達工業國家。關塔那摩（Guantánamo）監獄不是奧斯維辛，但也並非與納粹“工作營”截然不同。“現代民族國家的行政資源和西方科學文化的技術力量”確實促成了我們的危局，它們自奧斯維辛以來J得到了J大的強化和發展。巴拉克·ABMZT正盡力扭轉這一滑向法西斯的趨勢，但對民主理想的破壞已經深入民族文化內部，難以。即使我們的軍隊正從伊拉克撤出，阿富汗戰爭的局勢還是升級了。

沒有解讀WQ不偏不倚、純粹客觀，它們都帶有某些問題導向。如果討論20世紀“共同體的焚毀”的意義構成了我的一個關注焦點，那麼我的另一個關注焦點J是如何理解我所討論的小說具有作證的意義。我也會不斷回到言語行為對處於焚毀之中的共同體的作用這個問題上來。後，我還不斷地思考：大屠殺的歷史記錄（包括其中的虛構成分）經常會展現一個主題，即想像、理解，甚至連記住奧斯維辛都並非易事；而我所討論的小說，從卡夫卡經凱爾泰斯至莫裡森的作品，卻都讓人氣惱地決然拒斥對這些苦難做出清晰明確的闡釋，這兩者間存在何種共性？

大屠殺文學，雖尚存爭議，但涵蓋範圍J廣：歷史記載、心理分析研究、回憶錄、錄制的證詞、電影、詩歌、幸存者創作的小說、非集中營親歷者創作的小說，以及評論這些詩歌、小說的書籍，它們試圖從某個特定視角觀照整個大屠殺文學。這個主題至關重要，卻也困難異常，常引發意見爭鋒、觀點激撞。羅伯特·伊格爾斯通（Robert Eaglestone）在其出色的《大屠殺和後現代》（The Holocaust and thePostmodern）一書中，廣泛地評價了這一主題的文學，力圖表明大屠殺對所謂的“後現代”具有決定性影響。例如，書中有幾章將伊曼紐爾·列維納斯及德裡達的作品與大屠殺聯繫起來，讓人嘆服，還有一章討論大屠殺幸存者創作的小說，不過其中凱爾泰斯隻被略微提及，其作品《無命運的人生》更是浮光一現。

本書與伊格爾斯通關注的焦點不同。我試圖將幾部明顯指涉大屠殺的小說與其他奧斯維辛前後創作的作品聯繫起來，在近來研究大屠殺對構建共同體的影響的理論視野中，探究上述作品的共性。我認為卡夫卡的作品預示了奧斯維辛，凱爾泰斯的《無命運的人生》回應了卡夫卡，而莫裡森的後奧斯維辛小說《寵兒》具有卡夫卡小說的特征。在我所言及的作證的意義上，盡可能地細讀這幾部小說，這是我1要的關注點。前文中，我曾提及要探尋五個異質方面的共同之處，要使這樣的類比得以成立、產生共鳴，必須對其中每一方面都做具體而微的細讀，注意引用分析，並參照其他同樣經過仔細推敲的文本。

本書中的不同章節間或提及我之所以選擇這些作品進行討論的社會環境，但該書不是“備忘錄”，雖然它確實展現了我作品中的重要轉向。這個轉向D然源自個人職業發展歷程，正如此書在獻給雅各布·盧特（Jakob Lothe）以及致謝其他人時所表明的那樣。我近著中的轉向包括對共同體問題產生興趣、多年後重讀卡夫卡、試圖面對大屠殺及大屠殺文學，並經由莫裡森的《寵兒》，面對美國的奴隸制歷史。這樣的“面對”實屬不易，很可能WQ不可能。現在每D飛過辛辛那提機場，橫跨肯塔基州的俄亥俄河時，我會想到這條河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曾構成一條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線。此種重現記憶（借用莫裡森的表述）讓我再次想起《寵兒》中這條河的作用，想起我自己經由弗吉尼亞祖先也與奴隸制有了聯繫。另一個相關的個人聯繫是近來參觀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在D六章有更為仔細的描述。本書探討的所有內容，於我而言都亟待個人關注，而不僅僅是客觀的學術分析對像。近來美國不時出現的紛亂跡像引人思慮：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關塔那摩監獄，以FC規方式將俘虜引渡到中情局在SJ各地的秘密監獄，還有對美國公民實施非法監視，等等。甚至在巴拉克·ABMZT的任期內，這些做法仍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不以史為鋻，注定要重蹈覆轍，這仍是一如既往的真理。本書所討論的作品即是對歷史的研讀。

我查閱的若干照片，初均從網絡獲得。通過谷歌，鼠標點擊數下，J可獲得許多照片集錦：有卡夫卡及其家庭的大量照片；有關於奧斯維辛的照片，其中包括近發現的卡爾·赫克爾（Karl Hoecker）相冊樣照；有記錄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繫列影像資料——他們乘火車抵達，通過“遴選”（Selektion），直至步入毒氣室之前的後幾分鐘，仍茫然不知死神逼近；有大量反映美國私刑的照片，許多初以明信片的形式傳播；還有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這些照片都是作證的一種形式。我們也可以認為它們或許體現了莫裡森的《寵兒》中塞絲的宣告：沒有什麼會死去，一旦發生了什麼，J將永遠持續。卡夫卡的生活、奧斯維辛、美國的私刑和阿布格萊布，通過這些存於網絡空間的照片，不斷重現，一次又一次，永無止境，個人電腦隻要接入互聯網J可回溯。受現實所限，本書無法收入所有相關照片，但書中附上了對我思考和寫作為重要的那些照片的URL地址。能上網的人都可以找到這些照片，看它們如何見證。我敦促讀者們都去見證。

媒體評論

布魯姆的做派是式的……米勒則更像美國南方小教堂的平民牧師，他總是駝著背，穿著背帶褲，在簡陋的會堂裡對著信眾，語重心長地談論這個時代閱讀中的善與惡。……文學，鼓勵我們啟程，去進行一次次朝向黑洞的閱讀。——但漢松，《以讀攻讀》

《共同體的焚毀》既是一部文學回憶錄也是批評理論研究，從頭至尾都十分精妙。通過卡夫卡，米勒創造了一個虛構的奧斯維辛，但它擁有quanqiu化、無涉教派的多重維度。他的每一章每一節都是豐富的文學、文化探究，它們將對批評評注的深刻、協調的沉思與流動性結合。這本書是了不起的成J。——亨利·蘇斯曼（Henry Sussman）

米勒通過《共同體的焚毀》展現了批評的重要性以及為何高質量的閱讀無可替代。這樣的閱讀需要花時間，它是開放的，彼此呼應，並且會為其倫理行為負責。該書深刻動人，同時也是政治領域迫切需要、論證清晰有力的研究， 它邀請讀者嚴肅對待我們*迫切的擔憂，同時每一頁都在勸誡讀者嚴肅對待文學。米勒認為奧斯維辛之後寫詩遠非阿多諾所宣稱的是野蠻或不可能的，他讓他的讀者共同體明白了為何現在這樣的寫作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必不可少，以及為何閱讀這樣的寫作是我們每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朱利安·沃爾弗賴斯（Julian Wolfreys）

編輯推薦

◆解構主義批評代表人物、哈羅德?布魯姆“偉大的對手”J. 希利斯?米勒力作。

◆以文本細讀探究卡夫卡的作品如何預言了奧斯維辛，文學如何言說、記憶屠殺浩劫，以及深陷“後9·11”政治危機的SJ將何去何從。

◆二十世紀“共同體的焚毀”湮沒了超過六百萬的生命，也泯滅了某種田園詩化的歷史意識的歡騰。在米勒筆下，文學以言行事，衝破阿多諾立下的寫詩禁令，見證策蘭曾言及的不可見證之事，並由此指引我們從記憶走向行動。

內容簡介

“奧斯維辛之後，甚至寫1詩，也是野蠻的。” 

《共同體的焚毀》挑戰了阿多諾有關大屠殺後的審美生產的言論，主張文學見證*的集體與個人經歷的可能性。米勒在各類文本和現實間構築起一個本雅明式的異質星叢。從史蒂文斯詩歌中的共同體思想到讓-呂克?南希、德裡達、德勒茲等哲學家闡發的共同體理論及相關論述，從卡夫卡的小說到與大屠殺相關的小說，再到莫裡森的《寵兒》，從德國D初納粹上臺的GN變化到美國近年的形勢走向，米勒辨析關於共同體的主要觀點，細讀創作於奧斯維辛前後的小說，剖析美國令人擔憂的GN外情勢，以文學生動的情感特質詮釋了共同體的機制與悖反，既為曾經的大屠殺及奴隸制做出見證，也提醒D今屹立於自己的摩利亞山的我們時時肩負個人選擇的重任。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哈佛博士，美國文學批評家，歐美文學及比較文學研究傑出學者，解構主義批評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教於霍普金斯大學、耶魯大學，現為加州大學歐文分校英語與比較文學繫傑出教授。主要代表作有《閱讀敘事》（Reading Narrative, 1998）、《小說與重復》(Fiction and Repetition, 1982)、《小說中的共同體》（Communities in Fiction, 2014）、《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An InD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 2015）等。

譯者簡介

陳旭，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講師，南京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共同體的焚毀：奧斯維辛前後的小說

作者: [美]J.希利斯·米勒 

出版社: 南京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 奧斯維辛前後的小說

原作名: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譯者: 陳旭 

出版年: 2019-7

頁數: 396

定價: 68.00

裝幀: 平裝

叢書: 守望者·鏡與燈

ISBN: 978730521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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