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貓的女兒（摘自第一部：自我 1.個人）
Z近，我比以往更常接到邀請，去發表演講或是與一些“貴賓”會面。這大概是因為我自二○○八年起就定期為這份報紙寫專欄的緣故。我肯定，人們在聽到我的名字時，幾乎立刻想到的就是“她是李光耀的女兒”。我懷疑許多讀者之所以開始閱讀我的專欄，也是因為對李光耀的女兒感到好奇，想知道我對一些事情有何想法和感受，特別是有些人還覺得我是反體制的人。
我是內閣資政李光耀的女兒，而我為父親感到很驕傲，這不代表我必須贊成內閣的所有決策。但我也不反對體制。相反，我希望體制能為新加坡做出正確的決策。當它做出一個我認為是不明智的決定時，我會嘗試給予反饋，希望說服當局重新考慮其立場。要不然，我一個神經科醫生，為什麼要答應為《海峽時報》的“智庫”專欄執筆，或約每隔兩周就在此（《星期日時報》）寫文章呢？如今，我希望人們是因為覺得我的文章有趣並富有教育意義，纔會
成為讀者。
至於我的家庭，我知道有一些外人，包括家族裡的一些成員，都認為我在家裡是Z沒有地位的，甚至連大嫂和弟媳也不如。我並沒有為此而不開心。
我們在社會裡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我選擇扮演一個相對低調的角色，但它能給我滿足感，因為我能幫助和安慰我的病人。醫生幾乎能馬上在工作上得到精神滿足，而制定公共政策或做商業決策的人，則需經過較長的時間纔能看到成果。但無論人們對我的印像準確與否，這終究影響他們對我的態度。
很多人覺得我背後有“靠山”。但我在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的同事都知道，去年發生的事情已證明，我的家庭背景並沒有讓我得到特別的保護。他人或許相信我握有權力，並享有特權。但我要像任何一個作家一樣具有影響力，就得說服新加坡人接受我的任何一個看法。
至於特權，究竟什麼算是特權？我從小就能自由進出總統府。盡管我每年會有一兩次帶朋友到那裡走走，可我已有一段時間沒有到那裡去跑步或運動了。
但就如我之前所說，人們的看法始終會有影響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像對別人那樣對待我。我會盡量對他們一視同仁，設法讓他們感到自在。在展開討論時，一些和我不太熟的人可能會聽從我的意見，而不知道我更喜歡有激烈的辯論。我不可能什麼都懂，更不可能次次都是對的。
我很堅持人人平等的原則。就在剛過去的一周，有朋友把《經濟學人》周刊裡一項關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調查的報道發給我看。報道指：“人們想出人頭地的原因之一，是為了替孩子在人生中爭取更好的機會。那些父母既有錢又有學歷的人，確實比較沒有福氣的同輩賺更多錢，也學習更多……”
我的朋友評說：“無論你相信是先天條件還是後天努力更重要，很多時候確實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新加坡）我們讓每個人享有平等機會，實際上卻給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更多幫助，但我們不能要求有均等的結果。”
我回答：“是的，我們皆有不同的優缺點。此時此刻，我們也是同在一個國家、同一條船上的人。對你我而言，眼前所見纔是Z真實的，這是新加坡的億萬富翁和清潔女工都逃不過的定律。新加坡人應打造的理想社會，是一個人人得到公平待遇的社會。這不代表人人都要領一樣的薪水。但除非我們知道或很懷疑對方來者不善，我們在人與人的接觸中應給予每個人相同的體諒。我說‘體諒’而不是‘禮貌’，是因為覺得後者有些虛偽。我或許既不會幫到你也不會害了你，但我仍能禮貌地對待你。”
<四世紀，中國有一名偉大的文人陶淵明。他和其他讀書人很不一樣，不追求功名利祿，一心想歸隱田園。然而，由於無法靠耕種養家活口，他Z終被迫擔任一個小官職。他在上任不到八十天，就有一個職位更高的官員造訪。盡管有人提醒他要好好款待這名高官，否則就會惹禍上身，陶淵明卻說：“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五鬥米可能相等於他一年的俸祿。當我說“我不會為五公斤的黃金折腰”時，我的知心好友都會明白我的意思，意思是我會不惜代價堅守自己的原則。
身為“李光耀的女兒”相當逗趣的一點是，經常會有各種各樣的人，即便沒有什麼具體的事情想和我討論，也會希望見我一面。母親對這些人總是帶著幽默的語氣說：“他們是見不著大熊貓，想著或許能見到大熊貓的女兒也不錯。”
或許，人們想見見“大熊貓的女兒”，反映的是他們對我父親的敬重。這是他們對他的贊許，不是我自己的功勞。無論人們怎麼看“大熊貓的女兒”，隻要身體情況許可，我就會繼續做我認為是正確和公正的事。
《星期日時報》，2010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