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的抑郁癥不是那種會間歇性出現亢奮狀態的躁郁型，而是“單相”型（unipolar form），即病情一旦發作，病人的情緒隻會一直低迷下去。這個病大概率在我年輕時就已經存在，但第一次發作是在我六十歲的時候。我永遠都無法得知我的抑郁癥是因何而來，因為沒人能知道自己的病因。這其中有非正常的化學作用、行為和基因等各種各樣的因素混雜在一起，太過復雜，所以想對抑郁癥的病因刨根問底也許永遠都不可能做到。
很顯然，它牽涉到很多構成因素——可能隻有三四個，但更大的可能是要比那多得多的因素——各種因素排列組合——共同作用下的結果。而人們對自殺最f的誤解正是在於他們總覺得，對“自殺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應該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或組合答案。“他（或她）為什麼要那麼做？”這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常常會引發許多奇怪的推測，而它們中的大部分都是些不實之詞。阿比·霍夫曼死後沒多久，就傳出了許多關於他死因的流言蜚語：遭遇車禍受傷後所做出的反應，新出版的書不太成功，或者母親得了重病，等等。至於蘭德爾·賈雷爾的自殺，有傳言說是因為他的事業開始走下坡路 —— 具體地講是因為有人寫了一篇極其苛刻的書評，給他的精神帶來了痛苦。還有人說，普裡莫·萊維是因為照顧癱瘓的母親而心力交瘁，不堪重負，他們還說，照顧母親給他帶來的精神痛苦比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所經歷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些人看來，上述任一件事都可能足以讓他們三位如芒在背，對他們是一種折磨。盡管這些頗傷腦筋的事的確很關鍵，也不容忽略，但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難道不都是在默默承受著和他們幾位一樣的精神打擊、事業不順、苛刻的書評和家人們的生老病死嗎？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絕大多數幸存者表現得不都很堅強嗎？盡管在生活的打擊面前，我們踫得頭破血流，變得俯首帖耳，但大多數人仍會步履蹣跚地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從而在人生真正的憂郁面前全身而退。與此同時，另一些人則會深陷抑郁癥的旋渦，再也出不來。要想弄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麼，人們必須去尋找顯性危機（manifest crisis）以外的線索。然而除了一些還算有見地的推測，我們一直沒有什麼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