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辛汗慢慢地伸開雙腿，斜倚在光禿禿的牆上，他的舉止是那樣小心翼翼，仿佛每個動作都會帶來劇痛。外面有頭驢子叫起來，有人用烏爾都語[1] 不知道喊了些什麼。太陽開始下山，那些搖搖欲墜的房子的裂縫中，滲出閃閃的紅色斜暉。
我在那年鼕天、以及隨後那個夏天所犯下的罪惡，再次向我襲來。那些名字在我腦海回蕩：哈桑、索拉博、阿裡、法莎娜，還有莎娜芭。聽著拉辛汗提起阿裡的名字，恍如找到一個塵封多年的老舊唱機，那些旋律立即開始演奏：你今天喫了誰啊，巴巴魯。你喫了誰啊，你這個斜眼的巴巴魯？我努力想起阿裡那張冰冷的臉，想真的見到他那雙安詳的眼睛，但時間很貪婪——有時候，它會獨自吞噬所有的細節。
“哈桑現在仍住那間屋子嗎？”
拉辛汗把茶杯舉到他干裂的唇邊，啜了一口，接著從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信，遞給我。“給你的。”
我撕開貼好的信封，裡面有張寶麗來相片，和一封折疊著的信。我盯著那張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鐘。
一個高高的男子，頭戴白色頭巾，身穿綠色條紋長袍，和一個小男孩站在一扇鍛鐵大門前面。
陽光從左邊射下，在他那張圓臉投下半邊陰影。他瞇眼，對著鏡頭微笑，顯示出缺了兩個門牙。即使在這張模糊的寶麗來照片上，這個戴著頭巾的男人也給人自信、安適的感覺。這可以從他站立的樣子看出來：他雙腳微微分開，手臂舒適地在胸前交叉，他的頭稍微有些傾向太陽。但更多的是體現在他的微笑上。看著這張照片，人們一定會想，這個男人認為世界對他來說很美好。拉辛汗說得對：如果我踫巧在街頭見到他，一定能認出他來。那個小男孩赤足站著，一隻手抱著那男人的大腿，剃著短發的頭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瞇眼微笑著。
我展開那封信。用法爾西語寫的，沒有漏寫的標點，沒有遺忘的筆畫，沒有模糊的字詞——字跡整潔得近乎孩子氣。我看了起來：
以最仁慈、最悲憫的安拉之名
我最尊敬的阿米爾少爺：
親愛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見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寵。請替我謝謝拉辛汗老爺，將這封信帶給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親手捧著你的來信，讀到你在美國的生活。也許我們還會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訴親愛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們過去一起長大、玩遊戲、在街上追風箏的事情。聽到我們過去的惡作劇，他們會大笑起來！
阿米爾少爺，你少年時的那個阿富汗已經死去很久了。這個國度不再有仁慈，殺戮無從避免。在喀布爾，恐懼無所不在，在街道上，在體育館中，在市場裡面；在這裡，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爾少爺。統治我們祖國的野蠻人根本不顧人類的尊嚴。有一天，我陪著親愛的法莎娜到市場去買土豆和馕餅。她問店主土豆多少錢，但他充耳不聞，我以為他是個聾子。所以她提高聲音，又問了一句。突然間有個年輕的塔利班跑過來，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罵，說“道德風化部”禁止婦女高聲說話。她腿上浮出一大塊淤腫，好幾天都沒消，但我除了束手無策地站在一旁看著自己的妻子被毆打之外，還能做什麼呢？如果我反抗，那個狗雜碎肯定會給我一顆子彈，並洋洋自得。那麼我的索拉博該怎麼辦？街頭巷尾已經滿是饑腸轆轆的孤兒，每天我都會感謝安拉，讓我還活著，不是因為我怕死，而是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兒子不致成為孤兒。
我希望你能見到索拉博，他是個乖男孩。拉辛汗老爺和我教他讀書識字，所以他長大成人之後，不至於像他父親那樣愚蠢。而且他還會射彈弓！有時我帶索拉博到喀布爾遊玩，給他買糖果。沙裡諾區那邊仍有個耍猴人，如果我們到他那兒去，我會付錢給他，讓猴子跳舞給索拉博看。你應該見到他笑得多麼開心！我們兩個常常走上山頂的墓地。你還記得嗎，過去我們坐在那兒的石榴樹下面，念著《沙納瑪》的故事？旱災令山上變得很干，那株樹已經多年沒有結果實了，但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樹下，我給他念《沙納瑪》。不用說你也知道，他最喜歡的部分是他名字的來源，羅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夠自己看書了。我真是個非常驕傲和非常幸運的父親。
阿米爾少爺，拉辛汗老爺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時候，我見到他袖子上有血跡。他消瘦得厲害，親愛的法莎娜給他做米飯和蔬菜湯，我希望他能多喫一些，但他總是隻喫一兩口，即使這樣，我相信也是出於他對親愛的法莎娜的尊重。我很為這個令人敬愛的男人擔憂，每天為他禱告。再過幾天，他就要去巴基斯坦看醫生了，奉安拉之名，他會帶著好消息歸來。親愛的法莎娜和我告訴索拉博，說拉辛汗老爺會好起來。我們能做什麼呢？他隻有十歲，對拉辛汗老爺十分敬愛。他們兩個很要好。拉辛汗老爺過去經常帶他去市場，給他買氣球和餅干，但他現在太虛弱了，再也做不來。
後來我常常做夢，阿米爾少爺。有些是噩夢，比如說夢到足球場上掛著腐爛的尸體，草地血跡斑斑。我會很快驚醒，喘著氣，渾身大汗。但是，我夢到的事情多數是美好的，為此得感謝安拉。我夢到拉辛汗老爺身體好起來了。我夢到我的兒子長大成人，成為一個好人，一個自由的人，還是一個重要人物呢。我夢到花兒再次在喀布爾街頭盛開，音樂再次在茶屋響起，風箏再次在天空飛翔。我夢到有朝一日，你會回到喀布爾，重訪這片我們兒時的土地。如果你回來，你會發現有個忠誠的老朋友在等著你。
願安拉永遠與你同在。
哈桑
我將這封信看了兩次，把信紙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鐘。我把它們放進口袋，“他現在怎樣？”我問。
“信是半年前寫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幾天。”拉辛汗說，“離開之前我用寶麗來拍了這張照片。到達白沙瓦一個月後，我接到一個喀布爾鄰居的電話。他告訴我這麼一件事：我離開之後不久，有個謠言迅速傳開，說一個哈扎拉家庭獨自住在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豪宅裡面，大約是塔利班放出的風聲。兩個塔利班官員前來調查，逮捕了哈桑。哈桑告訴他們，他跟我住在一起，雖然有很多鄰居作證，包括打電話給我那個，但他們指控他說謊。塔利班說他像所有哈扎拉人那樣，是騙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離那座房子。哈桑抗議。但我的鄰居說那些塔利班的黨羽覬覦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麼說來著？——是了，就像‘餓狼看見羊群’。他們告訴哈桑，為了保障它的安全，他們會搬進來，直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議。所以他們將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氣說。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後腦開槍。”
“不。”
“……法莎娜尖叫著跑出來，撲打他們……”
“不。”
“……也殺了她。自我防衛，他們後來宣稱……”
但我所能做的，隻是一次又一次地低聲說著：“不。不。不。”
我想著1974 年那天，在醫院的病房裡面，哈桑剛剛做完補唇手術。爸爸、拉辛汗、阿裡和我圍在哈桑床前，看著他舉起一面鏡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除我之外，那個房間的人要麼已經死去，要麼即將死去。
接著我還看到其他東西：一個男人穿著人字形背心，將他那把俄制步槍的槍口抵在哈桑腦後。槍聲在我父親房子那條街道上回蕩。哈桑撲倒在柏油路上，他那不求回報的忠貞生命，像他以前經常追逐的斷線風箏那樣，從他身上飄走。
“塔利班搬進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說，“他們托詞趕走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人，殺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當成自我防衛，宣布無罪。
沒有人說一句話。我想主要是出於對塔利班的恐懼。但也是因為，不會有人為了一對哈扎拉僕人去冒什麼風險。”
“他們怎麼處置索拉博？”我問。我覺得勞累不堪，精疲力竭。
一陣咳嗽襲擊了拉辛汗，持續了好長時間。當他最終抬起頭時，他的臉漲得通紅，雙眼充血。“我聽說他在卡德帕灣區某個恤孤院裡面。
親愛的阿米爾……”接著他又咳起來。咳嗽停止後，他看上去比剛纔要老一些，似乎每聲咳嗽都催他老去。“親愛的阿米爾，我呼喚你到這裡來，因為我在死之前想看看你，但這並非全部。”
我一語不發。我想我已經知道他接下來要說什麼。
“我要你到喀布爾去，我要你把索拉博帶到這裡。”他說。
我搜腸刮肚，尋找恰當的詞彙。我還來不及接受哈桑已然死去的事實。
“請聽我說。我認識一對在白沙瓦的夫婦，丈夫叫約翰，妻子叫貝蒂·卡爾德威。他們是基督徒，利用私人募捐來的錢，開設了一個小小的慈善機構。他們主要收容和撫養失去雙親的阿富汗兒童。那兒又干淨又安全，兒童得到很好的照料，卡爾德威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
他們已經告訴我，歡迎索拉博到他們家去，而且……”
“拉辛汗，你不是說真的吧？”
“兒童都很脆弱，親愛的阿米爾。喀布爾已經有太多身心殘缺的孩子，我不希望索拉博也變成其中之一。”
“拉辛汗，我不想去喀布爾，我不能去！”我說。“索拉博是個有天分的小男孩。在這裡我們可以給他新的生活、新的希望，這裡的人們會愛護他。約翰老爺是個善良的人，貝蒂太太為人和善，你應該去看看她如何照料那些孤兒。”
“為什麼是我？你干嗎不花錢請人去呢？如果是因為經濟問題，我願意出錢。”
“那和錢沒有關繫，阿米爾！”拉辛汗大怒，“我是個快死的人了，我不想被侮辱！在我身上，從來沒有錢的問題，你知道的。至於為什麼是你？我想我們都知道，為什麼一定要你去，是嗎？”
我不想明白他話中的機鋒，但是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美國有妻子、有房子、有事業、有家庭。喀布爾是個危險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就為了……”我停住不說。
“你知道嗎，”拉辛汗說，“有一次，你不在的時候，你爸爸和我在說話。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裡最擔心的是什麼。我記得他對我說，‘拉辛，一個不能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長大之後隻能是個懦夫。’
我在想，難道你變成這種人了嗎？”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求的，是要你滿足一個老人的臨終遺願。”他悲傷地說。
他把寶押在那句話上，甩出他最好的牌。或者這僅是我的想法。
他話中帶著模稜兩可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說些什麼。而我，這個房間裡的作家，仍在尋找合適的字眼。最終，我吐出這樣的句子：“也許爸爸說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