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春秋戰國這五百多年乃是我國歷史上大變革、大動蕩的重要時代，也是我們民族不斷形成，並迅速走向統一，因而煥發出無限活力，故能在政治、文化、學術獲得足以使後人欽佩不已的空前繁榮的時代，而且還應該是一個需要英雄、同時也產生一大批英雄的時代。因此，這個時代不僅成為歷史學家，而且也成為小說家關注的焦點講史話本《七國春秋平話》(後集)、《秦並六國平話》進而發展到明中葉餘邵魚(字畏齋，福建建陽人)編寫的《列國志傳》(以下簡稱“舊志”)，乃是對這一段歷史通俗化、藝術化的初步嘗試。盡管這些書在藝術上比較幼稚和粗略，但它們都表現了一種要求通過人物形像以駕馭這段歷史的願望；特別是餘氏“舊志”，它以時間為經，以列國為緯，敘述了從商紂滅亡到秦並六國長達八百年的歷史，結構龐大，氣勢宏偉，但描寫過於簡略，文字也顯得粗率，缺乏感人的藝術力量，不能滿足廣大民眾對於這段歷史的好奇心。

明末著名通俗文學大師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別署墨憨齋主人，江蘇長洲人)對餘氏“舊志”進行了脫胎換骨的增刪改寫，編定為《新列國志》(以下簡稱“新志”)。他的改寫包括：第一，將“舊志”二百二十六則、二十八萬字擴充為一百零八回、七十餘萬字。第二，刪去從武王伐紂到宣王中興以前的三百年歷史，集中描寫西周衰亡到秦並六國即春秋戰國共五百多年政壇上的風雲變化，成為一部比較完整的東周列國的歷史演義。第三，刪除某些距史實太遠、荒誕不經的情節，如“伍子胥臨潼舉鼎”、“孫臏下山服袁達”等傳說；改正“舊志姓名率多自造”、“敘事或前後顛倒、或詳略失宜”以及“古用車戰……舊志但蹈襲《三國志》活套，一概用騎”之類的失誤；並聲明“以《左》、《國》、《史記》為主”，參以秦、漢有關典籍近二十種，“凡列國大故，一一備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井如，聯絡成章，觀者無憾”。(《新志·凡例》)這就使《新志》更接近於史實，成為一部比較嚴肅的歷史通俗演義。第四，盡管“新志”屬於所謂“信實”派歷史小說，但也並非信史；正如可觀道人在《敘》中所說的：“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這說明它在重大事件、情節及其進程不違反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在細節上有所“增添”，在語言、對話諸方面加以“潤色”，同時也保留了一些民間故事和傳說。使“新志”在鋪陳史實中可以增強那些具有文學意味的細節刻畫和場景描繪，以滿足讀者的審美期待。第五，由於馮夢龍是個傑出的通俗小說作家，故能在藝術表現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舊志”敘事零亂，線索不清，而《新志》卻讓人耳目一新，事件雖繁而不散亂，人物雖多而各具面目，列國雖雜而其發展線索清晰可辨，故能將五百多年的歷史彙於一帙而又避免紊亂無序之弊。這就使得《新志》在藝術上具有一定的感染力，成為一部極有價值的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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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列國志》在藝術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在諸多歷史演義中，其成就和影響僅次於《三國演義》，而在諸書之上。春秋戰國時期史事紛繁，千頭萬緒，作者借鋻史家編年體，並參以記事本末體作為結構主線以統籌全書，次第敷演，事取其詳，文撮其略。前八十三回以五霸相繼興起為中心，描述了列國紛爭的史實。後二十五回則敘寫七雄在外交上的分合和軍事上的搏殺，而以秦國的不斷強大並最後統一全國為主要脈絡。故能做到布局嚴謹，結構完整，主次分明，詳略得當，前後貫通，歷史發展線索清晰可辨。這段歷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管仲相齊桓公、晉公子重耳出亡、伍子胥避h奔吳破楚、吳越爭霸、商鞅變法、孫龐鬥智、合縱連橫、竊符救趙、荊軻刺秦等，都不惜濃墨重彩詳加抒寫，使之生動曲折，緊扣人心。其中既有對史實的敷演，也有細節刻畫和場景描繪。書中還有不少短小故事，如千金買笑、掘地見母、退避三舍、董狐直筆、絕纓大會、二桃殺三士、孫武演陣、掘墓鞭尸、臥薪嘗膽、馮諼彈鋏、火牛破燕、完璧歸趙、紙上談兵、毛遂自薦、甘羅拜相等等，都寫得有聲有色，膾炙人口。不僅具有較強的審美感染力，而且其中某些故事已經上升為具有某種原型意味的民間心理行為的範例。如“退避三舍”提供了一種在鬥爭中不忘禮讓、以表示恩怨分明的模式。“臥薪嘗膽”則成為志在報仇雪恥、不惜以超人的毅力刻苦自勵的行為的一種像征。“完璧歸趙”則表現了無論環境多麼艱難險惡，也要把原物完整無缺地歸還原主，以實現承諾的典型。而“毛遂自薦”則提供了纔不外露者在需要的時刻敢於挺身而出、擔當重任的範例。這些故事經過小說的渲染和以精煉的語言標示，故能上升為某種原型形態而浸染人心，其審美穿透力是非常強的。

在人物刻畫方面，小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者根據這個時期紛纭復雜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搏殺，從各個方面去塑造人物形像，包括霸主昏君、貪官佞臣、賢相名將、貞妃淫姬，直至義士刺客、名儒術士、商賈優伶、醫卜星像之流，不少都寫得面目各異，形像鮮明。如宋襄公的迂頑、晉靈公的暴戾、褒姒的惡毒、驪姬的陰險、先軫的智謀、晏平仲的機敏、藺相如的智勇、伍子胥的剛烈、孫臏的纔略、龐涓的負義、範蠡的遠謀、程嬰的仗義、伯的貪婪、呂不韋的卑劣，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像。當然，由於時間跨度大，事件繁多，不可能有貫串始終的中心人物，而隻能是人隨事來，事了人去，就像走馬燈式的。故作者隻能對書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稍加勾勒，略作渲染，而不可能塑造出血肉豐滿的不朽典型。

本書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主導思想未能超出儒道兩家體繫，故迂腐說教和因果迷信不時流露。過分拘泥於史實，故瑣屑或刻板地敘寫未能排除。史學氣太濃，文學氣不足，這也許是題材所導致的難於避免的缺陷。此外，在文字上為了貼近史籍，不得不以文言文為基礎，因而影響了一般讀者的理解和接受。

為了便於閱讀和理解，我們特出版這部注釋本。但注釋又離不開校勘，而此書版本繁多，且多繫坊刻本，訛誤不少，包括今存最早的刊於崇禎初年的金閶葉敬池刻本和明末贈言堂刻本(兩本版式、行款大體一致，疑為葉本的復刻本，兩本均簡稱“明刊本”)，同樣也有不少錯字及訛誤。其原因之一是印校不精，不少字，特別是地名、人名往往形近而訛。原因之二是作者馮夢龍是個多產作家，由於編寫匆忙，而書中所涉及的史實、年代、人名、地名又特別多，難免有疏漏之處。放雖曾加以修訂，但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評點方面，在修訂方面對原書編寫及印校中的錯誤更正不多，有些更正，似亦未花多大氣力。如原作中已於第十回“疽發於背而死”的鄭將祝聃，卻又在十一回大戰宋將南萬牛，對這種死人復活的明顯錯誤，蔡評本隻用“鄭將”來替代(這是全書唯一有大量活動而無姓名的人物)，以便敷衍過去。蔡評本實際上又還增加了不少誤改、誤校之處。因此，“評本”較之《新志》，錯誤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我們這次重校，雖仍以“評本”為底本，但更注意以明刊本進行仔細校訂。我們校勘的原則是：第一、兩本不同之處，參以有關史料，擇善而從，並不作校記。第二，兩本相同的一些明顯訛誤，凡有可能出於刊刻中的錯誤者，均予以更正，一般不出校記。如“妺喜”誤為“妹喜”(第二回)，“老桃”誤為“老挑”(第六回)，“疆埸”誤為“疆場”(第十四、二十、二十九諸回，但明本第二十九回不誤)，“铚”誤為“”(第二十五回)，“汪及彭衙”誤為“江及彭衙”(第四十六回二見，但明本後一處不誤)，“皋滸”誤為“皇滸”(第五十一回)，“世子獳”誤為“世子孺”(第五十一回)，“皇戌”、“向戌”、“瀋尹戌“等人名的“戌”多誤為“戍”(第五十四、五十七，六十、六十六、六十七及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回)，“宋平公”誤為“宋成公”(第六十回，因平公名成，故誤)，“梁”誤為“溴梁”(第六十二回)，“臨淄市掾”誤為“臨淄市椽”(第九十六回)，“扎營”誤作“札營”(第百二回)，等等。這類錯誤不少是古今刻本中常見的，理應更正。第三，由於作者粗心因而導致前後不一，相互牾或不合情理之處：如第九回敘齊僖公為諸兒(即齊襄公)“娶宋女，魯、莒俱有媵”，下文復稱宋妃”，但到第十三回卻又稱齊襄公“未娶正妃，止有偏宮連氏”。第二十四回敘鄭文公幸燕姞生公子蘭，第四十三回公子蘭卻成了文公“庶弟”，第四十四回文公自稱“孤未有子”。實際上第二十四回還寫到文公有子多人，公子華、公子臧皆因故被誅。第四十九回寫宋昭公為其“庶弟公子鮑”所弒，但第五十五回申舟斥宋文公鮑所弒者不是嫡兄，卻成了“嫡姪”。第五十四回晉楚之戰，楚莊王次子公子穀臣被荀首射中右腕而被“活捉”，但第五十七回交還給楚的卻是“王子之尸”。第六十七回楚康王熊昭死，“母弟麇”嗣位，但第六十九回敘康王有弟四人，卻並無名麇者。麇為康王長弟圍(楚靈王)所弒，慶封曾面斥靈王弒“兄之子”。可見麇似應為康王之子而非“母弟”。第七十一回敘楚平王為太子建娶秦哀公“長妹”孟嬴，而納為己妻；而第七十七回孟嬴卻成了“秦哀公之女”。第九十六回回目標“馬服君(趙奢)單解韓圍”，內敘趙奢救韓，大敗秦兵；第九十八回秦王卻稱“趙遣李牧救韓”。第一百一回寫將渠為相“未及半載，托病辭印”，第一百二回卻又成了“將渠為相歲餘”。第一百三回寫趙將龐煖射殺秦將蒙驁，自己亦中箭，“箭瘡不痊，未幾亦死”。但到了第一百四回趙王“知秦不助燕，乃命龐煖、李牧合兵伐燕”。此類錯誤還有不少。前後牾，不容兩立，必有一誤。但誤者屬何處，很難判斷，故對於這類前後矛盾，一般不予校改，隻在注釋中加以說明，以提醒讀者注意。

在注釋中，我們感到最d困難的是人物眾多，人名復雜，這也是閱讀中的最d障礙。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氏族繁衍，人口增加，姓氏的分化和衍變非常復雜。特別是書中大批出現的貴族男子，都有姓有氏，《左傳·隱八年》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一姓之中，可以封邑、表字、謚號、職官為氏者，不僅一姓數氏，而且一人亦可數氏。加上當時尚有雙名單行、名字連稱或名與出身、居處、官職連稱多種習慣，使得一人多名的現像極為普遍。為此，我們除了在注釋中保留少量一人多名原委的說明以外，特在書末附上《人物索引》，以便了解書中人物的異名、官職及親屬關繫，使讀者方便閱讀。由於本書采用的是比較淺近的文言文，一般文言詞語，難度不大者，皆略而不注。注釋重點是古代地名、職官、名物、年代、典章制度以及當時的風俗習慣；這一方面是為了便於讀者理解書中內容，同時也可以幫助讀者加深對這段歷史時期社會的認識，增加某些有用的知識。至於書中一些史實來源出處及其歷史可靠性，這勢必涉及很多復雜的考證，不屬於我們這個普及性的注釋本的範圍，對於一般讀者而言，也沒有很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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