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苦難和困擾，以至令人敬畏的法律和天條的開始土崩瓦解。事實上，民政和神職執法人員和一般人一樣，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和家人一起閉戶不出，根本不能行使職權，因此人們無法可依，愛怎麼干就怎麼干。除上述兩種極端之外，還有不少人采取折中的生活方式，既不像種人那樣與世隔絕，也不像第二種人那樣大喫大喝，胡作非為，而是根據自己的胃口喫飽喝足。他們不是自我幽禁，而是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他們不時聞聞這些芳香的東西，認為香氣能提神醒腦，又能解掉充斥空中的尸體、病人和藥物的惡臭。有些人冷酷無情（仿佛那樣比較保險），說是避開疾病是治病的佳良藥。在這種意見的驅使下，他們隻顧自己不考慮別人，許多男女拋下城市、家宅、戚和財產，住到鄉間別人或自己的別墅，似乎認為天主為了懲罰作惡多端的人類而降下的瘟疫隻能落到城牆之內的人們頭上，不會蔓延到別的地方，還認為誰都不應該蹲在城裡，否則在劫難逃。

人們各持己見，莫衷一是，但不是所有的人統統死光，也不是個個都能保住性命。事實是許多得病的人分散在各處，他們健康時是善於養生的榜樣，得病之後遭到舍棄，孤零零地奄奄待斃。且不說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鄰居互不照應，即使戚之間也不相往來，或者難得探望。瘟疫把大家嚇壞了，以致兄弟、姐妹、叔姪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顧。嚴重而難以置信的是父母盡量不照顧看望兒女，仿佛他們不是自己的生骨肉。得病的男男女女數不勝數，他們別無他法，隻得求助於為數極少的好心朋友，或者雇用貪心的僕人。由於伺候病人的工作條件惡劣，盡管工資極高，仍不容易找到用人，即使找到，往往也是一些笨手笨腳、從未干過這一行的男女。這些用人干不了什麼事，隻會根據病人的要求遞些東西或者給病人送終。料理後事的差使常常得不償失，掙了大錢而誤了性命。病人既然得不到街坊友的照顧，用人又那麼難找，於是出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做法，就是一個女人不論以前多麼文雅、俊俏、高貴，病倒後會毫無顧忌地招聘一個男用人，不管他年紀老少，並且隻要病情需要，會毫不害羞地像在另一個女人面前那樣露出自己身體的任何部位。痊愈的婦女日後往往不如以前那麼貞潔，也許和這種情況有關。此外，許多病人如果得到照顧，也許能保住性命，但由於用人奇缺，結果死了。加上疫病傳染力特強，城裡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死亡，這種情形聽起來也駭人，更不用說眼看到了。因此，僥幸活下來的市民中間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和以前完全相反的習俗。

按照以前的風俗（也是這樣），哪家有了喪事，戚和鄰居家的婦女同死者的女眷聚在一起，為死者慟哭，而男性鄰居以及別的市民則在喪家門前同死者的男性屬待在一起。隨後來的是教士，他們的級別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靈柩由友們扛著，後面跟著手拿蠟燭吟唱著挽歌的送葬隊伍，逶迤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當疫情日趨嚴重時，這些規矩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給廢除了，由新的規矩取而代之。病人臨終時非但沒有婦女圍守床前，甚至沒有任何人在場，能夠贏得家屬的真心悲痛和辛酸眼淚的人少之又少。相反的是，大多數活著的人盡情打鬧嬉笑。本來女人生性富於同情，如今為了自身健康，竟出奇地學會了那種風氣。護送尸體去教堂的鄰人至多十來個。抬靈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錢雇來專司埋葬的、稱為掘墓人的市井之徒。他們腳步匆匆，不把靈柩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一般隻送到路程近的教堂就了事。他們背後跟著五六個教士，手拿蠟燭的很少，往往一支蠟燭都沒有，也不費那份工夫一本正經地舉行安葬儀式，隻在湊手的空墓穴裡放下靈柩就完事大吉。下層社會以及許多中層階級的人受的罪更大。他們由於貧困，或者圖個僥幸，大多守在家裡，得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無人照看伺候，隻有死路一條。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倒斃在路上，另一些人雖然死在家裡，也隻在尸體腐爛發出臭氣時纔被街坊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