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職場與潛規則

學校培訓女生和男生的方式很不一樣。男孩們被鼓勵學習記賬和會計，為的是培養他們的“商業領導力”。與此相反，女孩們被認為天生適合做速記。商界管理者對秘書和速記員的需求——相當迫切且往往直接給出目標人數，以及女性生來更適合機械輕松無需用到數學的工作的看法，造成了這種專橫的區分。這種區別對待是如此頑固，甚至今時還有殘留；而某些女性，則更為頑固地反抗著這種分野。除了數量過多的指南小冊子上宣稱速記池的工作有多快樂、多貼近商業世界，那些有機會當上速記員的少數女性還發現自己是辦公室裡薪水高的（盡管低於同等工作的男性 ）。與此相反，在中產階級女性看來，速記員這個崗位很不怎麼樣。她們更看好私人秘書這份工作，它與權力更加接近。秘書手冊上宣稱秘書工作充滿樂趣，且承諾當上秘書後能一路激動人心地在職業階梯上攀爬，當然這種情況在真實的秘書流動數據記載中從未出現過。手冊上的內容充滿蠱惑，聲稱秘書工作很“職業”，並且能在上層社會高雅的會客室內工作，可能是在銀行裡，也可能是在高管行政套間內——好多地方都具備家的感覺。很奇怪的，秘書這份事實上像老板僕人一般、不斷留心老板情緒、不斷應付老板各種突發奇想的工作，被視作比掌握實際技能的速記員更。商業史學家和管理學理論家羅莎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 ）日後將此現像稱作“偶發地位”（status contingency ）——秘書這份職業獲得威望的方式，與其說來自工作滿意度，不如說是來自與權力和威望（通常是男性權力和威望 ）的密接觸。手冊上印有這樣的故事：秘書贏得了老板的信任，終獲得了配備紅木辦公桌椅和地毯的個人辦公室；另外一則故事中的秘書獲得了“一間個人辦公室，位於公司某棟大樓的十七層，從窗戶望出去是絕倫的城市美景”。［17］老板外出的時候她便負責各項事宜。這樣的故事極為罕見，但對秘書們具有吸引力。

在這個嶄新的辦公世界中，有著許許多多未言明的規則，於是乎當男人們討論職場女性的存在以及隨之而來的性愛問題時，周圍便縈繞著困惑、恐慌和表達誇張的痛苦情緒。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Victorian America ）不再嚴格遵守男女社交分隔的規則，但女性侵入男性專屬工作空間會引發何種影響依然不明。女性會用她們天生更加高貴的品格，給懶惰陰柔的辦事員們帶去文明和秩序，以及男性的目標感嗎？還是說，女性會用她們的誘惑力，毀掉冷靜禁欲的男性辦公倫理，在辦公室內譜寫性愛的混亂之曲，毀掉商業世界呢？這些問題因針對女性的“結婚關限”（marriage bar）而變得更為迫切。“結婚關限”指的是辦公室不會雇用已婚女性，而未婚女性一旦結婚亦會被解聘的社會習俗。家務勞動看來纔是她們的職業，速記員的工作無法與之並存。
盡管20世紀初期，辦公室內已婚或者結婚後繼續工作的女性員工不斷增加，但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單身。面對辦公室內大部分也是單身的男性員工，這些單身女性的存在帶來了潛在的麻煩，事實上已婚男士也難逃牽連。費森頓·蔡斯（Fessenden Chase ）編寫的講述女速記員和老板關繫的小冊子中，女速記員不出意料地被污化為時刻等待著召喚的妓女。“在老板溫暖舒適的私人‘單間’內，時刻彌漫著誘惑和機會，定力不佳的老板很容易就抵擋不住身著靚麗羽衣的年輕女孩溫柔性感的凝視和勾引，”蔡斯寫道，蓄起一種偷窺的火熱快感，“溫柔的注視到令人滿足的吻隻有一步之遙，而這些‘私人辦公室’女孩大體上是願意去吻或者被吻的，為了鞏固在老板心中的地位和獲取加薪的機會。”
女性進入辦公世界這件事與婦女爭取選舉權的事業在時間上（並非巧合地 ）發生了重合。在工作場所獲得越多的自由，就勢必引向在公民權利和自由方面的訴求。於是，在不斷發展壯大的進步婦女公共圈，女性每時每刻都在討論和判斷辦公室給予她們的危險和可能性。工業進步運動（拉金大樓的福利政策奉行的便是該運動的精神 ）先驅人物珍·亞當斯（Jane Addams ）擔憂辦公室的開放環境有太多無法抗拒的誘惑，女人們被迫收取老板的金錢和禮物，然後獻出自己的身體作為交換。她寫道，考慮到辦公場所那令人難以忍受的自由開放，女人們自願“墮入放縱的生活，隻因為缺乏社會約束”。比較現實的擔憂是，正如詹妮特·埃格蒙特（Janette Egmont ）在一本速記行業雜志中寫的那樣：女性不得不，“在拘謹和密這兩種類似錫拉和卡律布迪斯2兩難境地的情感之間，把握好這不可能把握好的度，提高標準（對這代人來講，甚至是建立標準 ），使得男人可以依據這標準來安放他們的衝動”。終，對於諸如埃格蒙特這樣的作者，問題似乎無法避免：性愛這個幽靈就是無法抵抗的；辦公室的經營勢必受其影響；解決方案依然不明。與此同時，這樣的畫面總是出現：“男性辦事員不斷比較辦公室裡的兩三個女孩。是金色頭發的那個好看，還是棕褐色頭發的那個好看？這樣的討論沒完沒了。”
不過當然了，大部分關於女性權力會越男性的言論是男人們散布的。而當男人將辦公室生活的危險歸咎於女性時，辦公室女性員工則輕蔑回絕了這些膽敢代表她們說話的男人。1900年，亞特蘭大會幕浸信會教堂（Atlanta's 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 ）廣受歡迎的福音派新教會牧師萊納·G.布洛頓（Len G. Broughton ）來到了紐約的布魯克林，在基督教青年會向清一色的男性聽眾發表了一繫列猛烈又冗長的抨擊白領辦公場所愈發下流風氣的演說。他表示，速記員畢業證書並非是通往商業領域成功的車票，也並非是找到成功男人做老公的保證，而是“獲得了通往生活的許可證。我寧可直接把通往地獄的通行證遞到年輕女人的雙手上，也不願意給她那個證書，那個讓她走進老板位於高層的辦公室，然後關上門的許可”。許多女性聽聞了他的言論；她們不願意默默承受任何暗示女性面對男性引誘時脆弱不堪的說法。然而跟現代讀者可能設想的不同，她們的回應在政治上並不那麼得體。一位署名“維爾小姐”（Miss Ware ）的速記員給《亞特蘭大憲政報》（ Atlanta Constitution ）去信，譴責布洛頓暗指速記員“墮落、道德敗壞”的言論。她堅稱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進出辦公室的速記員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隻有那些貧窮、絕望、沒有信仰的人纔會迫於雇主的淫威就範。紐約的評論員們更是誇張，把辦事員同他們眼中更為低級的人群分隔開來，聲稱布洛頓似乎忘記了“他並不是在討論來自南方的有色人種”，而是在說“來自更高智力發展群體”的女性。
不論女性職員是否都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盡管到戰後時期，辦事員幾乎全是白人 ），在涉及性騷擾問題時，她們進入的辦公場所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保護措施——“性騷擾”這個詞到了20世紀後期纔被人所知。指南手冊和團體組織給予的回答模稜兩可。人們期待女性在面對挑逗行為和言論時默默忍耐或愉快地假裝不知情。1919年的一本秘書手冊上寫道：“她必須學會看不到老板熾熱的目光，感受不到他放在她手上的手，或是從椅背處悄悄滑過來的手臂。”而且她必須“得體並有禮貌地”處理這一切，“因為在處理此類事情時不能讓老板感受到被回絕了”。［22］指南手冊中有種假定，那就是女性除非想丟工作，否則不能挑戰男性的。而實際情況也是，她們確實會因此丟了工作：一項針對1937年被解雇的12 000名秘書的調查顯示，起碼有2/3的人被辭退是因為她們或她們老板“性格有缺陷”。根據部分回答，“（秘書 ）不願意陪老板去夜總會”也屬於“性格缺陷”。［23］同其他辦公室員工一樣，白領女性必須表現得很職業，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工作和成功負責。
男性員工同樣因辦公場所內素而有身份焦慮（status anxiety ）。早在賬房年代，辦事員就因被視作毫無男性氣質而感到身份焦慮。女性在辦公場所的出現或許給了他們——尤其是經理們——一些中產階級的優越感和權力感。但20世紀初期，因白領階層未能建立工會組織而導致薪資停滯，他們相較藍領工人的經濟優勢喪失了，他們的男性氣質再次被質疑。1920年代，一樁轟動全國的謀殺丑聞立刻折射出辦公室裡充斥的種種恐懼。
在紐約市大通國民銀行（Chase National Bank ）的辦公室裡，速記池中的一名女子雪莉·麥金太爾（Shirley McIntyre ）與辦公室裡的一名男子沃爾特·梅耶（Walter Mayer ）相遇。梅耶是名會計，也就是說，在辦公室的圖騰柱上並不比麥金太爾高多少。梅耶深深地愛上了麥金太爾，並馬上衝動地向她求婚。開始她答應了，但後來聽說辦公室裡的一些高管帶她出去“感受了一下次的生活”（梅耶的原話 ），她便不願意嫁給他了。梅耶苦苦哀求，甚至以自殺相逼。對此，麥金太爾不為所動，說自己不能嫁給他這樣“低檔次的人”。梅耶深受刺激，做出了殘忍的行為：他前往麥金太爾的寓所，開槍殺死了她，然後自殺。但是梅耶沒死成，幾年後當他恢復得差不多時，以謀殺罪被起訴。梅耶在庭審期間發表了極為煽情誇張的自辯，聲稱他的未婚妻變得相當物質，在她眼中“物品”要比愛來得重要。陪審團完全被他的言論牽著鼻子走，甚至連麥金太爾本人的母出庭作證時都表示梅耶說得沒錯，是她女兒行為欠妥。這些言論見效了。陪審團後對梅耶做出了寬大的判決，判定了他次於謀殺罪的其他罪名。
此外，大量的新聞報道亦介入了此樁謀殺案的庭審。大量證據表明梅耶犯了一級謀殺罪；很明顯，他早就預謀殺死麥金太爾（他寫的信確鑿表明了這一點 ）。然而媒體卻將他塑造成男性自尊受到傷害的白領典型。麥金太爾的薪水確實要比梅耶高——她一周可以掙60美金，而他則要少掙10美金。媒體表示，任何其他人遭遇此事都會有相同的反應，並引證說，梅耶和麥金太爾若是生活在19世紀，定會過上平靜而又滿足的婚姻生活。而如今形勢已完全變了，女性逐漸獲得財務獨立，梅耶這樣的男性卻被放逐到了毫無出路的辦事員工作之上。“一部分男人擔當著大業，而所有剩下的人不過是戰艦上劃槳的奴隸而已。”報紙上引用了以上梅耶跟友人的敘述。一場原本簡單不過的失敗戀愛被渲染成了白領男性的哀歌，暗指白領女性應該接受他們的愛，或者起碼應該更為溫柔地拒絕他們。
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 ）重挫了商人和那些晉升緩慢的辦事員的自信。隨後的日子裡，影射女性破壞辦公生活的通俗文學湧現，好似一場比賽。在《海斯法典》（Hays Code ）迅速終結好萊塢露骨的色情品味之前，電影《娃娃臉》（Baby Face ，1933 ）便已制作完成。這部電影不僅啟用了當時尚未成名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 ）作為主演，還穩固了辦公女性不斷增加、男性同事對她們既渴望又害怕的時代背景下“淘金女郎”（gold digger ）這類文學作品人物典型。斯坦威克扮演的莉莉·鮑爾斯（Lily Powers ）來自某工業小鎮，她父在小鎮上開了家地下酒吧3。莉莉在這個髒兮兮的地下酒吧幫著父干活，她每天都得想辦法擋掉那些身心疲憊、毫無希望的工人階級男人無休無止的騷擾和東摸西摸的雙手。莉莉聽取了對她來講猶如父的德國流亡修鞋匠讓她利用自身天然優勢安穩下來的建議。“你不明白自己的潛力，”他大聲嚷道，“我給你的那本尼采你讀了沒有？”電影後續情節中，在和莉莉單獨待在修鞋鋪時，他發表了一通關於女性權力意志的乎尋常般怪異、具有偽哲學（pseudo-philosophy ）意味的演說：“像你這樣年輕貌美的女子，盡可以為所欲為。你有著越男人的權力，但是你必須利用男人，而不是被男人利用……好好開發自己的潛能！利用男人吧！變得強大，去違抗、利用男人吧！去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在父意外離奇死亡之後，她跟著一起在酒吧工作的黑人朋友奇科（特麗莎·哈裡斯飾 ）逃到了紐約，去更好地理解她所具有的“潛力”。
在跟招聘官睡了之後，莉莉成功進入電影中虛構的哥譚信托公司（Gotham Trust Company ）工作，公司位於裝飾藝術（Art Deco ）風格的摩天大廈之中。自此，莉莉踏上了她一路攀爬的臺階。（奇科成了她的女傭，時不時出來演唱一段藍調。盡管哈裡斯在電影中也有大量鏡頭，但在《娃娃臉》中，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奇科這個角色絕不可能成為白領工人。 ）電影通過別出心裁、風格奇異的主題再現形式，隨著莉莉向上“睡”去的路線，從大廈外部將鏡頭逐漸上拉，透過窗戶，沿著外彙部門、檔案部門、按揭部門、資金托管部門和會計部門一路拍攝，直至公司的高權力層。她甚至甩了年輕的約翰·韋恩4，跟他的上級在一起。“醒醒吧，孩子。”當韋恩被甩後露出迷人的感傷神色時，一位女職員對他說道，“娃娃臉就要進入比你更高的階層了。”每每陷入困境，莉莉隻需施展她的魅力便可輕松脫身。影片如此展現其動人之美：鏡頭拉近，聚焦於她光彩奪目的笑容；此外，特意的模糊處理令她看起來更加凡脫俗。但是娃娃臉的追求是全然物質的：鏡頭帶著我們不斷回到她的寓所，每一次她攀爬成功，她的住處便會隨之變得更為寬敞和。終於，一場丑聞襲來，她的其中一位前任情人開槍殺死了現任情郎，即公司的總裁，然後自殺。莉莉被調到哥譚信托在巴黎的分公司，在那裡她又重回底層。隨後，公司新任總裁考特蘭·特倫霍姆（Courtland Trenholm ）前往巴黎看她，也不可抗拒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請記得，這可是大蕭條時期，銀行已不如從前那樣穩固。哥譚信托也未能幸免，公司陷入了恐慌，特倫霍姆不得不拿出個人的百萬美金來挽救。他懇求莉莉把她的家當都賣了。“不，我不會賣的，”她言簡意賅地拒絕道，“我得為我自己考慮。為了得到這些東西我付出了太多，我過去的人生太過辛苦艱難。我跟其他女人不同，我心裡所有的溫柔和善良都已死去。這些東西是我擁有的一切，沒有它們，我就什麼都不是了。沒有它們，我就得重回初的糟糕境地。不，我絕不會放棄它們。”這番話令人震驚：真實浮現，這是莉莉次坦陳自己的動機。可惜後面的結尾很不怎麼樣，充滿了說教意味：特倫霍姆試圖自殺，莉莉在救護車上向他承認自己其實是愛著他的。她放棄了金錢，回到了她原本的階層。若是影片後部分能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即莉莉其實和所有女人一樣，追求的是婚姻而不是權力，那麼《娃娃臉》這部電影好歹還能獲得一些贊許，畢竟它賦予了莉莉角色一點能動性（agency ）——斯坦威克可是相當賣力地想要傳達這種行動的能力。《娃娃臉》和許多同時期的影片一樣，折射出了整個階級男性潛意識中的恐懼，他們以為是自己意志力的缺乏導致了事業上終的失敗。這部影片還和許多同時期的影片一樣，向這個無階級區分的國度保證，這裡的階級界限並沒有被逾越：盡管莉莉努力逃離工人階級，她終還是嫁給了貧窮的特倫霍姆。
被這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攫住的辦公室，並非全然消極等待著，看是否還有男職員因求婚被拒殺死女職員，或者公司是否會被淘金女郎毀掉。兩性一同工作對辦公室裡的男女職員都可能造成傷害，對外界社會也可能造成傷害，在這樣普遍的擔憂下，一些公司開始徹底清除工作場所中殘留的男性特權，同時按性別隔開工作環境。曼哈頓20世紀初期大具標志性的摩天大樓之一，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大樓（the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Building ）內部，舊派經貿商人和辦事員在辦公時所用的痰盂被禁用了。同時被禁止的還有抽煙，大樓隻保留了某些特定的吸煙區域。辦公室本身則跟其他大樓很不一樣，收拾得一塵不染——用歷史學家奧利維爾·如恩斯（Olivier Zunz ）的話講，是“如家一般干淨整潔的典範”。此外，男女員工有著獨立的入口、門廳、電梯和樓梯；休息區域也按性別分開。在泰勒主義準則下，工作被排得滿滿，全然占據著員工的上班時間。電子鐘嚴格計算著時間，主管四處查看，確保沒人悄悄聊天，當然更別提大聲交談和歡笑了。
同時，與辦公室相比，劇場、電影院、夜總會和遊樂場這些社交場所相對開放，男人女人們總能想到辦法，在工作場所先接觸上，為辦公室外更進一步的發展做準備。再怎麼嚴格，男女作為上下級總得接觸，不論是女速記員聽寫男性上司的口授，還是男性主管監視女打字員的工作。但這些都比不上大都會人壽開展的娛樂項目，其中一項是舞蹈課——應當年席卷美國大城市的爵士舞狂潮（吉特巴舞［jitterbug］、查爾斯頓舞［Charleston］）而開。盡管大都會人壽的女員工們——公司的宣傳冊稱她們為“都市麗人”（Metropolitan Belles ）——隻被允許在同性範圍內練習舞蹈，但男女辦事員們常常成群結隊聚在大廈樓頂一起練舞。
哪怕是女秘書和男上司之間飽受懷疑的關繫，也有了新的發展。人們開始用“辦公室嬌妻”（office wife ）這個詞來稱呼那些比老板妻子與之更為密的秘書。小說家費思·鮑爾溫（Faith Baldwin ），一位極受歡迎的辦公室性愛生活記錄者，在她的書《辦公室嬌妻》（The Office Wife，1929 ）中探討了該問題：“在獲得勝利後或勝利在望時，在話多得說不完的孩子般的情緒下，她感到自己和老板是如此接近。她想……自己是多麼了解他啊。她已能在見到他的那瞬間就知道他是否累了或者心情不好，他這天過得順不順利，他是否躍躍欲試，開始一場戰鬥，還是意興闌珊地打算應付了事。”［27］鮑爾溫的小說中，那位享受特權、可以隨時進出老板行政套間內室而不是整天困在開放的速記池裡的秘書，很快便與老板如影隨形，為他提供了一切本該由他妻子給予的關懷和照顧。她開始對工作充滿激情，干得極為出色，成了模範員工；然後，在童話般的故事結尾，這位辦公室嬌妻真的嫁給了她的老板——故事似乎在告訴我們，辦公室並不是充滿令人反感的求愛和騷擾之所，而是幸福生活的源泉。當然故事的另一面——職業生涯沒有進階，可以通過嫁給上司來獲得安慰。你很能干，但你無法晉升；不過你能得個安慰獎，那就是嫁給能夠晉升的人。這樣，如今看來無法忍受的境遇、摧殘人心的真實社會矛盾就這樣被虛假地解決掉了。
辦公室生活的這些特點對於今時的我們來講，顯得微不足道，甚至那些令人不適的部分也是如此；但在當年，這可是聞所未聞的。不管是好是壞，在當今人們所處的兩性世界的建立過程中，辦公室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讓男男女女們有機會相遇——即使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相遇，也起碼好過令人憂慮的與外界隔絕的家庭世界。盡管很長時間內，女性在辦公室依然是少數，管理層更是幾乎沒有女性，但是她們已成為辦公室生活的主素了。
此現像在大眾媒介中也成為事實：20世紀二三十年代湧現了大量以“白領女孩”為題材的通俗小說。此類小說中描寫的女性典型同閱讀它們的群體有著某種一致性。盡管女性已在工廠裡工作了數十年，但區別在於：這些女性幾乎全部來自工人階級和移民家庭，與英文媒介絕緣。然而，辦公室裡工作的中產階級女性往往是小說的閱讀群體，而小說閱讀群本來就主要是女人。從此開始了一股辦公室小說和辦公室電影的潮流，在特定媒介中出現的人物有著與該媒介消費者極為相似的職業。
關於白領女孩的小說總是驚人地相似，或許由於多年來它們往往是由男性所撰寫。不論是劉易斯的小說《職業》，還是布思·塔金頓（Booth Tarkington ）同時期的《愛麗絲·亞當斯》（Alice Adams ），或大蕭條時期克裡斯托弗·莫利的書《基蒂·弗伊》（Kitty Foyle ）中，女主角總是在家庭男性頂梁柱（即女主角的父 ）死後，纔不得不去從事白領工作，她們的父生前本身也不怎麼頂用。這些關於女性被迫進入職場的老生常談掩蓋了整體的歷史，即許多女性是出於自身的意願，自主進入工作場所的。但是劉易斯及其同代作者深受當時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 ）和傑克·倫敦（Jack London ）的自然主義小說（naturalist novel ）影響，而西奧多·德萊塞與傑克·倫敦本身則追隨著愛彌爾·左拉（émile Zola ）的步伐。在這些作品中，與生俱來的生理特點和強大的社會因素總是大大限制和決定著人們的選擇。
在這些作家中，隻有劉易斯構想了一部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作品。無論可能性如何微乎其微，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還是獲得了職業上的成功。尤娜·戈爾登，和她辦公室裡的姐妹們一樣，期待的不過是熬過這些累人的工作，終找到並嫁給辦公室裡的男子。她眼見著那些年長許多的女人跟辦公室裡各種各樣的機器較著勁，終因工作的毫無意義而崩潰：“歇斯底裡的情緒有時會蔓延開來，然後那些本該高高興興的三十五歲或四十歲女人們也加入進來，跟年長的女人們一起啜泣。尤娜不禁心想，等到自己三十五歲時，會不會也哭成那樣，一直哭到六十五歲，度過毫無意義、哭哭啼啼的三十年。”她愛上了年輕的男同事，沃爾特·巴布森（Walter Babson ），一位靜不下來、語速很快、愛用俚語的迷人編輯。沃爾特時不時會為工會和社會主義吶喊，但他無法沿著公司的職業階梯向上攀爬，也付不起婚禮的費用，便離開了尤娜去往西部，剩下她一個人苦苦思索著未來的單身生活。當母去世時，出於悲痛和一陣無用感，尤娜嫁給了一名銷售員，埃迪·施沃茲（Eddie Schwirtz ）。施沃茲酗酒嚴重，因此丟了工作，隨後便開始依附、榨取尤娜。
承受了多年虐待之後，尤娜離開了施沃茲，換了份更好的辦公室工作，並搬入了一處全女性住宅區。正是從這裡開始，小說的基調有了奇怪甚至是根本性的轉變。傾聽其他女性的故事給了尤娜新的自信；她成功說服白線酒店（White Line Hotels ）聘她擔任初級經理。過人的能力助尤娜節節晉升，甚至有了聘用助理的機會。結果這助理竟是她的舊情人沃爾特·巴布森。尤娜成了白線酒店的高管並嫁給了沃爾特。小說的結尾處，她想像著自己有了孩子，同時依然身居其職的生活：“我會繼續工作，盡管這把紛擾的辦公世界強加到了我的身上，但我起碼能戰勝和克服它，讓我的員工過上像樣的生活。”這樣的故事著實不同尋常，講述了完全不可信的幻想出來的個人成功之路，不比當時備受歡迎的霍雷肖·阿爾傑故事可信多少。不過，這次卻是具有女權主義色彩的幻想，在這樣的幻想中，“結婚關限”根本就不存在。當時的女性幾乎無人能有這樣的意識。然而，無論如何辦公室提供了此種美好想像，接下來的歲月將見證人們為實現此想像所做出的艱難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