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鼕天，我進了江浦監獄，一待就是兩年。
別誤會，我沒犯事，是去工作。或者說，是去實現夢想——我想成為一名作家。
有些朋友乍一聽不太相信，他們覺得監獄裡大概隻有兩種人——罪犯和獄警。其實，還有很多職工崗。比如我，崗位是新聞編輯。每個月，監獄文教樓的演播廳都會播一期半小時的視頻新聞，片子由我來審核剪輯。
我大學在魯迅美院讀油畫專業，原本要做畫家，臨畢業那年，讀了幾本犯罪小說，就魔怔了似的，自己也想動手寫。
畢業後，我無心畫畫，蹲家裡半年碼了三十萬字，編了個長江沙霸江湖的故事，簽給一個無良網文平臺，隻拿到六百塊稿費。後來，書名和署名也被平臺改了。
我創作衝動依然旺盛，整天悶在屋裡醞釀下一部作品。換在父母眼裡，我卻是徹底廢了，要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一天晚上，父親拍桌子發完火後，突然生出了一種情緒。他說，不指望你有大出息，但得有個穩定的工作。你去那兒干輕巧活兒，沒事想寫什麼還能寫什麼。
那兒，指的就是江浦監獄演播廳。
父親在監獄管理局有熟人。他看不下我整天在家閑逛，說二十五六不工作的男人都是“腌菜”。他寧願壞了一輩子的清廉，替我打聽了這份工作，也不希望自己兒子變成“無事佬”。
我一聽急了，這是送我蹲監啊。轉念一想，又立馬答應。不管父親是讓我收心，還是送我個鐵飯碗，這差事對我的寫作都是好事——能進“監獄”，必定能見識到“風雲”。
隻是未曾想到，我在演播廳無所事事了十幾個月，朝九晚五，兩點一線，犯人的監管區都沒機會進去過。
直到2014年秋天，我遇到二監區的一個重刑犯。
那天，警官學院入監做警示教育，專門找了些曾是公職人員的犯人演講。教改科來了一個科員跟拍，叫李愛國。他人細長精瘦，一身警服像掛在兩根筷子上，扛著索尼攝像機到處走。
李愛國到演播廳借板凳，我正閑著無聊，幫他接過機器擱桌上，跟他請教攝像技巧。一聊纔知道，我平時審播的獄內新聞，都是他采編的。我問他：“平時拍攝方便帶上我嗎？我幫你扛攝像機。”李愛國搖搖頭，左右手交叉，捏了捏自己的肩膀，“是駝了，這一大塊。”
我繞到他身後，驚呼道：“再不換人扛機器，以後出毛病了，工傷都算不上。我有一親戚，跟你一樣，脖頸後面拱出來一塊肉，後來壓迫神經，做手術花了好幾萬。”
他立刻笑著拿起攝像機塞到我懷裡，“警示教育馬上開始，你幫我扛一會兒，我教你一些厲害的拍攝技巧。”
我扛起攝像機，和他去了三樓會場。一百多平米的會場，坐滿了警校學員，我扛著攝像機站在過道中間。講臺長條桌中間坐著七八個領導，右側放了一根話筒架。一個駝背的中年囚犯站臺上，正對著話筒發言，講得聲淚俱下。聽他自述，曾是某縣級市的政法委書記。
中年囚犯正講著，有個青蛙眼獄警領著個犯人站到了我身後。我回頭看了一眼，那個犯人體型健壯，個子比我高點，一米七八的樣子，神似反町隆史。獄警遞他一張紙，說：“稿子你不願意寫，我幫你寫好了，給個面子，上去讀一下。”
那犯人拉著臉，很不情願的樣子，回道：“我喉嚨發炎，扁桃體還腫著，沒法發言。”
我聽著覺得奇怪，哪有犯人敢推諉獄警交辦的事。
獄警又勸他：“這是監獄領導交代的，看我們以前同事一場的分上，別給我添亂好不好？別覺得這事丟人，你讀一下，算你認罪悔罪態度不錯，後面給你申請加分，能多減幾天刑。”
這個犯人不說話了，舉著紙看了一會兒，然後點了點紙面，“就說這一件事。”
大約十分鐘後，臺上的中年犯人鞠躬退場，“反町隆史”上去了。我往後退了幾步，扛著機器保持正向姿勢，頭歪過去問青蛙眼獄警：“這犯人以前是警察？”獄警掃我一眼，“嗯”了一聲。我忍不住又問：“他犯了什麼事？”青蛙眼沒說話，專注看著臺上。
我趕緊回頭，把攝像機對準“反町隆史”。
“我叫蔣鵬，生於1990年，是警官學院2012屆的畢業生，在江浦監獄當過實習獄警，工作期間因與犯人約架被解聘。我奉勸各位在座的警校學子，不要跟我一樣魯莽衝動……”
後面就是一串反省的套話。他一口氣念完，臺下的警校生卻冒出一片噓聲，很多人交頭接耳。有男生小聲嘀咕：“明顯避重就輕，他弄死人的事不提，隻說打犯人的小事。”
兩個女生扭著臉反駁：“什麼叫弄死人那麼難聽，那是意外事件好不好？蔣鵬學長已經很慘了，你別再落井下石了。”
臺上的領導抓住話筒咳了幾聲，底下安靜了。校方領導想讓犯人再講一會兒，教改科科長看了看時間，回絕了。眾人散場，李愛國拿回攝像機，看了看我拍攝的視頻，說：“還挺不錯的，很有天賦啊。”
我問他：“那事答不答應？”李愛國擺著手走遠，說以後再聊。
沒過兩天，李愛國又來了。
監獄搞“創建”，領導點名批評獄內新聞沒新意，太形式化，創新任務交給了李愛國。我拉他坐下，聞見一陣虎皮膏藥味，故意拍拍他肩膀，說需要幫忙，盡管招呼。
李愛國扭了扭脖子，聳了聳肩，說走一步看一步，敷衍敷衍，能對付就對付。我見縫插針，問他還記得上回那個蔣鵬嗎，那個當過獄警的犯人——采訪他啊，現成的創新節目。
我提出這個建議，事先是打過主意的。上回在警示教育會場，蔣鵬一開口，我就預感到，我要的“風雲”來了。
李愛國想了一會兒，說不行，他那事兒敏感吧。我說咱這兒又不是電視臺，你想不想創新吧？李愛國說也是，教改科本來就有權采訪——他咧嘴一笑，看著我，“想不想學點更深入的拍攝技巧？”
12月底，李愛國領著我去了二監區。
當天氣溫很低，路面結冰，他穿著鼕裝警服，兩張黑色毛領緊緊包裹著細長的脖子。我扛著攝像機小心翼翼跟在後面，胸口掛一張教改科特批的采訪證。
二監區在監獄東面，一棟四層白樓，新建了院子，大門安裝了指紋門禁繫統。李愛國走到門口，掏出對講機呼道：“二監區值班民警，二監區值班民警，聽到請回答，聽到請回答。”幾秒鐘後，對講機回話，立刻有獄警打開了門禁。獄警不是別人，就是上次見過的青蛙眼。李愛國出示了采訪批準條，我們進了監區。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監管區域。
監區走廊很長，水磨石地面，青蛙眼走在前面引路。右手邊是監舍，二十幾間監舍裡擠滿了囚犯，人挨人站床邊。他們穿著藍色鼕裝囚襖，剃光頭。出工哨一響，囚犯挨個報數，排著隊走出監區。
到了監區大廳，青蛙眼指著西南角一個棕色木質警務臺，讓我們在那兒等著。出工隊伍排成長龍，囚犯們陸續從我眼前經過。他們大多數人縮著脖子，雙手插在衣袖裡，寬大的囚襖是七八十年代軍大衣樣式。蔣鵬排在隊列裡，等他走到大廳中間時，青蛙眼衝他喊道：
“115，出列。”
蔣鵬站姿筆直，雙手緊貼褲縫，大喊一聲“到”，朝我們走來。走到距青蛙眼一米開外的位置，他停下來，雙手扶膝，左腿後撤，蹲了下去，後背打得挺直，胸肌快要撐開棉襖，一看就是練過的。
按獄規，犯人與警官交談，必須蹲姿並保持一米距離。
青蛙眼清清喉嚨，故意放大聲調說道：“蔣鵬，教改科準備給你做個節目，配合好了，後面對你改造的方方面面都有好處。”
“報告干部，我拒絕采訪！”蔣鵬聲音渾厚，大廳連響兩次回音。
李愛國瞪著眼睛，臉色鐵青。青蛙眼朝我們走過來，面露難色，讓我們先回去，“我再給他做做思想工作，要是他確實不接受采訪，那也沒轍。”
回到演播廳，李愛國略顯沮喪。我問他，你剛纔看出貓膩沒？他聳聳肩，問什麼貓膩。
“那青蛙眼和蔣鵬演戲呢。”
他點點頭，又聳聳肩，說那也沒辦法，人家不肯配合，也沒法強求。我說不能就這樣算了，蔣鵬不讓采訪，咱們可以先采訪青蛙眼。
監獄食堂旁邊有個小飯館，晚餐時間，我定了一桌菜，點了幾瓶啤酒，李愛國去食堂門口堵青蛙眼。菜還沒上齊，李愛國拽著青蛙眼進了飯館，兩人互相恭維，李愛國喊青蛙眼“張隊長”，青蛙眼喊李愛國“李科長”。
我立刻迎上去，跟著恭維幾聲。等入了座，菜上齊，走了三四杯酒，客套話都說膩了，李愛國舉起酒杯說：“張隊長，這麼突然請你喫頓飯，還是那事，務必幫忙做做那個犯人的思想工作。”
青蛙眼給李愛國敬酒，兩人干了一杯，說：“李科長，蔣鵬性格很倔的。他不想做的事，軟硬都沒用。”
我問：“張隊長和蔣鵬原來是同事是吧？”
青蛙眼點點頭，“他原來是警校的優等生，搏擊冠軍。板上釘釘考x警，結果當了獄警。冠軍脾氣，把一個刺頭犯揍了，斷兩根肋骨，獄警也當不成了。”
我敬了青蛙眼一杯酒，說打個架也不至於脫了警服換囚服啊——是不是還有戲？
青蛙眼酒量不行，幾杯酒下肚，臉色通紅潤亮，開始說車轱轆話，有戲，有戲。不過不是戲劇，是戲弄，戲弄呀。
青蛙眼已經一副不能再喝的樣子，我捅了捅李愛國。李愛國搭著青蛙眼的肩膀，“老弟，上上心，試試看，成不成再說。”
青蛙眼搖搖手，蔣鵬不想別人知道他爸的事，所以，沒用。
我說這樣，請張隊長明天給我們看看蔣鵬的判決書，我們深入了解了解，回頭再找他聊一次，實在不行就算了。
青蛙眼較勁似地點頭，說：“行行行，你們不信我沒關繫，我能配合的盡量配合。”
第二天下午，李愛國夾著幾頁A4紙來了演播廳。他把紙遞我，說：“上面都是一帶而過，你看看。”
我翻看紙頁，判決書上寫蔣鵬因使用虛假s份證件罪、過失致人死亡罪、脫逃罪，量刑建議為有期徒刑6至8年，鋻於其有重大立功表現，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我仔細地把判決書上蔣鵬的犯罪事由看了一遍，激動地看著李愛國。
“太有戲了，絕對創新。你在科室工作，能不能查到他當獄警時打犯人那事。”
李愛國說：“蔣鵬是2012年入職的，我在單位待了十三年了，上上下下，小年輕老干部誰不認識，唯獨對他毫無印像。我一早就去獄政科翻檔案，他總共沒實習幾天，就被解聘了。我找他當時監區的教導員問了，他打的犯人叫蘇小傑，你猜他是誰？”
我搖搖頭。
李愛國伸著脖子問我，1999年的“9?21”持槍搶劫案聽過沒。
我還是搖頭。
李愛國縮回脖子，“也是，你當年還小。那案子真是轟動全省，出事後，我家樓下的銀行，好多天沒人敢取錢。”
1999年9月21日到20旦，四個雲南文山人從雲南一路搶到江浙滬地區，專搶取完款剛出銀行的儲戶，每次隻開一槍，打頭，不留活口。四人人手一把54式手槍，一共作案11起，槍殺10人，重傷1人，涉案金額9萬70。
警方抓捕那天跟四人發生槍戰，當場擊斃了三個，有一個送去醫院後救活了——就是蘇小傑。
李愛國說，蘇小傑是四個案犯裡最小的，當年未滿十八周歲，沒喫槍子，判了無期。
我問他，蘇小傑在哪個監區服刑。
李愛國遲疑片刻，說也在二監區，那裡都是重刑犯。
下午兩點多，李愛國帶我去二監區找蘇小傑。犯人們都在操場上除冰，副教導員是個面善的小胖子，他把蘇小傑喊到我面前，自己和李愛國聊球賽去了。
蘇小傑高個，額頭短，眉毛粗，厚嘟嘟的嘴唇干裂了，翹著皮。他很健壯，穿著藍色囚襖，敞著胸襟，手上拿著一把鐵鍬。乍一看，有股邪勁。
我往後退了退，副教導員回過頭，指著他說道：“蘇小傑，把勞動工具放回原處，蹲下說話。”我找來兩個小木凳，遞給蘇小傑，問他今年多大。
他接過凳子，愣了一會兒，說：“過三十了。”
我問他：“記得蔣鵬吧，跟你打架的那個獄警。”
他擱下凳子坐下，使勁點點頭，說“當然記得，他那不是打架，是要弄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