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鼕天,我進了江浦監獄,一待就是兩年。
別誤會,我沒犯事,是去工作。或者說,是去實現夢想——我想成為一名作家。
有些朋友乍一聽不太相信,他們覺得監獄裡大概隻有兩種人——罪犯和獄警。其實,還有很多職工崗。比如我,崗位是新聞編輯。每個月,監獄文教樓的演播廳都會播一期半小時的視頻新聞,片子由我來審核剪輯。
我大學在魯迅美院讀油畫專業,原本要做畫家,臨畢業那年,讀了幾本犯罪小說,就魔怔了似的,自己也想動手寫。
畢業後,我無心畫畫,蹲家裡半年碼了三十萬字,編了個長江沙霸江湖的故事,簽給一個無良網文平臺,隻拿到六百塊稿費。後來,書名和署名也被平臺改了。
我創作衝動依然旺盛,整天悶在屋裡醞釀下一部作品。換在父母眼裡,我卻是徹底廢了,要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一天晚上,父親拍桌子發完火後,突然生出了一種情緒。他說,不指望你有大出息,但得有個穩定的工作。你去那兒干輕巧活兒,沒事想寫什麼還能寫什麼。
那兒,指的就是江浦監獄演播廳。
父親在監獄管理局有熟人。他看不下我整天在家閑逛,說二十五六不工作的男人都是“腌菜”。他寧願壞了一輩子的清廉,替我打聽了這份工作,也不希望自己兒子變成“無事佬”。
我一聽急了,這是送我蹲監啊。轉念一想,又立馬答應。不管父親是讓我收心,還是送我個鐵飯碗,這差事對我的寫作都是好事——能進“監獄”,必定能見識到“風雲”。
隻是未曾想到,我在演播廳無所事事了十幾個月,朝九晚五,兩點一線,犯人的監管區都沒機會進去過。
直到2014年秋天,我遇到二監區的一個重刑犯。
那天,警官學院入監做警示教育,專門找了些曾是公職人員的犯人演講。教改科來了一個科員跟拍,叫李愛國。他人細長精瘦,一身警服像掛在兩根筷子上,扛著索尼攝像機到處走。
李愛國到演播廳借板凳,我正閑著無聊,幫他接過機器擱桌上,跟他請教攝像技巧。一聊纔知道,我平時審播的獄內新聞,都是他采編的。我問他:“平時拍攝方便帶上我嗎?我幫你扛攝像機。”李愛國搖搖頭,左右手交叉,捏了捏自己的肩膀,“是駝了,這一大塊。”
我繞到他身後,驚呼道:“再不換人扛機器,以後出毛病了,工傷都算不上。我有一親戚,跟你一樣,脖頸後面拱出來一塊肉,後來壓迫神經,做手術花了好幾萬。”
他立刻笑著拿起攝像機塞到我懷裡,“警示教育馬上開始,你幫我扛一會兒,我教你一些厲害的拍攝技巧。”
我扛起攝像機,和他去了三樓會場。一百多平米的會場,坐滿了警校學員,我扛著攝像機站在過道中間。講臺長條桌中間坐著七八個領導,右側放了一根話筒架。一個駝背的中年囚犯站臺上,正對著話筒發言,講得聲淚俱下。聽他自述,曾是某縣級市的政法委書記。
中年囚犯正講著,有個青蛙眼獄警領著個犯人站到了我身後。我回頭看了一眼,那個犯人體型健壯,個子比我高點,一米七八的樣子,神似反町隆史。獄警遞他一張紙,說:“稿子你不願意寫,我幫你寫好了,給個面子,上去讀一下。”
那犯人拉著臉,很不情願的樣子,回道:“我喉嚨發炎,扁桃體還腫著,沒法發言。”
我聽著覺得奇怪,哪有犯人敢推諉獄警交辦的事。
獄警又勸他:“這是監獄領導交代的,看我們以前同事一場的分上,別給我添亂好不好?別覺得這事丟人,你讀一下,算你認罪悔罪態度不錯,後面給你申請加分,能多減幾天刑。”
這個犯人不說話了,舉著紙看了一會兒,然後點了點紙面,“就說這一件事。”
大約十分鐘後,臺上的中年犯人鞠躬退場,“反町隆史”上去了。我往後退了幾步,扛著機器保持正向姿勢,頭歪過去問青蛙眼獄警:“這犯人以前是警察?”獄警掃我一眼,“嗯”了一聲。我忍不住又問:“他犯了什麼事?”青蛙眼沒說話,專注看著臺上。
我趕緊回頭,把攝像機對準“反町隆史”。
“我叫蔣鵬,生於1990年,是警官學院2012屆的畢業生,在江浦監獄當過實習獄警,工作期間因與犯人約架被解聘。我奉勸各位在座的警校學子,不要跟我一樣魯莽衝動……”
後面就是一串反省的套話。他一口氣念完,臺下的警校生卻冒出一片噓聲,很多人交頭接耳。有男生小聲嘀咕:“明顯避重就輕,他弄死人的事不提,隻說打犯人的小事。”
兩個女生扭著臉反駁:“什麼叫弄死人那麼難聽,那是意外事件好不好?蔣鵬學長已經很慘了,你別再落井下石了。”
臺上的領導抓住話筒咳了幾聲,底下安靜了。校方領導想讓犯人再講一會兒,教改科科長看了看時間,回絕了。眾人散場,李愛國拿回攝像機,看了看我拍攝的視頻,說:“還挺不錯的,很有天賦啊。”
我問他:“那事答不答應?”李愛國擺著手走遠,說以後再聊。
沒過兩天,李愛國又來了。
監獄搞“創建”,領導點名批評獄內新聞沒新意,太形式化,創新任務交給了李愛國。我拉他坐下,聞見一陣虎皮膏藥味,故意拍拍他肩膀,說需要幫忙,盡管招呼。
李愛國扭了扭脖子,聳了聳肩,說走一步看一步,敷衍敷衍,能對付就對付。我見縫插針,問他還記得上回那個蔣鵬嗎,那個當過獄警的犯人——采訪他啊,現成的創新節目。
我提出這個建議,事先是打過主意的。上回在警示教育會場,蔣鵬一開口,我就預感到,我要的“風雲”來了。
李愛國想了一會兒,說不行,他那事兒敏感吧。我說咱這兒又不是電視臺,你想不想創新吧?李愛國說也是,教改科本來就有權采訪——他咧嘴一笑,看著我,“想不想學點更深入的拍攝技巧?”
12月底,李愛國領著我去了二監區。
當天氣溫很低,路面結冰,他穿著鼕裝警服,兩張黑色毛領緊緊包裹著細長的脖子。我扛著攝像機小心翼翼跟在後面,胸口掛一張教改科特批的采訪證。
二監區在監獄東面,一棟四層白樓,新建了院子,大門安裝了指紋門禁繫統。李愛國走到門口,掏出對講機呼道:“二監區值班民警,二監區值班民警,聽到請回答,聽到請回答。”幾秒鐘後,對講機回話,立刻有獄警打開了門禁。獄警不是別人,就是上次見過的青蛙眼。李愛國出示了采訪批準條,我們進了監區。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監管區域。
監區走廊很長,水磨石地面,青蛙眼走在前面引路。右手邊是監舍,二十幾間監舍裡擠滿了囚犯,人挨人站床邊。他們穿著藍色鼕裝囚襖,剃光頭。出工哨一響,囚犯挨個報數,排著隊走出監區。
到了監區大廳,青蛙眼指著西南角一個棕色木質警務臺,讓我們在那兒等著。出工隊伍排成長龍,囚犯們陸續從我眼前經過。他們大多數人縮著脖子,雙手插在衣袖裡,寬大的囚襖是七八十年代軍大衣樣式。蔣鵬排在隊列裡,等他走到大廳中間時,青蛙眼衝他喊道:
“115,出列。”
蔣鵬站姿筆直,雙手緊貼褲縫,大喊一聲“到”,朝我們走來。走到距青蛙眼一米開外的位置,他停下來,雙手扶膝,左腿後撤,蹲了下去,後背打得挺直,胸肌快要撐開棉襖,一看就是練過的。
按獄規,犯人與警官交談,必須蹲姿並保持一米距離。
青蛙眼清清喉嚨,故意放大聲調說道:“蔣鵬,教改科準備給你做個節目,配合好了,後面對你改造的方方面面都有好處。”
“報告干部,我拒絕采訪!”蔣鵬聲音渾厚,大廳連響兩次回音。
李愛國瞪著眼睛,臉色鐵青。青蛙眼朝我們走過來,面露難色,讓我們先回去,“我再給他做做思想工作,要是他確實不接受采訪,那也沒轍。”
回到演播廳,李愛國略顯沮喪。我問他,你剛纔看出貓膩沒?他聳聳肩,問什麼貓膩。
“那青蛙眼和蔣鵬演戲呢。”
他點點頭,又聳聳肩,說那也沒辦法,人家不肯配合,也沒法強求。我說不能就這樣算了,蔣鵬不讓采訪,咱們可以先采訪青蛙眼。
監獄食堂旁邊有個小飯館,晚餐時間,我定了一桌菜,點了幾瓶啤酒,李愛國去食堂門口堵青蛙眼。菜還沒上齊,李愛國拽著青蛙眼進了飯館,兩人互相恭維,李愛國喊青蛙眼“張隊長”,青蛙眼喊李愛國“李科長”。
我立刻迎上去,跟著恭維幾聲。等入了座,菜上齊,走了三四杯酒,客套話都說膩了,李愛國舉起酒杯說:“張隊長,這麼突然請你喫頓飯,還是那事,務必幫忙做做那個犯人的思想工作。”
青蛙眼給李愛國敬酒,兩人干了一杯,說:“李科長,蔣鵬性格很倔的。他不想做的事,軟硬都沒用。”
我問:“張隊長和蔣鵬原來是同事是吧?”
青蛙眼點點頭,“他原來是警校的優等生,搏擊冠軍。板上釘釘考x警,結果當了獄警。冠軍脾氣,把一個刺頭犯揍了,斷兩根肋骨,獄警也當不成了。”
我敬了青蛙眼一杯酒,說打個架也不至於脫了警服換囚服啊——是不是還有戲?
青蛙眼酒量不行,幾杯酒下肚,臉色通紅潤亮,開始說車轱轆話,有戲,有戲。不過不是戲劇,是戲弄,戲弄呀。
青蛙眼已經一副不能再喝的樣子,我捅了捅李愛國。李愛國搭著青蛙眼的肩膀,“老弟,上上心,試試看,成不成再說。”
青蛙眼搖搖手,蔣鵬不想別人知道他爸的事,所以,沒用。
我說這樣,請張隊長明天給我們看看蔣鵬的判決書,我們深入了解了解,回頭再找他聊一次,實在不行就算了。
青蛙眼較勁似地點頭,說:“行行行,你們不信我沒關繫,我能配合的盡量配合。”
第二天下午,李愛國夾著幾頁A4紙來了演播廳。他把紙遞我,說:“上面都是一帶而過,你看看。”
我翻看紙頁,判決書上寫蔣鵬因使用虛假s份證件罪、過失致人死亡罪、脫逃罪,量刑建議為有期徒刑6至8年,鋻於其有重大立功表現,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我仔細地把判決書上蔣鵬的犯罪事由看了一遍,激動地看著李愛國。
“太有戲了,絕對創新。你在科室工作,能不能查到他當獄警時打犯人那事。”
李愛國說:“蔣鵬是2012年入職的,我在單位待了十三年了,上上下下,小年輕老干部誰不認識,唯獨對他毫無印像。我一早就去獄政科翻檔案,他總共沒實習幾天,就被解聘了。我找他當時監區的教導員問了,他打的犯人叫蘇小傑,你猜他是誰?”
我搖搖頭。
李愛國伸著脖子問我,1999年的“9?21”持槍搶劫案聽過沒。
我還是搖頭。
李愛國縮回脖子,“也是,你當年還小。那案子真是轟動全省,出事後,我家樓下的銀行,好多天沒人敢取錢。”
1999年9月21日到20旦,四個雲南文山人從雲南一路搶到江浙滬地區,專搶取完款剛出銀行的儲戶,每次隻開一槍,打頭,不留活口。四人人手一把54式手槍,一共作案11起,槍殺10人,重傷1人,涉案金額9萬70。
警方抓捕那天跟四人發生槍戰,當場擊斃了三個,有一個送去醫院後救活了——就是蘇小傑。
李愛國說,蘇小傑是四個案犯裡最小的,當年未滿十八周歲,沒喫槍子,判了無期。
我問他,蘇小傑在哪個監區服刑。
李愛國遲疑片刻,說也在二監區,那裡都是重刑犯。
下午兩點多,李愛國帶我去二監區找蘇小傑。犯人們都在操場上除冰,副教導員是個面善的小胖子,他把蘇小傑喊到我面前,自己和李愛國聊球賽去了。
蘇小傑高個,額頭短,眉毛粗,厚嘟嘟的嘴唇干裂了,翹著皮。他很健壯,穿著藍色囚襖,敞著胸襟,手上拿著一把鐵鍬。乍一看,有股邪勁。
我往後退了退,副教導員回過頭,指著他說道:“蘇小傑,把勞動工具放回原處,蹲下說話。”我找來兩個小木凳,遞給蘇小傑,問他今年多大。
他接過凳子,愣了一會兒,說:“過三十了。”
我問他:“記得蔣鵬吧,跟你打架的那個獄警。”
他擱下凳子坐下,使勁點點頭,說“當然記得,他那不是打架,是要弄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