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薩默塞特·毛姆，英國現代著名小說家和劇作家，一八七四年一月生於巴黎英國大使館。他的父親勞伯特·奧蒙得．毛姆，當時在駐法英國大使館任法律事務官。毛姆生下時，他父親已有三個兒子，他是家庭中最小的成員。他八歲喪母，十歲喪父，因家中無人照顧，被送往坎特依叔父處居住。在他渡過英吉利海峽，第一次登上祖國的土地時，他簡直不會講什麼英語。
由於這個緣故，法語和法國文化一直影響著他。一八九七年，他因染上肺疾，被送往法國南方裡維埃拉療養，開始接觸法國文學，特別是莫泊桑的作品。一八九一年，他去德國海德堡住了九個月，在大學裡聽過古諾·費希爾講授叔本華的哲學和文學課；一八九二年，在倫敦聖托馬斯醫院學醫；學醫期間，曾赴倫敦蘭貝斯貧民窟當了三個星期的助產士；這段經歷使他動了寫作的念頭。一八九二年，他醫科畢業，同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蘭貝斯的莉莎》。
這部寫貧民窟女子莉莎悲劇性結局的小說受到批評界的重視，特別是文壇耆宿艾德蒙·戈斯的贊揚，使毛姆決心放棄行醫，從事文學創作。他聽了安德魯·郎格的錯誤勸告，為寫歷史小說而遊歷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這期間寫的小說和短篇很少成功。一九○三年回國後，他的劇本《正直的人》被戲劇學會搬上舞臺，但並未引起重視。
直到一九。七年，他的劇本《弗萊德理夫人》上演，首次獲得成功；一九○八年，他竟有四部劇本同時在倫敦西城的劇院上演；倫敦的滑稽雜志《笨氣》還為此登載了一幅漫畫，畫著莎士比亞看了牆上滿貼著毛姆劇本上演的海報，帶有恐懼的表情咬著拇指頭。人們很容易會設想，經過這次意外成功，毛姆當會像蕭伯納一樣以劇本寫作為終生事業，但是，不然，他並沒有放棄寫小說的企圖，而且在他的小說獲得成功並在經濟上使他得到生活保障之後，他於一九三三年反而放棄了劇本寫作；然而，他不但從不反對自己的小說和短篇小說搬上銀幕，而且還從中襄助。關於這一點，我們隻能試行作這樣的解釋：一部小說或電影的成功取決於廣大的瀆者或觀眾；評論家的毀譽可以起一點影響，但是，群眾仍舊是決定性的。一個劇本的成功常要看上演時的賣座率，特別是第一晚演出後的輿論反映，而倫敦西城那些劇院的“第一晚”觀眾，也就是倫敦上流社會的交際界人士，一個劇本的生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操在這類人的手裡。毛姆的後半生，特別是在裡維埃拉購買了一幢豪華住宅之後，雖則招待不少英國上層人士，甚至皇親國戚，但對歐洲的上流交際界人士卻有他的看法。他在《刀鋒》中介紹醉心於歐洲交際社會生活的美國人艾略特·談波登時，有這一段話：……以艾略特的機伶，決不會看不出那些應他邀請的人多隻是混他一頓喫喝，有些是沒腦子的，有些毫不足道。那些響亮的頭銜引得他眼花繚亂，看不見一點他們的缺點。
……這一切，歸根結底，實起於一種狂熱的浪漫思想；這使他在那些庸碌的小小法國公爵身上見到當年跟隨聖路易到聖地去的十字軍戰士，在裝腔作勢、獵獵狐狸的英國伯爵身上見到他們在金錦原侍奉亨利八世的祖先。
這一段話不妨說也代表了毛姆對這些上流社交人士的看法。他放棄戲劇的寫作等於是對這些上流交際界的蔑視。
一九一五年，毛姆的自傳性小說《人生的枷鎖》出版。一個在戰爭期間和他同住一臥室的達斯蒙德曾經親眼看見毛姆審閱這部小說的校樣；他把這部小說列為與班內特的《老婦故事》，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威爾斯的《吉普斯》同樣經得起時間淘汰的現實主義小說；這個評價，除掉《永別了，武器》在時代上稍晚，不應列入外，對《人生的枷鎖》是適當的，而且也為後來的許多評論家所承認。但是，後來競有人認為《人生的枷鎖》是毛姆唯一能在文學史上占一席地的小說，這就不對了。《人生的枷鎖》雖然是在一次大戰的第二年出版，但仍屬於英國愛德華時代文學；它的構思是在一次大戰前，但是，便在它問世的一九一五年，歐洲人對這次大戰的認識和後來的認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當時，英國人對戰爭的艱苦性大概認為與南非布爾戰爭差不多，不會動搖大英帝國的基礎；法國盡管在作戰開頭時失利，但畢竟頂住了，絕不會料到這次戰爭對歐洲文明產生那樣深遠的影響。《人生的枷鎖》是一部傑出小說，但不應視為毛姆的唯一代表作。毛姆應屬於兩次大戰期間的代表作家，雖則他和海明威所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有所不同。
毛姆一生最喜歡遊歷。從他接受安德魯·郎格的錯誤勸告開始，這個愛好一直持續到晚年，對他的寫作生涯產生了無法估計的影響。在二十年代，他曾經漫遊南海群島，並在塔希提島發現印像派畫家高更畫的窗板，回歐洲後便寫了以高更為主角的《月亮和六便士》。他繼續遊歷遠東、美國、歐洲、北非等地，寫的短篇小說、小說和遊記都廣受歡迎。二十年代末，他與結婚十年的妻子西裡·威爾康姆離婚。一九二八年，在法國裡維埃拉的法拉特角買下一幢曾屬於比利時國王的別墅，繼續寫作。《尋歡作樂》以托馬斯·哈代……希臘原文的《奧德修紀》所感到的興奮，但是，維特根斯坦卻是什麼文學作品都不讀，隻看偵探小說。但是，毛姆在《總結》中曾講過這樣的話：“喜歡聽故事和喜歡看跳舞和摹擬表演……同樣是人性的自然傾向從偵探小說的流行可以看出這種愛好至今不衰，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也看它們，當然並不當回事，可是的確看它們；為什麼？還不是因為他們唯一放在眼裡的那些心理的、教育的、精神分析的小說不能滿足他們的這種特殊需要嗎！”毛姆這段話裡面的“第一流知識分子”原文是themostintellectualpersons，所以不僅包括文學權威，也應包括其他學術權威在內。可以揣想，維特根斯坦喜歡看偵探小說，毛姆並不是不知道；而小說第五章作者從愛德娜．諾維馬裡的女秘書那裡為艾略特偷得請帖後，問女秘書她在化裝舞會上預備穿什麼服裝時，她的回答是，“我親愛的先生，我是個牧師的女兒，這種愚蠢的事，我留給上層階級去做。
當我看見《先驅報》和《郵報》的那些代表喫了一頓好消夜並且喝了一瓶我們的第二等最好的香檳酒之後，我的責任就結束了。我將回到我的臥室關起門來看一本偵探小說。”這一點描繪，我認為也是從維特根斯坦身上移植過來的。最後，還有維特根斯坦在戰後當的小學教師與修道院園丁工作，和拉裡回美國後預備當的卡車司機和開出租汽車同樣都是不求聞達的表現，毛姆隻是把他的藍本首尾倒置一下而已。
毛姆從不諱言他小說中的人物是從真實生活取材的，所以我的這點考證——如果並沒有被別人發現的話——並不足為奇；問題倒是為什麼毛姆挑中維特根斯坦這樣一個人作為他小說的主角。《刀鋒》出版於一九四四年，是他一九四○年來美國後的第一部小說。
人們可以想像得出在他流寓美國期間，盤算和估量——特別是從大西洋彼岸——他所經歷的兩次大戰之間這段時期，以他閱歷之深，接觸面之廣，而選擇了維特根斯坦，一定是經過反復考慮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出，拉裡這個人確是一次大戰的產物，而他反映的時代——兩次大戰之間的時代——則是歐洲中心主義的黃昏時代。
在這個時期，世界文化中心雖則仍在歐洲，而歐洲的文化中心，在毛姆看來，無疑在法國，但它已經不能給來此尋求人生真諦的人以滿意的回答了。拉裡在巴黎博覽群書，學會了幾種語言，但是，巴黎和法國隻成為他的中途島；他最後帶回去的，既不是恩夏姆神甫要把他當迷途羔羊圈回去的天主教，也不是他想從波蘭礦工考斯第口中探聽的神秘主義，而是印度的吠陀經哲學。小說中無一語涉及納粹的興起，但是，小說反映的歐洲的精神空虛，已足夠說明為什麼納粹主義能夠乘虛而入了。
小說不是歷史，不需要反映一個時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別是其中的人物，必須給人以真實感，不能隻是影子。有時候，由於文學修養差，欣賞不了作家所創造的人物，這情形是有的。
我當學生時，對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形像就不能欣賞，後來讀了A．C．布雷德利的《莎士比亞悲劇》纔發現自己的文學修養不足。但是，有些名家筆下的人物，如最近我讀到的狄更斯的《小杜麗》，就隻能說是概念的產物了。毛姆的《刀鋒》之所以可貴，就在於為我們提供了兩次大戰之間那個時期的一個人物畫廊。
周煦良一九八○年十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