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普眼中的世界：
1942年，蓋普的母親珍妮·菲爾茲因為在電影院弄傷一名男子被捕。當時正值日本轟炸珍珠港不久，人們對軍人十分大度，因為忽然一下子人人皆兵，但珍妮·菲爾茲依然對男性的容忍度有限，對士兵尤其不能忍。她在電影院裡已經換了三次座位，但每一次那個兵都跟著換到離她更近的位置，迫使她坐到了長了霉斑的牆角，銀幕上播放的新聞片幾乎被愚蠢的柱子遮擋住，她決心這回再也不換座位了。誰知那個兵又換了一次座位，挨著她坐了下來。
珍妮那年22歲。一上大學就退了學，但她以優異的成績念完了衛校，心滿意足地當了護士。她年輕健美，雙頰總是紅撲撲的，她有一頭光滑的深色頭發，她母親說她走起路來有種男子氣（她走路會甩手臂），她的臀部平坦又結實，從背後看像個年輕男孩兒。珍妮覺得自己的胸部太大了，這張揚的胸部讓她顯得“容易上手”。
但她纔不是那種女孩兒。實際上她之所以會退學，就是因為懷疑父母送她來衛斯理女子學院念書，是為了讓她有機會和出身好的男人約會，*終嫁個好人家。這主意是她哥哥們出的，他們向父母保證沒人會覺得衛斯理的女孩兒放縱，那裡的學生婚姻成功率高。珍妮感到自己接受教育隻是在拖時間，好像她其實隻是一頭奶牛，等著被人人工授精。
她說要念英國文學，但當她發現同班同學隻在乎怎樣巧妙又優雅地俘獲男人，就義無反顧地轉去學了護理。她覺得醫療護理知識馬上能派上用場，看不出念護理專業還能有什麼別的動機（後來珍妮在她著名的自傳裡寫道，在醫生面前搔首弄姿的護士多了去了，但那時她的護士生涯已經結束）。
她喜歡簡單不繁瑣的護士服，護士連衣裙的上衣讓她的胸部看上去平了一些。護士鞋走路舒服，和她快捷的步伐十分般配。她值夜班時還可以看書。她並不懷念年輕的男大學生們，要是不聽他們的，他們就不樂意不滿意；要是太遷就他們，他們又會搭架子擺出清高的嘴臉。在醫院裡她見到的多是軍人和打工仔，沒什麼大學生，相比之下他們更實誠，沒有自命不凡的期望。如果肯喫一點兒虧，他們起碼很感激再見到你。那時忽然人人都是士兵，個個像大學生那樣自視甚高。於是珍妮·菲爾茲不想再和男人有任何瓜葛。
“我母親，”蓋普寫過，“是一匹孤狼。”
菲爾茲家族靠鞋子發家，盡管菲爾茲夫人娘家是波士頓的威克斯家族，她嫁過來的時候帶來了一部分名下財產。不過，菲爾茲家族經營有方，多年前就從鞋廠搬出來了。他們住在新罕布夏海岸犬首海灣的一棟木瓦大宅子裡，珍妮無論早晚隻要放假就會回家，主要是為了讓母親高興，她想向這位貴婦證明，雖然她如母親所說“去貧民窟裡當了護士”，卻並沒有因此沾染肮髒的講話習氣，道德也沒有因此敗壞。
珍妮常常在火車北站和哥哥們踫頭，再一起乘火車回家。所有菲爾茲家的人，都被交代要在波士頓開往緬因的火車上靠右坐，在從緬因到波士頓的回程火車上靠左坐。這是順了菲爾茲老爺的意思，雖然他也承認這一側風景*糟糕，不過他認為，所有菲爾茲的子孫，都必須看一看這髒亂的地方，正是在這裡發家，他們纔有了如今優渥的生活。坐在離開波士頓的火車右側和回程火車的左側，會路過菲爾茲鞋業的黑弗裡爾工廠區，還會路過巨型的廣告牌，一隻巨大的工鞋正穩步踩向人們。廣告牌高聳在鐵路上方，在鞋廠窗戶上投下無數個倒影。在這隻氣勢驚人踏步向前的鞋下面，是一行廣告語：
在廠裡，在田裡。
菲爾茲造福你的腳！
菲爾茲鞋業出過一個護士鞋繫列。每次珍妮回家，菲爾茲老爺就送給她一雙。珍妮一準兒囤了一打。菲爾茲夫人堅持認為，珍妮從衛斯理退學等於自毀前途，所以她每次都會在女兒回家時準備禮物。菲爾茲夫人給過女兒一隻熱水瓶，起碼她是這麼告訴珍妮的，不過珍妮從沒拆開過包裝。她母親問：“親愛的，我給你的那隻熱水瓶還在嗎？”珍妮想了一分鐘，估計落在火車上了，要不就是扔了。她就說：“我可能弄丟了，媽媽，不過真的不要再給我了。”然後菲爾茲夫人把藏起來的一包禮物拿到女兒面前，還包著藥房包裝紙。菲爾茲夫人說：“求求你，珍妮，小心點兒。真的用起來，求求你。”
作為一名護士，珍妮一點兒也看不出有什麼必要用熱水瓶，她覺得熱水瓶不過是過時的感人的怪物件兒，頂多給人心理安慰。不過，她還是把母親給的一些禮物包裹帶回了她在波士頓仁慈醫院附近的小房間裡，然後收進壁櫥裡。那裡堆滿了沒拆封的護士鞋。
她感到跟家人疏遠，而且奇怪的是，明明小時候他們視她為掌上明珠，可到了某個時候，他們似乎就停止了對她的寵愛，開始轉而對她提出期待。就好像在一個短暫時期內，孩子應該吸收愛吸收個夠，而在之後更漫長更嚴峻的人生階段，就應該還債了。但珍妮破壞了這個鏈條，離開衛斯理轉而追求護理這麼平常的職業，就等於拋下了家人。而他們好像沒別的法子似的，似乎隻能拋下她。比如說，在菲爾茲一家的觀念裡，珍妮如果當醫生就得體多了，或者如果她繼續念大學然後嫁人也不錯。每次她見到哥哥和父母的時候，大家在彼此面前都很不自在。他們正處在那種越來越不理解對方的尷尬階段。
所謂家庭一定就是這樣的，珍妮·菲爾茲想。她覺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無論他們二十歲還是兩歲，她都會一樣愛他們，或許他們二十歲的時候反而更需要家人呢，珍妮想。兩歲的時候，哪裡需要什麼呢？在醫院裡，嬰兒都是*容易接待的病人。越是年長，需要的就越多，得到的愛卻反而更少了。
珍妮覺得，自己好像在一艘大船上長大，卻沒見過機艙，更別提了解了。她喜歡醫院把所有事都簡化成病人喫什麼、喫了對病情有沒有幫助、藥和食物放在了哪裡。小時候她從沒見過髒碗碟，有用人來清理飯桌，她一直以為，他們把碗碟都扔了（那時大人連廚房都不許她去）。很久以來，珍妮一直以為是送奶車每天清晨給他們送來當日的碗碟。牛奶瓶哐啷踫撞的聲音，很像用人們在大門緊閉的廚房裡刷洗碗碟的聲音。
珍妮·菲爾茲直到五歲，纔第1次看到父親的浴室。有一天早上她聞著父親的古龍香水摸去了那裡。她發現那裡有蒸汽淋浴套間，在1925年算時髦的，還有一隻私人馬桶座以及一排瓶瓶罐罐，和她母親用的那些不同。珍妮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個家裡秘密藏了很多年的神秘男子的巢穴。事實也的確如此。
在醫院裡，珍妮知道每樣東西該放在哪裡，也在學習絕大多數東西是從哪裡來的，這沒有任何神奇之處。而在犬首灣，珍妮還小的時候，家裡人就都有自己的浴室、自己的房間，自己的房門後面掛著自己的鏡子。醫院裡，隱私少，沒秘密。如果想要一面鏡子，得問護士要。
珍妮小的時候，被準許獨自探究的*神秘的東西，就是地窖，還有每逢周一就裝滿了蛤蜊的大陶罐。珍妮的母親，晚上在蛤蜊上撒上玉米粉，地窖裡有一根從海裡接來的長水管，她每天早晨用新鮮海水衝洗它們。到周末的時候，這些蛤蜊就給養肥了，沙子也吐干淨了，它們的肉肥大得溢出了殼，在鹽水裡耷拉著猥瑣的大脖子。星期五珍妮幫廚子篩選蛤蜊：踫它們的脖子，死了的不會縮進殼兒裡。
珍妮要來一本講蛤蜊的書。她讀了關於蛤蜊的方方面面：它們如何進食，如何繁衍，如何生長。蛤蜊是她完全了解的第1種生物，她了解蛤蜊的生命、性和死亡。在犬首灣，人類不那麼容易親近。而在醫院裡，珍妮·菲爾茲感覺自己得到了彌補，她發現跟蛤蜊比，人類並沒有更神秘，也沒有更迷人。
“我母親，”蓋普寫道，“不是那種擅長精細區分事物的人。”
她可能注意到，蛤蜊和人類之間的一個驚人區別在於：大部分人多少有點兒幽默感，但珍妮不是喜歡幽默的人。當時波士頓的護士中流傳著一個笑話，但珍妮·菲爾茲覺得一點兒也不好笑。笑話牽涉到波士頓的另外兩家醫院。珍妮所在的是波士頓仁慈醫院，簡稱為波士頓仁慈；有一家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簡稱為馬總；還有一家醫院是彼得·班·百翰，被稱為彼得·班。
笑話是這麼說的：
有一天，一個波士頓出租車司機被一名男子攔住了，這人瘸著腿走下馬路牙子朝車走過來，膝蓋幾乎要跌在馬路上了。男子的臉疼得發紫，不是脖子被勒住了就是在憋著氣，因此他說話困難。於是司機為他開門扶他上車，男子臉朝下在後座趴著，膝蓋蜷在胸前。
“醫院！醫院！”他叫道。
“彼得·班咯？”司機問。那家*近。
“比彎了還慘，”男子呻吟道，“我想莫利把它咬下來了。”
珍妮·菲爾茲很少覺得笑話好笑，這個尤其不好笑，珍妮不喜歡關於“彼得”的笑話，總是和這類事撇清。她見識過“彼得”惹的麻煩，孩子還不是*差的後果。她當然見過不想要孩子的人，她們聽到自己懷了孕總是很難過，她們不該被逼著要個孩子，珍妮想，盡管她主要是為她們生下的孩子難過。她也見過想要孩子的人，因為她們，珍妮也想生一個。珍妮想，有一天她會想要一個孩子，一個就好。不過麻煩的是她幾乎不想踫“彼得”，更不想和男人有任何接觸。
珍妮所見過的大部分“彼得”療法，都用在士兵身上。美軍在1943年之前，都還沒能受益於青霉素的發現，很多軍人直到1945年纔用上青霉素。1942年初，波士頓仁慈醫院通常用磺胺和砷來治療“彼得”。用磺胺噻唑來治淋病，建議大量用水。在青霉素出現之前，他們用新胂凡納明來治療梅毒。珍妮·菲爾茲認為這像征了性會帶來的後果：給人體中的化學反應注入砷，來清洗人們化學反應的惡果。
另一種“彼得”療法，隻有當地的醫院纔有，同樣需要大量使用流質。珍妮經常協助這種消毒法，因為患者在這種時候需要特別照料，實際上有時他們需要有人托著自己的生殖器。消毒過程很簡單，注射一百毫升的液體進生殖器，在尿道裡循環一圈，不過每個經歷過這種療法的人都覺得有點兒疼。發明這個消毒法的人叫華倫泰，消毒器因此被稱為華倫泰衝洗器。在華倫泰醫生的衝洗器被改良之後很久，或早已被另一種衝洗器取代，波士頓仁慈醫院的護士們仍舊稱這種治療手法為華倫泰療法，珍妮·菲爾茲認為這是對情人的合適懲罰。
“我母親她，”蓋普寫道，“不是生性浪漫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