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女人50年的友誼和戰爭
那不勒斯四部曲NO.3
全球暢銷近千萬冊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
“我希望她在場，這是我寫作的目的。”
《我的天纔女友》《新名字的故事》後續，
意大利神秘的作家費蘭特（ElenaFerrante）
探索中年的虛無、困惑、野心和近乎殘暴的愛

《離開的，留下的》是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萊娜）和莉拉躁動、緊密相依的中年。
“我”在未婚夫彼得羅一家人的幫助下，出版了首本小說，享受著成功的喜悅，而留在那不勒斯的莉拉卻身陷貧困而卑賤的工廠生活。“我”像個騎士一樣，再度介入莉拉的生活，並動用丈夫一家人的關繫，讓莉拉和恩佐的生活有了轉機——他們成了那不勒斯地區*早學習、掌握計算機技術的人，他們頑強、堅韌的學習能力讓他們開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
我和莉拉之間再次勝負難辨。婚後的“我”開始面臨自己的創作危機，而平靜的、中產階級式的婚姻也令“我”疲憊不堪。對社會變革頗為冷淡的彼得羅希望“我”放棄作家的身份，而“我”在扮演“母親”、“妻子”這些角色時，總是避免不了內心的分裂、緊張。
莉拉對“我”的新作品的指責更是讓我產生徹底的自我懷疑：我接受的教育和擁有的知識是否隻是讓我的作品徒有其表，沒有真正的思想，也永遠無法擁有莉拉近乎粗野的表達中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相。直到有一天，“我”丈夫突然將尼諾帶回了家……

埃萊娜·費蘭特，目前意大利受歡迎也神秘的作家。埃萊娜·費蘭特是一個筆名，其真實身份至今是謎。
埃萊娜·費蘭特1992年發表第1部長篇小說《討厭的愛》，很快引起關注，1995年就被意大利導演馬裡奧·馬爾托內拍攝為同名影片；此後她相繼出版小說《被拋棄的日子》(2002)、《迷失的女兒》（2006）、《夜晚的沙灘》（2007）和散文、訪談集《不確定的碎片》（2003）。
2011年至2014年，埃萊娜·費蘭特以每年一本的頻率出版《我的天纔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和《失蹤的孩子》這四部情節相關的小說，被稱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們以史詩般的體例，描述了兩個在那不勒斯窮困社區出生的女孩持續半個世紀的友誼。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費蘭特熱”，千萬讀者為書中對女性友誼極度真實、尖銳、毫不粉飾的描述所打動。雖然作者從未公開其性別，但媒體和評論家從其“自傳性”色彩強烈的寫作中判斷其為女性。2015年，埃萊娜·費蘭特被《金融時報》評為“年度女性”。2016年，《時代》周刊將埃萊娜·費蘭特選入“*具影響力的100位藝術家”。

陳英，意大利語言學博士，現任四川外國語大學副教授，譯有《憤怒的城堡》《一個人消失在世上》《迫害》《拳頭》《威尼斯是一條魚》等。

對界限的意識對所有的女性來說都是重壓。我們在別人設定的界限裡生活，當我們不尊重這些界限時，我們也無法喜歡自己。男性突破界限不會自動產生消極的後果，反而會是一種好奇心或者勇氣的標志。但女性突破界限——尤其是在沒有男性引導或監督的前提下，會令人無所適從——會是一種女性魅力的喪失，是逾矩、墮落和疾病。
———埃萊娜·費蘭特答《金融時報》采訪（2015）

你讀到的任何關於埃萊娜·費蘭特的文字都無法讓你預料她作品中的狂暴力量。每當她的充滿啟示的那不勒斯繫列新推出一本，她都會再一次地令你猝不及防。
——《紐約時報》

費蘭特清晰有力地刻畫了——在一個男權和教會統治的社會裡，出生勞工階層的莉拉和埃萊娜在面臨她們的成長和缺乏選擇的生活時經歷的憤怒和挫折。
——《每日電訊報》

“那不勒斯四部曲”精彩而又持久地探索了嫉妒——這種致命的情感，因它有時候會將自己偽裝成愛。
——《紐約書評》

費蘭特的寫作沒有任何邊界，她會將任何一個念頭推至極端的結論，同時又能回到其根本的起源。
——《紐約客》

人物表（含第1本書的故事介紹）
1 青年

接下來的那幾天裡，莉拉表現得非常活躍積極，簡直可以稱得上狂熱。她開始在新開的肉食店裡忙碌，就好像那是世界上重要的事情。她早上起得很早，比斯特凡諾還要早。她一邊嘔吐，一邊準備咖啡，弄好了又接著吐。他變得非常體貼，想開車把她送到店裡，但莉拉會拒絕，她說她想走走，趁著天氣還沒有熱起來，呼吸早上的新鮮空氣。她走在空蕩蕩的街道上，那些剛剛修建好的房子中間，一直走到正在裝修的店鋪。她打開金屬簾門，把地板上的油漆擦干淨，等著工人和供貨商過來，送來稱、切片機以及其他設備，她讓人把那些東西放在該放的地方，還自己親手移動那些設備，使布局更加合理。那些看起來很兇惡的粗壯男人，還有很難支使的男孩子，在她跟前都表現得服服帖帖的。因為她還沒說完一個指示，就已經親手做起了那些辛苦的工作，那些人都會很不安地對她大聲說：卡拉奇太太！我來！他們都會手忙腳亂地過來幫她。
盡管天氣炎熱，莉拉沒什麼精神，但她不僅忙於打理新肉食店，有時候會陪著她小姑子去市中心，在馬爾蒂裡廣場上正在裝修的店鋪裡查看，那裡的事務都是米凱萊一直在管著，裡諾經常也會去看看，他覺得理直氣壯，因為一方面他是“賽魯羅”鞋子的生產者，另一方面他是斯特凡諾的大舅子，而斯特凡諾是索拉拉的股東。在鞋店裡，莉拉也是一刻不閑。她視察那裡的進展，她登上泥瓦匠的梯子，從高處審視整個店鋪的格局，然後下來移動店裡的擺設。開始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很快就任憑她折騰了。米凱萊是有敵意、愛熱嘲冷諷的，他也很快就發現莉拉的建議是對的。
“太太。”他還是用那種話中帶刺的語氣說，“你來幫我把酒吧也收拾一下吧，我會付錢給你的。”
插手索拉拉酒吧的事情，這是她想都沒有想過的，但當她在馬爾蒂裡廣場上的店鋪裡面折騰夠了，她開始涉足卡拉奇家的老地盤，也就是早的那家肉食店，她開始經常去那裡。她堅決要求斯特凡諾讓阿方索待在家裡，因為他要學習，開學要參加補考，她促使皮諾奇婭和她母親一起，經常去馬爾蒂裡廣場的店鋪，插手那裡的事情。今天做一點，明天做一點，她把老店鋪的裡裡外外都重新布置了一下，搞得有聲有色，空間利用得非常充分。沒多久，瑪麗亞和皮諾奇婭在店裡的位置就被架空了，艾達變得非常重要，她讓斯特凡諾給艾達加工資。
快到黃昏的時候，我從海濱花園回來，我把幾個小姑娘交給文具店老板娘。每次經過莉拉的肉食店，我都會去看看她怎麼樣，看看她的肚子是不是大起來了。她非常焦慮，臉色不是很好。我問起關於懷孕的事情，要麼她不怎麼回答，或者她把我拉到店鋪外面，會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比如說：“我不想談論這個問題，這是一種疾病，我身體裡很空，很沉重。”然後她就會開始說新肉食店和舊肉食店鋪的事，還有馬爾蒂裡廣場上的店鋪，還是那種非常蠱惑人心的方式。她想讓我相信這些地方非常神奇，會發生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我那麼可憐，比不上她。
但我已經知道她的伎倆了，我聽她說，但我不相信她說的話，即使如此，我還是被她既當伙計又當主人的勁頭給迷惑了。莉拉在和我說話的同時，還能和顧客還有艾達說話，她的手一刻不停——打開包裝袋，切割，稱重，然後收錢，找錢。她完全投入到交談和動作裡面，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好像真的忙於一場激烈的、不分領域的鬥爭，就是為了忘記那個負擔，那個她非常不協調地稱之為“內部的空洞”的負擔。
讓我感覺到震撼的是她對待金錢的瀟灑態度。她走到收銀臺，想拿多少錢就拿多少。金錢對她來說就是那個抽屜，是她童年時期幻想過的保險箱，她可以打開，對別人慷慨解囊。假如收銀臺裡的錢不夠（這種情況很少），那她隻消看斯特凡諾一眼，他就會像是回到了戀愛時期的慷慨，他會把白大褂拉起來，從褲子口袋裡拿出一個鼓鼓囊囊的錢包，問：“你要多少？”莉拉用手指給他示意，丈夫會伸出右胳膊，把錢遞給她，她會伸出她修長的手接住。
艾達在櫃臺後面看莉拉的目光，就像看雜志上的影視明星。我想，在那段時間，安東尼奧的妹妹肯定覺得自己好像身處童話之中，每當莉拉拉開抽屜給她錢時，她的眼睛會冒出火花。她丈夫一轉身，她就非常自在地把錢給別人。她給艾達錢，因為安東尼奧要去參軍，她給帕斯卡萊錢，是因為他要去撥掉三顆牙，而且非常急迫。在九月開始的時候，她還把我拉到了一邊，問我要不要買書的錢。
“什麼書？”
“學校裡的教科書，當然課外書也一樣。”
我告訴她奧利維耶羅老師還沒有從醫院裡回來，我不知道她還能不能像往常一樣給我搞來學校的課本。她聽到這話以後，就往我口袋裡面塞錢。我掙脫了，拒絕了她的錢，我不想像一個窮親戚那樣，向她要錢。
我對她說要等學校開學。而且，文具店的老板娘延長了我的雇傭期，一直要到九月中旬，我可以帶幾個姑娘去海濱花園，這樣我賺的錢就能比預期的多一點，我自己就能買書。她覺得很遺憾，堅持說如果老師沒有辦法搞到課本，我可以找她。
不僅僅是我，我們這幫朋友，面對她的那種慷慨大方，都有些不適應。比如說帕斯卡萊，他不想接受看牙醫的錢，覺得自己受到了辱沒，但他還是拿了那些錢，因為他的臉都變形了，一隻眼睛也已經紅了，冰敷一點兒用也沒有。安東尼奧要接受艾達在工資之外的錢，也覺得很不自在，他不得不說服自己，認為那是對艾達的補償，因為之前斯特凡諾給艾達的工資實在太低了。我們都沒怎麼見過錢，對於十裡拉也非常看重，即使是在路上撿到一枚硬幣，我們都會欣喜萬分。因此莉拉那麼大手大腳地把錢給出去，就好像那些根本不是錢，而是一些毫無價值的廢銅爛鐵，或者廢紙，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她在做這些的時候一聲不吭，根本不容推辭，就好像小時候她組織大家一起玩遊戲，給每個人分配角色的時候一樣。她給完錢，很快就會轉變話題，好像什麼事兒也沒有發生。有一天晚上，帕斯卡萊又用那種隱晦的語氣對我說：香腸可以賣，鞋子也可以賣，莉娜依然是我們的朋友，還是站在我們這一邊，是我們的同盟，我們的同伴，她現在很有錢，但那是她應該得的。是的，那是她應該得的，那些錢不是因為她是卡拉奇太太、是肉食商人孩子未來的母親纔得的，而是因為她設計了“賽魯羅”鞋子，雖然現在大家好像都想不起來了，但是我們作為她的朋友，都會記得這一點。他說的都是真的。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圍繞著莉拉發生了多少事情。盡管我們那時候纔十七歲，但時間圍繞著我們，好像是點心房裡機器中的黃色奶油，好像變得非常黏稠。莉拉心裡始終帶著怨恨，她自己也證實了這一點。在一個星期天，大約下午三點的時候，天氣很晴朗，大海很平靜，她出現在海濱花園，這實在令人感到意外。她一個人坐地鐵，換了幾次公車纔到那裡，她穿著遊泳衣出現在我面前，臉色有些泛青，額頭上長了很多痘痘。“狗屎一樣的十七年！”她用方言說，但她看起來卻很愉快，眼睛裡充滿了自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