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刀山做自己
鄧鴻樹[ 臺東大學英美繫助理教授。]
《刀鋒》出版於一九四四年，是毛姆晚期知名的小說。他自一九一五年發表成名作《人性的枷鎖》，當時已活躍於英美文壇三十餘年，以許多具有異國風采的短篇故事與膾炙人口的劇作聞名於英語世界。
毛姆寫《刀鋒》時年近七十歲，算功成名就，可依照自己的意思盡情創作。小說初稿完成後，他於信中寫道：“寫這本書帶給我極大的樂趣。我纔不管其他人覺得這本書是好是壞。我終於可以一吐為快，對我而言，這纔是重要的。”
作家寫得盡興，讀者反應也超乎預期地熱烈。《刀鋒》描寫“英國人眼中的美國人”，美國讀者特別捧場，出版首月在美國就狂銷五十萬冊，令毛姆很有成就感。他在信中對姪女說：“這把年紀還能寫出一部如此成功的小說，我感到十分滿足。”福斯公司很快就以高價買下電影版權，兩年後推出改編電影，入圍“奧斯卡佳影片”等多項提名，並勇奪“佳女配角獎”，更加打響原著小說的知名度。
“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人生究竟有沒有意義，還是隻能可悲地任憑命運擺布？”主角拉裡在未婚妻面前說出內心的疑惑。這位青年為何忽然解除婚約，放下一切，到海外過著不務正業的放逐生活？這就是《刀鋒》的故事。
本書具備毛姆作品素：強烈的自傳性、劇中劇的多重敘事手法、遊走的地理背景、露骨的情欲、禁忌的題材，以及對社會邊緣人的紀實描寫等，文筆淺顯，展現典型的毛姆風格。
與毛姆其他作品相較，《刀鋒》的地位尤其特殊，因為，這是他一本以自己真名作為敘事者的小說，說故事的作家就叫“毛姆”：“本書集結了我對一位男性友人的回憶。”書中人物雖都“另取其名”，情節為避免枯燥有所增添，可是，內容卻“毫無虛構”，都是源自毛姆與友人的親身經歷。本書既像傳記，也像回憶錄，情節更如小說般精彩。因此，毛姆開宗明義指出：“我之所以稱其為小說，純粹因不曉得還能怎麼歸類。”
生命的大哉問
本書題詞揭示，“刀鋒”一詞出自印度教聖典《迦托·奧義書》：悟道之途艱辛困難，如同跨越鋒利的剃刀。若救贖之路必經刀山，找到答案的代價為何？這就是故事主角拉裡心中的疑惑。若真有人在刀山上找到答案，那該如何看待山下的俗世呢？這就是毛姆撰寫本書的因由。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拉裡服役於空軍，有次出任務遭遇空戰，軍中要好的同袍犧牲生命救他，改變了他的人生觀。他的未婚妻是芝加哥豪門千金，對婚姻與事業早有安排。無奈，拉裡退伍後，完全變了一個人，不上大學，不結婚，也不願就業，執意獨自到巴黎遊覽。
拉裡出身卑微，雙親早逝，從小被一位醫生收養，得以躋身上流社會。不過，他不願追求崇尚名利的美國夢，戰時經驗讓他省思生命的意義：“我想確定究竟有沒有上帝，想弄清楚為什麼有邪惡存在，也想知道我的靈魂是不是不死。”
此大哉問與他的飛行經驗有關：他在浩瀚無垠中高飛，想要“遠遠世俗的權力和榮譽”。可是，戰友之死讓他驚覺生命之無奈與不可：“上帝為什麼要創造邪惡呢？”他於是拋下親友，到歐洲遊歷，一路自我充實，後卻對西方宗教哲理感到徹底失望。後來，他遠赴印度，在一位像神大師的靜修院受到啟發，頓悟了生命的真義。
亂世的眾生相
毛姆並未寫出一本說教氣息濃厚的傳道書，而是秉持小說家的敏銳觀點，冷眼旁觀生命的沉重，並以遊記的輕松口吻與言情小說的情節，層層包覆令人不勝唏噓的人生真貌，這是《刀鋒》成功的地方。
故事主軸建立在拉裡與未婚妻伊莎貝爾的觀念衝突之上。伊莎貝爾認為追求知識“聽起來不太實用”，投入職場纔是男人應盡的責任。她對滯留巴黎的拉裡說：“你是美國人，並不屬於這裡……歐洲玩完了，我們是全世界偉大、強大的民族。”拉裡為“解答明知解決不了的問題”，拒絕成家立業，實在不成體統——“男人就該工作，這纔是人生的目的，也纔是造福社會的方法。”
若伊莎貝爾代表實用主義，她家財萬貫的舅舅艾略特則像征著物質主義。這位美國大亨常年在歐洲揮霍，捐錢助人隻為掩飾對生命的無知；在歐洲置產過著浮華生活，也僅為麻痺對死亡的恐懼。毛姆眼中的歐洲，充斥著許多沉淪與腐化的人物，故事的後，在法國蔚藍海岸發生的那場駭人命案，更加深化了美麗世界的丑陋。
《刀鋒》背景設於一九一九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是現代史動蕩的年代。書中所刻畫的眾生相，顯然都是亂世的產物。這段歷史期間，歐洲許多國家都有戰事發生，斯大林、希特勒等強權崛起，大英帝國衰退，西方社會問題嚴重。書中人物遊走於巴黎、倫敦與其他歐洲大城，雖不見戰火餘燼，實已悄然卷入另一撥歷史巨變。
相較於歐洲不安的局勢，兩次大戰期間，美國逐漸壯大，成為繁榮國家。不過，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市崩盤，造成長達十年的經濟大蕭條，引發嚴重的政經與社會問題。當歐洲動亂之際，追求功利的美國夢也逐漸顯露丑惡的一面。一九四九年阿瑟·米勒發表《推銷員之死》，推銷員的長子堅持做自己、不做美國夢，實與同時期的《刀鋒》有異曲同工之妙。
沉默的結局
現實生活裡，毛姆與拉裡一樣，心底都有沉重的秘密。毛姆雖結婚生子，卻多年隱藏同性戀的身份。同性戀在當時的英國是可受公訴的罪刑。一八九五年，毛姆二十一歲時，劇作家王爾德因同性戀受審，遭受極大屈辱。此事對毛姆有深遠影響，日後他善於處理不倫、丑聞、肉欲等違背道德的禁忌題材，其創作動機應出自內心深層的吶喊。
毛姆為逃避英國社會與文化的壓抑，長年旅居國外，甚至定居於法國蔚藍海岸的小鎮。他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可能是因為東方對身體與欲望的看法，有別於講求原罪的西方。
一九三八年，毛姆為親身了解印度教的內涵，特地遠赴印度搜集資料，並前往金奈附近一處靜修院，拜見聖哲拉馬納·馬哈希。等待期間，毛姆突感身體不適，當場昏倒。馬哈希得知這個消息，前去探望，不發一語與毛姆對望半小時。聖哲後說：“沉默也是一種對話。”毛姆深獲啟發。
拉裡“漫長的旅程，起始於對邪惡的叩問”。他在亂世中尋求生命的意義，在遙遠的東方接受靜思的洗禮：“像神大師常說沉默也是種對話。”他懵懂求知期間，經歷男女荒唐事；悟道後，計劃返回美國，“回去過活”，可是，竟“從此無消無息”。拉裡是否與作家一樣，內心深處都有掙脫不了的束縛、俗世眼中不可告人的“邪惡”？
有些疑問“可能原本就沒有答案”，這應是毛姆後無法論斷拉裡功過的緣故：“拉裡的故事到此為止，固然不盡完美，我也莫可奈何。”對讀者而言，也是如此。《刀鋒》結局沉默的餘音中，人性的枷鎖再現，無從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