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閱讀背景
莫礪鋒講宋詩課
宋詩風貌鳥瞰
自從產生宋詩以後，唐詩和宋詩便成為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個典範。宋以後的詩歌雖然還在繼續發展，但再也沒能超出唐宋詩的風格、明、清的詩壇上有時宗唐，有時宗宋。或同時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個人的詩集中，也有時學唐體、時效宋調的現像。那麼，唐、宋詩的主要差異是什麼呢？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又何在呢？清人蔣士銓的《辯詩》對此作了簡明中肯的回答：
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變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格調苟沿襲，焉用雷同詞？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
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欣賞宋詩，先對有關的情況作一些說明。
一宋詩的時代和社會背景
北宋的建立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重新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宋王朝鋻於中唐以來藩鎮強盛、尾大不掉的歷史教訓，在立國之初就定下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由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的文臣成為宋代官僚階層的主要成分，即使是主兵的樞密使等職也多由文人擔任。這些措施一方面加強了君權，另一方面也使士大夫的主體意識和參政熱情空前高漲。他們以國家的棟梁自居，意氣風發地參預國事，議論政治。“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歐陽修《鎮陽讀書》），這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風貌。
宋代的理學往往被今人看成是封建統治者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實除了南宋的最後半個世紀以外，理學在宋代並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認。理學思想實為士大夫階層主體意識的理論表現，不但程頤、朱熹等理學家自矜掌握了古聖相傳的安身立命之道，而且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楊萬裡等文士也熱衷於講道論學。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大多懷有自覺的衛道意識，並且積極地著書立說以弘揚己說。在北宋後期，即有王安石與司馬光等人的新學、舊學之爭，又有舊學內部以蘇軾為首的蜀學與以二程為首的洛學之爭。到了南宋，有朱熹與二陸之爭，又有朱熹與葉適、陳亮之爭。翻開宋人的文集，幾乎總能找到論學的文章，有時這種議論甚至旁溢到詩歌中去。
由於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又由於宋代的詩人主要由士大夫組成，所以宋代詩人比前代詩人更加重視詩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他們在整體上對“文以載道”的觀點表示認同，他們普遍關注國家和社會，反映社會、干預政治始終是宋詩最重要的主題。當然，上述情形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宋詩的說教意味和頭巾氣比較濃厚，這對宋詩的審美價值有所損害。
宋王朝十分重視文治教化，印刷業和教育事業的成績遠邁前朝。公私刻書業的興盛使書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閣和州縣學校藏書豐富，就是私人的藏書也動輒上萬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以私人藏書為對像的目錄學專書到宋代纔首次出現，就是一個標志。與此同時，學校的種類和數量也大量增加。除了從國子監到縣學的各級官辦學校之外，民間的私立書院也日益興盛。如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等四大書院，其規模和學術水準都堪與官學媲美。這樣，宋代詩人的總體學術水平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唐代杜甫自稱“讀書破萬卷”（《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時不無自矜之意，因為那在唐朝是較罕見的現像。然而到了宋代，讀破萬卷已是司空見慣之事。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人都堪稱學者型的詩人。學術修養的提高無疑會使詩人更善於思考社會和人生，也更善於細密周詳地進行議論和運用典故。當然，詩人的學者化傾向對宋詩也有不利影響，書卷氣的增濃往往與生活氣息的變淡相伴隨，當嚴羽指責宋人“以纔學為詩”時，他無疑已認識到這種影響的嚴重性。
對宋詩影響最大的時代特征無疑是宋王朝始終面臨嚴重邊患的局勢。“積貧積弱”的評價並不完全符合宋代的歷史真相，但宋代的國勢不如漢、唐那麼強盛則是不爭的事實。北宋開國之初，北方被石晉割讓出去的燕雲十六州仍然歸遼人統治，而南方曾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州一帶已屬於越李朝的版圖。到了南宋，更是偏安於淮河、秦嶺以南的半壁江山。宋王朝為了防範叛亂而采取的限制軍人政策極大地削弱了宋軍的戰鬥力，以至於和外族作戰總是敗多勝少。從北宋開國到南宋滅亡，宋王朝始終處於強敵的威脅之下。宋帝國內部雖然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叛亂，經濟也相當發達，但由於對內的冗官冗費和對外的巨額歲幣，農民負擔沉重，朝廷的財政也常常捉襟見肘。所以宋代面臨著沉重的內憂外患，有識之士對這種形勢憂心忡忡。
深沉的憂患意識使宋代詩人很少用詩歌來歌頌國家的富強和朝廷的盛德，也使他們在表達個人抱負時比較拘謹、收斂。像李白高唱“國容何赫然”（《古風五十九首》其四十六）的頌揚國勢，杜甫自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豪情壯志，在宋詩中是找不到的。王安石是宋代政治自信心最強的詩人，他自述其志也隻是說“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憶昨詩示諸外弟》），口氣遠不如李、杜之狂傲。後人讀宋詩時，很容易感受到嚴謹、平實、細密、深沉等特征，卻難以發現唐詩的那種天馬行空、氣衝鬥牛的昂揚氣概。或者可以說宋詩的現實意義很強，但缺乏唐詩的瀟灑浪漫氣息。這都與宋人心頭沉重的憂患意識不無關繫。
上述情形對宋詩最有積極意義的影響是愛國主題的高揚。在很早就建立了統一政權的中國，愛國主題是源遠流長的詩歌傳統。由於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時代人民對愛國主題的呼喚更加迫切，所以此類主題每逢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便會放射異彩，從屈原到杜甫的文學史實已經昭示了這種規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間外患不斷。漢、唐都亡於國內的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而北宋和南宋卻亡於外族入侵。這樣，宋代的詩人就勢必對愛國主題給予格外的重視，他們以慷慨激昂的戰歌和沉郁悲涼的傾訴使宋詩的愛國主題大放異彩。宋代愛國詩歌的意義不止於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心聲，更在於它以文學的形式維護了民族的自信和尊嚴。“集中十九從軍樂”（梁啟超《讀陸放翁集》）的陸遊詩和文天祥大義凜然的《正氣歌》，為宋詩贏得了永遠的光榮，這實在是得益於宋代烽火連綿的時代背景的玉成。
二宋詩的思想文化背景
儒、道、釋三派是中國傳統思想最主要的組成部分，雖說早在唐代就已有了“三教論衡”的現像，但它們真正在思想層面上融為一體卻是宋代纔實現的。北宋建立以後，一反前代北周的滅佛政策，對佛教采取了保護、鼓勵的措施。在晚唐、五代受到打擊的各種佛教宗派重又興盛起來，其中最為流行的則首推禪宗。雖說禪宗的某些思維模式已被宋代的儒學——理學所吸收，從而不再具有理論優勢，但禪宗本身也采取了更加主動地吸收儒、道兩家思想並力求適應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的態勢，從而使士大夫在接受禪學時的心理障礙消除殆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習禪、信禪成了隨處可見之事，即使是口頭上仍然排佛甚力的理學家其實也頗傾心於禪宗，更不用說與禪師交往密切的蘇軾、黃庭堅等人了。
上述思想背景對宋詩有多方面的影響，比如以《滄浪詩話》為代表的以禪喻詩的流行便是一個顯例。然而最深遠的影響則是通過創作主體的中介而發生的，那就是它引起了宋代詩人的人生觀和審美情趣的轉變。禪宗原是充分中國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開創的南宗禪，經過南嶽、青原一二傳以後，越發將禪的意味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隨緣任運的人生哲學。宋代的禪宗進一步從注重外部事功轉向注重內心修養，它以內心的頓悟和超越為宗旨，輕視甚至否定行善、誦經等外部功德。與此同時，儒學思想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宋代理學家雖然並不否定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外部事功，但他們最注重的卻是誠意正心之學，所以對四書的重視竟凌駕於五經之上，而對日常人倫中的“孔顏樂處”的追求便成為人生的最高境界。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詩人的文化性格迥異於前代文人。他們對傳統的處世方式進行了整合，使承擔社會責任與追求個性自由不再成為互相排斥的兩極。宋代詩人大多走了經科舉考試而入仕的人生道路，入仕以後也多能勤於政務，勇於言事。然而他們在積極參政的同時仍能保持比較寧靜的心態，他們把自我人格修養的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標，他們善於向內心去尋求個體生命的意義。宋人有很強的傳統觀念和集體意識，道統和文統的觀念深入人心，結盟結黨的做法為大家所接受。宋人認為個人的努力和貢獻是整個傳統或整個階層中的一部分，而且都應受到理性和道德的節制。於是，宋人的個體意識不像唐人那樣張揚、發舒；宋人的人生態度傾向於理智、平和、穩健和淡泊。宋人在事業順利時並不“仰天大笑出門去”（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在命運坎坷時也很少“食荠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孟郊《贈別崔純亮》）。王安石拜相之日即惦念著“霜筠雪竹鐘山寺”（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相業正隆時又追憶“江湖秋夢櫓聲中”（《壬子偶題》）。蘇軾暮年貶往荒遠的海南，卻並不戚戚於個人憂患，食芋飲水，吟詩作文，實現了平生創作的最後一個高潮。與唐人相比，宋代詩人的生命範式具有冷靜的、理性的、腳踏實地的特征，呈現為一種超越了青春躁動階段的成熟狀態。與唐詩相比，宋詩的情感強度稍嫌不足，但思理的深刻則獨臻高境。宋詩不追求高華絢麗，而以平淡美為藝術極境，這些特征都植根於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
與此同時，宋人的審美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認為審美活動中雅俗之辨的關鍵在於審美主體是否具有高潔的品質和情趣，而不在於審美客體是高雅還是凡俗之物。蘇軾說：“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超然臺記》）黃庭堅說：“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題意可詩後》）這兩位宋詩的代表作者的話，正是宋代審美情趣的體現。
在古代，詩一向被認作最高雅的藝術殿堂，凡俗的題材和語言在詩中是沒有立足之地的。即使在詩國疆域極為廣闊的唐代，除了杜甫、韓愈等少數詩人外，詩壇對平凡、瑣屑的題材是不甚注意的，也不允許俗字俚語進入詩歌。然而到了宋代，詩壇風氣發生了變化。首先是俗字俚語不再受到詩人的排斥，蘇軾認為：“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熔化耳。”（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在蘇、黃等人的詩中，俗字俚語大量入詩，到了南宋楊萬裡更是滿紙俗語。其次是平凡瑣屑的題材開始受到詩人的青睞。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詩人們把審美的目光投向生活的每個角落。雖然梅堯臣的嘗試有時不很成功，例如他寫“有鴉啄蛆”之詩便缺乏美感，但繼之而起的蘇、黃等人則最大程度地使平凡瑣屑的日常生活內容升華進入詩的境界，從而為詩國開拓了更廣闊的題材領域。
應該注意的是，宋詩的上述轉變並不是由雅趨俗，而是“以俗為雅”。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都曾提出“以俗為雅”的命題，所謂“以俗為雅”就是以更為廣闊的審美視野和更為敏銳的審美趣味去審視世界，從而實現由俗向雅的升華，或者以雅對俗的超越。在古代詩人的心目中，庸俗的趣味是詩歌的大忌。然而宋以前的詩人主要是通過回避俗來達到雅，那事實上是一種作繭自縛的消極態度，因為那樣勢必把許多平凡的題材和語言排除在詩歌之外，從而限制了詩歌的表現範圍。南朝的詩幾乎成為高門貴族的專利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到了宋代，詩人們采取“以俗為雅”的態度從事創作，這不但擴大了詩歌的題材範圍，增強了詩歌的表現手段，同時也使詩歌更加貼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從而真正使詩歌走向民間。隻要把蘇、黃的送別贈答詩與李、杜的同類作品相對照，或者把範成大、楊萬裡寫農村生活的詩與王、孟的田園詩相對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詩對於唐詩的新變，而實現這種新變的關鍵正是宋人“以俗為雅”的審美觀念。
三宋詩對唐詩的繼承和革新
自從宋詩以迥異於唐詩的面貌出現於中國詩史之後，人們便把批評的焦點集中在宋詩與唐詩的關繫之上。由於唐詩是詩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由唐詩所奠定的美學風範已經成為歷代讀者的心理定勢，當人們以唐詩為參照坐標來衡量宋詩時，便不免貶多於褒了。兩宋以降，對宋詩的一切批評責難幾乎都是在這種前提下產生的。所以要想真正領略宋詩的滋味並實事求是地判斷其價值，就必須弄清宋詩與唐詩的各種關繫。
唐、宋詩產生於不同的時代，它們賴以生存的文學史背景是迥然不同的。當唐代詩人登上詩壇時，他們面臨的形勢是詩歌已經經歷了長期的積累而尚未達到高峰，詩歌發展的內在邏輯正呼喚著詩歌高潮的出現。從建安時代開始，詩人們對五七言詩的形式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這種探索主要是沿著駢偶麗辭與聲律諧和兩個方面進行的，從曹植、陸機到瀋約、謝朓，詩人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暗中摸索，篳路藍縷。等到南朝後期及隋代，五七言詩距離格律化隻有一步之遙了。同時，詩人們在題材內容方面也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開拓。建安詩人用力描摹社會畫面，正始作者著意刻畫內心律動，這兩種取向基本涵蓋了詩歌所能表現的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這兩大領域。如依具體題材而分，則樂府詩、詠懷詩、詠史詩、遊仙詩、田園詩、山水詩、詠物詩、擬古詩乃至玄言詩、宮體詩都已出現，五七言詩的題材種類已經大致齊備。然而由於種種局限，先唐的詩歌尚未達到最高境界，先唐詩人積累的豐富藝術經驗尚有待於總結、提高。唐代詩人正是在這種局勢下開創一代新風的，唐詩正是在八代詩的堅實基礎上建造起來的一座大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