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的書事

《吳宓書信集》2011年11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編者繫吳宓之女吳學昭，信件的收集、整理、注釋和翻譯也均由其獨立完成。我一向關注吳宓，但尚有概念化之傾向，這與之前讀過魯迅、溫源寧以及時下多人談論吳宓的文章有關。而待讀完這冊書信集後，對於吳宓頗增許多豐富之印像。關於吳宓，都知道他是20世紀中國的一位傑出的人文學者，曾與陳寅恪、湯用肜作為“哈佛三傑”而被人稱道，受教於人文主義學術大師白璧德，回國後曾在清華創辦國學院，並在南京主持學術刊物《學衡》，但因其文化學術理念與盛行的新文化不合，而備遭嘲諷、批判，甚至終遭悲劇之結局。論纔學，吳宓堪稱傑出；論品德，吳宓更堪當範本；而就是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學人，卻遭遇時人和後來的諸多嬉笑與丑化，以至於提及吳宓，談論的不是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的貢獻以及他的遭遇，而更多的是他的零碎八卦與趣聞，甚至有把對其品性的真誠與老實，以及對於學術文化的執拗與熱誠誇張為笑料的荒謬。

將吳宓稱為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是妄論。在《吳宓書信集》中，多有吳宓談及理想之處，其抱負與心願皆屬高格。1923年7月6日，吳宓在給其師白璧德的一封信中，談及他對當時中國面臨的危機的認識，其中充滿了憂患與不安：“自從我回國後兩年，中國的形勢每況愈下。國家正面臨一場極為嚴峻的政治危機，內外交困，對此我無能為力，隻是想到國人已經如此墮落了，由歷史和傳統美德賦予我們的民族品性，在今天的國人身上已經蕩然無存，我隻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國民眾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過奇跡或巨大努力），否則未來之中國無論在政治上抑或是經濟上都無望重獲新生。我們必須為創造一個更好的中國而努力，如不成功，那麼自189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將以其民族衰敗的教訓，在世界歷史上留下最富啟示和耐人尋味的篇章。”此時的吳宓，除了在大學裡擔任教職以外，便是積極聯絡更多的同道，創辦了被稱為與《新青年》抗衡的《學衡》雜志，反對新文化運動，並試圖通過努力，“抵制和補救該運動的影響”。

遺憾的是，吳宓的主張和號召在當時自然是少人響應，《學衡》也常常陷入困境。在1924年7月4日寫給恩師白璧德的信中，吳宓談及了自己主持雜志的狀況：“我在很少合作和幫助的情況下，努力維持《學衡》（每月出版）；工作非常辛苦，而成績差強人意。為了《學衡》和其他工作，我犧牲了休息、愛好以及在中國為鞏固其地位所必需的各種社交。”1925年8月2日在給白璧德的信中，他又談到了主持《學衡》雜志的困境：“我感覺自己很像女傭Esther Waters（請原諒這一粗陋的比喻），為了哺育和拉扯大她的愛子，四處奔波幫廚。當然我無權稱《學衡》為我自己的孩子；我的意思是我在被迫離開南京到奉天的情況下，我勉力維持《學衡》的出版，遭遇了更多的困難和不便。”吳宓在信中談及的“困難和不便”，主要有“老朋友和同事四處星散”“稿件匱乏”“生計問題”以及出版者中華書局的終止出版，但最終在吳宓承諾對雜志進行經濟補償之後，又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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