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與常識

社會學之思與人們常說的“常識”有某種特別的關繫。社會學由於其研究主題的緣故，與常識相互纏繞，給社會學的立場和實踐都帶來了一些後果。也正是這樣的關繫，導致社會學切中時勢，富於洞見，有時還聚訟不已。說到底，自然科學似乎就不會操心如何去闡明自身與常識之間的關繫。自然科學的研究實踐無疑也有其社會要素，從科學家可能對現像做出推論而非觀察的那些方式，到哪些科學會得到資助，科學的發現又是如何影響著我們怎樣看待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然而，人們往往會明確分離知識內容的直接效應與產生它們的那些社會背景。因此，與一套豐富多彩但往往缺乏組織、不成體繫、有時難以明晰表達的知識之間，即與我們所稱的常識之間，存在著邊界。

對於物理學家或化學家關注的那些東西，常識似乎無從置喙。他們所處理的主題仿佛並不屬於人們的日常經驗。那些不具備知識與技能的人通常不會認為自己有能力就諸如此類的話題形成看法，除非得到聚焦於自己研究內容專屬領域的科學家的協助。說到底，自然科學所探究的對像似乎隻是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纔能顯現，比如通過大型粒子加速器或高倍顯微鏡的透鏡觀察到的效應。科學家觀察或推論現像，用它們來做特定條件下的實驗，然後在有確定邊界的研究者共同體中證明自己的發現。他們占有著相關經驗，始終控制著處理、分析和解釋。結果必須經受在專業領域中接受訓練的其他科學家的評審。他們由此產生的知識不用與常識相競爭，原因很簡單，對於他們的研究主題，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常識性的觀點。

對於這種分離的特征概括能像上述說法那麼簡單麼？科學知識的生產包含著社會因素，引導著、塑造著科學的實踐，而科學發現也有著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連帶意涵，在任何民主社會，都足夠科學家們手忙腳亂去一一決定了。科學知識與背景知識或本地知識彼此互動：比如說，長久以來，人們不斷積累知識，維持人居環境，以利於人類相對於動植物的生存，或是擴大醫療信息在整體人口中的可利用性，以質疑醫生的專業技能。換言之，我們沒法輕易區分科學研究的手段與其可能用於的目的，區分科學的實踐知識或地方性知識與科學知識本身。研究的資助方式，資金來源，或許都會影響研究的結果，這些利益都有可能扭曲結果。公眾關注我們喫的食品的質量，我們個人使用互聯網的數據存儲，我們所依賴並居處其中的環境的保護，基因工程的角色，遺傳信息的專利化，隻是單憑科學無法決定的諸多問題中的寥寥數例。這些關注並不隻是某個專家群體中對於科學知識的有限證明，而是其他形式的證明，也涉及科學知識的應用，以及它對於我們的生活和未來所產生的後果。說到底，我們在談論的是我們對於自己生活的控制，是我們的社會正在趨向何方。

這些話題為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與他人的共處之中，都會彼此發生互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展現出數量驚人的默含知識（tacit knowledge），這些知識使我們有能力應對日常生活中的事務。我們每個人都是富於技能的行動者。不過，我們能得到什麼，我們是什麼，還要看其他人。畢竟，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有過和伴侶、朋友或陌生人之間溝通失敗的痛苦經歷。我們都體驗過不同程度的社會失位、驅逐、共在與歸屬。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根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要是這一事實不存在，我們就沒有能力在與他人的共處中過日子。不過，盡管我們深陷於各自的例行活動，也通曉針對我們進行互動時所處的社會場景的實踐知識，但一般不會繫統地思考，我們完成的這些事情有什麼意義，或是它為何會發生，也不會拿自己的私人體驗與他人的命運相比較；或許有一個例外，就是觀看對於在電視和社交媒體上炫示消費的那些公共議題的私人回應。無論如何，在這裡，社會議題的私人化往往得到了鞏固，從而使我們減輕了壓力，可以在被視為個人回應而不是更一般性的文化表述的內容中，理解社會關繫的動態機制及其後果。

社會學之思把我們帶入一種關繫性的理解。它看的是個體，但將其定位在某種社會環境之中。作為一種探究模式，它會問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個人生平是怎樣與我們和其他人共享的歷史相互交織的？”或者，“我們的文化如何塑造我們之所見所為？”社會學家本身也屬於這種經驗的組成部分，因此，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地與其研究的對像保持距離，即把生活經驗/生命體驗（life experiences）看作是“在那兒”的客體對像，也無法與其致力把握的知識徹底撇清關繫。話說回來，他們采用各種研究方法，從各社會內部和諸社會之間進行整體比較的外延式方法，到深入社會群體理解其動態機制的內涵式體驗，力求由此把握經驗/體驗，同時擁有內在的和外在的觀察，就此而言，倒也可能是一種優勢。這樣就產生了有關人的境況的一大批充滿洞見的豐碩研究成果，基於實踐理性的框架來看，其產生理解的基礎有的相互鄰近，有的相距遙遠。

說到對人的境況的研究，社會學需要理解人的行動、人造制品以及環境被賦予的意義，然後纔能通過調查問卷、訪談、視覺材料或觀察來展開他們的考察。家庭、組織、親屬網絡、鄰裡住區、城市與村莊、民族和教會，以及其他種種由常規的人類互動維繫一體的群體組合方式，都已經被相關行動者賦予了內在意義和外在意涵。其結果，社會學研究的現像已經承載了意義，因此深陷於塑造實踐理性的現實當中。這些知識形式之間的邊界流變不居，它們各自的界限也隨之變移。就像遺傳科學家成果的應用，以及對於社會生活造成的連帶後果，社會學相對於社會知識而言的自主性也會接受思考、得到鞏固甚至陷入爭訟。這並非社會學所獨有，對於整體上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也都有針對性，但我們仍然能以如下方式來考慮社會學與常識之間的關聯。

首先，社會學要依據其證明模式，遵從負責任的溝通的規則，即一些被廣泛接受的制度化方式，構成基於證據的理解與說明。這是處在一個共有的研究者共同體當中的科學的一項屬性，使一門學科有別於其他知識形式和證明方式。人們期待社會學家非常注意區分哪些是得到可以利用的證據證明的陳述，哪些是隻能屬於未經檢驗的臨時觀念的命題。負責任的言談的規則要求，必須開放導向最終洞見的整套程序以供審察。負責任的言談還應當參考有關其話題的其他研究，以據說能增進其理解的方式結合其他研究。通過這種方式，就會大大增進信度和適用性。事實上，科學的合法性乃是基於我們的信念，堅信科學從業者會遵守負責任的言談的規則，而那些科學家本身又能夠依據生產過程的嚴格性，宣稱他們生產出的知識具備效度和信度。

其次，社會學之思可以提取材料的領域是有一定規模的。對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我們的領域僅限於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說，限於我們所做的事情，所遇見的人，所追求的事情，以及我們如常展開互動所處的時間和場所。我們還發現自己經由互聯網、電視、報紙、書籍和社交媒體之類中介，面對他人的經歷與觀點。就此而言，我們經歷的視域獲得了拓展。不過，這可能是選擇性的，有賴於特定的觀點，它們無非是既有生活世界的進一步放大，其間的差異會轉化為懷疑和責罵的對像，而不是理解的對像。因此，縱然這世上的境況和經驗是如此豐富多姿，它們都隻是某種特定的視角，可能有失全面，甚或充滿偏見。隻有當我們把從形形色色的生活世界中得來的經驗合在一起加以比較，纔能考察這些議題。隻有到那時，纔會揭示出個體經驗的隻是有限的現實，纔會揭示出這些個體所卷入的相互依賴、相互關聯的復雜網絡，這種網絡遠遠超出了單個人生平的視角可能觸及的領域。有鋻於此，社會學家對於這種更為廣泛的視角的探求大有差異，不僅大大增加了知識的數量，而且大大改善了知識的質量，改進了知識的用途。社會學知識能夠提供某些重要的東西，是常識本身所無法提供的，無論這種常識有多麼豐富，多麼深刻。

這些知識形式還有第三種方式的差異：就其對於各種事件和情勢的理解與說明而言，每種知識形式領會人類現實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我們基於自己的經驗得知，我們是自身行動的“作者”；我們知道，我們之所為乃是出自我們的意圖或感情，哪怕其結局或許出乎意外。我們的作為通常是為了實現某種事態，無論是為了擁有某個客體對像，為了得到贊揚，還是為了避免我們不喜歡的什麼東西，或是為了幫助朋友。我們仿效考慮自身行動的方式，去領會其他人的行動，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有鋻於此，我們唯一能夠領會周遭屬人世界的方式，就是僅僅從各自的生活世界中提取我們的說明工具。我們往往會將整個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看作是某人有意圖的行動的某種結局。我們尋找一些人來為已經發生的事情負責，一旦找到這些人，就相信我們的探究大功告成。我們假定，在我們樂觀其成的那些事件背後，必然蘊涵著善心；而在我們不願見到的那些事件背後，則肯定掩藏著惡意。大體說來，人們覺得很難接受說有這麼一種情境，並非某個可以認定的人的有意圖行動的效果。

那些在公共領域中宣稱談論的是現實的人，從政客、記者到市場研究者、商業推銷員，就符合上述傾向，談論什麼“國家需要”或“經濟需求”。說得好像會根據具有特定需要或需求的個體的標準來建設國家、打造經濟。與此類似，我們每天讀到和聽到的那些有關民族、國家、經濟體繫的復雜問題，都被說成是一批經過選擇的個體的所思所為而產生的效應，這些個體不僅有名有姓，更可以刻畫形貌、進行訪談。同樣，政府及其發言人也常常把矛頭指向那些自己無法控制的事情，或是借助焦點小組和民意投票，大談什麼“公共要求”，以此豁免自己的責任。

社會學與這些觀點各自帶有的特殊性存在張力，有時甚至截然相對，仿佛能夠輕易轉譯成一種信念，相信自己表述著某種一般事態。社會學並不想當然地接受某些理解方式，仿佛它們構成了某種自然而然的說明事件的方式，能夠與歷史變遷徑直分離，或者與這些表述所源自的社會位置明確區分。由於社會學的調查乃是基於型構（依賴網絡），而不是個體行動者或個別的行動，也就證明，如果將各自孤立、受動機促動的個體這一尋常比喻作為關鍵，來理解人類世界，包括我們自己全然屬於個體性、私人性的所思所為，並不是一種理解我們自身和他人的合適方式。所謂社會學之思，就是通過分析人類互賴的多重網絡，來領會人的境況。為了說明我們的動機，以及這些動機被促動後所產生的效應，我們就需要訴諸這種多重網絡，它就是最現實的一類現實（toughest of realities）。

我們還應當指出，常識的力量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使我們能夠尋路覓向，通行世界，故而有賴於不言自明的性質，也就是說，不會質疑其蘊涵的規定，在實踐中具有自我確認的性質。因此，它會很容易訴諸日常生活的那種習慣成自然的例行性質，這種性質既引導了我們的常識，也受著常識的引導。我們需要這種性質，以順利應對我們的生活。隻要重復得足夠多，事情就往往會令人倍感熟悉，而熟悉的東西就會變得自帶說明。它使我們能夠尋路覓向，通行世界，不會顯現出任何問題，所以也不會激起多少好奇。如果人們滿足於“一切正常”（things are as they are），就不會提出問題。至於為何說“一切正常”，是無須省察的。就算受到質疑，也很容易緊跟著對於這類干擾的抗拒。宿命論在這裡也可能發揮了作用，因為人們堅信，對於我們行事所處的狀況，人力基本不能有所改變，這就使我們免除了變化所帶來的負擔。

就此而言，熟視無睹與刨根問底之間或許存在張力。令人熟視無睹的世界有力量確認既有的信念，而使得社會學被看作是個刺兒頭，其信度就此遭到質疑。通過省察被視為想當然的東西，檢視生活世界賴以構成並維持的基礎，它有潛力擾亂令人舒適的確定性，無論是將世界視為自身考察的一項論題，還是把世界看作賴以得出洞見的一種資源。隨著生活的日常方式及其發生時所處的社會狀況受到省察，它們就成了應對我們生活、組織彼此關繫的諸多已實現方式之一，但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話說回來，例行常規以及我們構成彼此之間理解的那些方式，在這裡自有其位置。說到底，它們使我們做事情時不必持續反思我們的行動，後者很容易導致不確定性。這裡我們不妨想想吉卜林筆下的蜈蚣。蜈蚣行走時雖然百足齊動，也是輕松自如，直到一個溜須拍馬的廷臣開始奉承她記憶力精細如發。靠著這種記憶力，她從來不會先邁第八十五隻腳再邁第三十七隻腳，或是先邁第五十二隻腳再邁第十九隻腳。可憐的蜈蚣自從有了這種自覺意識，就再也不會走路了。但同樣可以說，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也自有其好處。它為度過生活開啟了此前不曾預料的新的可能，並且具備了更多的知識，或許也帶來更多的自由和控制，從而產生了更多的自我覺知，更能理解他人，也更能把握我們周遭的環境。

有些人力求理解所處環境，理解環境對於我們自身及我們的行動的影響，理解我們如何共同居處、如何組織自身，通過這些方面的理解，以更加自覺的方式度過生活，對他們來說，社會學之思就是一種值得歡迎的導引。社會學討論、啟迪或挑戰我們的共享知識，刺激我們、鼓勵我們去重新評估我們的經驗，發現新的可能，最終變得更加開放，不那麼容易順從於認為，無論是對於我們自身的了解，還是彼此的了解，都有某個終點可言，而不是一種令人興奮的動態過程，其目的就在於更好地理解我們所居處的環境中人的境況。與我們特定的經驗所在的領域保持一定距離，並不有損於社會學洞見的意義，要想證明後者的正當性，並不能隻是基於實踐理性的領域。

社會學之思就是一場挑戰，其過程能使我們對於差更加敏感、更加寬容。它能使我們感覺銳利，眼光靈活，看到超出我們直接經驗的相關視域，以便我們能夠做出探索與說明。一旦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們的生活中那些看似自然而然、不可避免、難以變易、持恆存在的方面，其實是如何通過人力和資源的運作而形成的，社會學之思就成了一種自在的力量，開啟了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它拓展了我們不同程度擁有的自由的範圍，增進了它的實踐效力，從而有可能使我們不那麼受制於操縱，甚至會在面臨壓迫和控制時更具彈性。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它能使我們成為更具效力的社會行動者，看清性格、行動與背景之間的關聯，洞悉那些憑借其固定性而宣稱難以變易的東西是如何可以接受轉化的。

還有些東西是超出作為個體的我們的，要求我們後退一步，進入分析的層面。我們的研究盡管定位於社會關繫網絡中，但可以將我們帶入一個寬廣的考察領域，通過生成並運用不同形式的資料，探討作為整體的社會中的諸般運動與變遷。這一點很重要，但並不是說就應當讓關注的話題消散在不帶情感的無所偏倚之中。社會學倡揚的是個體，但不是個體主義。所謂社會學之思，就意味著更充分地理解人們的價值、希望、欲求、憂慮與關切。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識別並尊重不同的文化，以及人們如何依照特定的價值觀來踐行其生活。因此，社會學之思也有潛力增進我們彼此之間的團結，這種團結的基礎就在於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患難與共，同仇敵愾。回到我們剛纔說的那一點，即看似難以變易的東西也具有流變的特性。社會學能夠深刻洞察與我們自身生命形式不同的其他生命形式的內在邏輯和意義，從而大大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自身與他人之間已被勾勒出來的邊界。我們彼此之間的共同之處，或許多過與力圖分離我們的那些力量之間的契合。歸根結底，如果實現了這一點，自由的事業就會被提升為共同的事業，從而得到大大的推進。

分析並表述社會學的發現，能提請人關注到，個體自由與集體自由在何等程度上受到促動，也受到約束。這會使既存的權力關繫或所謂“社會秩序”趨向不穩定。企業、政府及通行社會秩序的權力持有者往往指控社會學“政治上離心離德”，或是質疑其作為一門學科的地位。有些人企圖如其名目地看待現實，或是宣稱既存事態在某種角度上屬於自然如此，他們當中就能非常明顯地看出上述這點。當我們見證了這樣一類反應，被揭示的東西往往會成為爭議主題，而社會學就是將其帶入公共領域的手段。正是在這裡，可以辯論社會學的含意，可以確定社會學的行動；但這也可以揭示，在多大程度上，隻能聽到某些聲音。

社會學可以成為組織手上一種強大有力的工具，而其觀念也可以被用來加強控制，而不是促進自由。沒有任何學科能夠防止這種狀況發生，但社會學可以提請人們關注這種狀況的存在及其效應。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確保說，社會學之思能夠緩解生活的“嚴酷現實”，使它不再那麼強大，因為這等於要讓社會學的實踐過度延伸，進入大大超出其預期範圍的思考與行動領域。原因很簡單，理解的力量或許完全無法對抗種種強制的力量，或是通過歸咎於特定人口群體這一修辭來動員民眾的力量，這樣的修辭給出了看似容易的解決辦法，以消除通行政治經濟狀況所引發的疏離感。話說回來，如果沒有這樣的理解，集體經營共享生活狀況的機會就會更加渺茫。往往隻有那些不能想當然接受這種思維方式的人，纔會珍視它的價值。至於那些可以想當然接受這種思維方式的人，它的價值就很容易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