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女工手冊

42路—皮德蒙特路。開往傑克·倫敦廣場的慢車。女僕和老太太們。我坐在一位瞎眼老太太旁邊。她正在讀盲文，手指滑過書頁，緩慢而無聲地，一行接一行。越過她肩頭看她讀書，讓人心生安慰。老太太在第二十九街下車。那裡有塊牌子，“盲人國貨”，除“盲”字外，其他字均已脫落。

第二十九街也是我下車的站點，但我還得一路走到市中心，去兌現傑賽爾太太的支票。她要是再用支票付工錢，我就不干了。再說了，她從來都不給我坐車的零錢。上周我自己花了二十五美分大老遠趕到銀行，可她竟然忘了在支票上簽名。她什麼都忘，連自己生的病都記不得。我一邊撢灰塵，一邊替她收拾那些記著疾病名稱的小紙條，放在桌子上。壁爐架上的一張紙上寫著“上午十點，惡必”（筆誤）。瀝水板上的一張寫著“腹洩”（筆誤）。爐灶上那張，“頭暈健忘”。她通常會忘記自己有沒有服過安眠藥，或是忘記自己已經從家裡給我打過兩次電話，問我她有沒有服藥，她的紅寶石戒指在哪裡，等等。

她跟著我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反反復復說著同樣的事。我都快變得跟她一樣瘋癲絮叨了。我一直說我不干了，可我又為她難過。我是唯一會聽她說話的人。她丈夫是位律師，打高爾夫球，有個情婦。我想這件事傑賽爾太太不知道，或者不記得。清潔女工什麼都知道。

清潔女工確實偷東西。但並不是雇主擔心我們會偷的東西。最後到手的都是些多餘的玩意兒。我們纔不要小煙灰缸裡的零錢呢。

橋牌聚會上的某位女士造謠說，要想試探清潔女工是不是誠實，就在房間裡隨處放幾個小玫瑰花苞煙灰缸，往裡面留點零錢。我的應對方式是，經常在裡面添幾分錢的硬幣，甚至添十美分的。

我一開工，就會立即弄清各類手表、戒指、繡金晚宴手包放在哪兒。之後等他們氣喘吁吁、滿臉通紅地跑進來，我隻會淡淡地說：“在你枕頭底下，在黃綠色馬桶後面。”我真正偷過的隻有安眠藥，以備不時之需。

今天我偷了一瓶香料島牌芝麻。傑賽爾太太難得做飯，做飯隻做芝麻雞。菜譜貼在調料櫥櫃裡面。另有備份放在存郵票和細繩的抽屜裡，還有一份夾在她的通訊簿裡。她每次訂購雞肉、醬油和雪利酒時，都要再訂一瓶芝麻。她有十五瓶芝麻。現在是十四瓶。

在公交站，我坐在路緣上。另外三個女傭都是黑人，穿著白制服，在我身邊站著。她們是老朋友，在鄉村俱樂部路工作多年。一開始我們都很氣憤，因為公交車早到了兩分鐘，我們沒趕上。該死。司機知道我們這些女傭總在這裡等車，而“42路—皮德蒙特路”車每小時隻有一班。我抽煙，她們在比較戰利品。她們順手拿走的東西：指甲油、香水、衛生紙。人家送給她們的東西：不成對的耳環、二十個衣架、破胸罩。

（給清潔女工的建議：女主人給什麼都收下，並表示感謝。你可以把那東西扔在公交車上，塞進座位縫裡。）

我想融入談話，便給她們看我那瓶芝麻。她們一陣爆笑。“哎呀，真是孩子氣！芝麻？”她們問我怎麼能在傑賽爾太太家干了這麼久。大多數女工連三次都撐不下來。她們問我，她是不是真有一百四十雙鞋。那倒沒錯，隻可惜，那些鞋大多一模一樣。

一小時愉快地過去。我們把每個人伺候過的女主人都評頭論足一番。我們開懷大笑，但也不無怨恨。

大多數資歷老的清潔女工不會輕易接納我。打掃的活兒也不容易找，因為我是“受過教育的”。當然眼下別的工作也根本找不到。我學會了開門見山地告訴女雇主，我的酒鬼丈夫剛死，撇下我和四個孩子，我以前是全職媽媽，從沒出來工作過之類的。

43路—沙特克—伯克利。寫著“飽和廣告”的長凳每天清早都被水浸得濕淋淋的。我向一個男人討一根火柴，他給了我一包。“預防自殺”。是那種笨拙的設計，摩擦面在背面。小心點總沒錯。

街對面，潔淨洗衣店的女人正在打掃門前的人行道。她兩邊的人行道上都飄著垃圾和樹葉。奧克蘭正值秋天。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在霍維茨家打掃完回來，潔淨洗衣店門前又是滿地的落葉和垃圾。我把換乘車票也丟在那兒了。我總是會拿著換乘車票。有時候我會把票給出去，但通常還是攥在手裡。

特爾從前老取笑我，干嗎總是攥著東西不放。“聽著，瑪姬·梅，這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攥得住的。也許，隻有我除外。”

晚上，在電報大道,我醒來，感覺他把一個康勝啤酒罐的拉環放進我掌心合住。他微笑著低頭看我。他是一個年輕的牛仔，來自內布拉斯加。他不肯去看外國電影。我剛意識到那是因為他看字慢，跟不上。

特爾難得看書，每當他看書時，就會看一頁撕一頁，再扔掉。我回到家時，窗戶總是敞著，或窗玻璃破了，書頁滿屋子飄蕩盤旋，仿佛喜互惠超市停車場上的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