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女性們身上究竟發生著什麼
那是2012年的事了。當時我正在撰寫一部題為《日本風俗女子》（新潮新書出版）的拙著，日常閑聊中，我和我的責任編輯講了一些過去的經歷，比如對A女優和風俗小姐的采訪，以及在看護現場的一些見聞等。當時，這位責任編輯說了這麼一句話：
“這麼看來，原來中村先生一直都在挖掘貧困問題啊。”
當時的對話，是我頭一次在自己親歷的事情裡聽到 “貧困問題”這個詞。
那個時候，雖然我對采訪對像的狀況、言語、日常接觸人群的異常抱有問題意識，卻從未想過這會是貧困問題。
用身體去換取金錢的，主要是一些生活在以東京為代表的大都市的貧困女性。現在是少子高齡化社會，所以女性從事風俗業和賣身的年齡是沒有上限的。
決定承擔風險出賣自己身體的女性們，基本上都是以提高收入，解決負債償還等經濟問題為大前提的。
然而，因為錢賺得太容易，她們對經濟的感覺會失衡，會在或男公關身上大筆地消費，或者招來一些圖謀不軌的男人，從而又陷入其他的問題。
她們的故事雖然不是平穩而幸福的，卻也充滿了傳奇的痛快感。
赤身裸體的世界是各自有難言之隱的女性們“終墮入的地方”，這是社會上的普遍評價：這是一種特殊產業。但是，一旦下定決心自願墮入這個世界，它不僅能使你脫離貧困，還能讓你越中產階層進入富裕階層。
簡單總結一下我的履歷：1990年代中期，我成為了自由撰稿人，自那之後的20多年，我一直在對A女優和風俗業進行采訪。
大學的時候，我很憧憬當時受人追捧的職業——雜志撰稿人。而我開始涉足男性雜志的相關工作，是因為比起時尚雜志、愛好專題雜志和周刊雜志，它的門檻是低的。
涉嫌違法的主題的作品，基本不會登載在招聘雜志上。20多年前我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有我和同級校友在居酒屋裡喝酒，這裡省去詳細的描述，突然有一個穿著打扮十分可疑的人走到我們的座位旁，和我們搭話。
“你們想不想打點零工？姑且，算是媒體的工作吧。”
隻有我一個人舉起了手。
幾天後的上午10點，我被叫到了中野站南口。那天和我們搭話的，是個參與過影片制作、自己剛開始創辦雜志的社長。從車站步行幾分鐘距離的、他自己的家就是雜志社的辦公室，雖然雜志社是在看上去租金不菲的住宅樓裡，但一打開玄關門，我看到了一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的垃圾場。
打開門的一瞬間，就能看見從玄關通往客廳的走廊上堆出好幾處1米多高的垃圾山，我們隻能踩在各種垃圾上朝裡面的客廳走，我的四周還飄散著異味。社長習以為常地在垃圾堆間穿行。差不多25平米的客廳裡，有一塊沒有垃圾，勉強能讓人坐下的平地，那就是辦公的地方。
我隻聽說是媒體的工作，結果讓我做的事是編寫一些文字填充男性色情雜志的版面。我在幾乎沒有文章撰寫經驗的情況下，開始了寫作。社長說：“色情雜志的文章根本就沒人看，所以隻需要用日語把版面填滿就行，隻要內容夠色情，你愛寫什麼寫什麼。”就這樣，類似一般企業OJT的過程，僅5秒鐘就結束了。
我本來對女性和雜志都沒什麼興趣，也沒什麼纔能。但我把自己隨便用文字處理軟件敲出來的文章丟給編輯之後，隻過了2周左右，就被印成了雜志，擺在書店裡賣了。甚至有時候還能署上名字，實在是很有意思。於是，由於我干勁兒太足，工作也逐漸多了起來。
為了在風俗資訊雜志和男性雜志風俗資訊欄目中刊載的內容而到處尋訪風俗店，是每一個男性雜志新人寫手和編輯的必經之路。在風營法修訂之前的1990年代，東京簡直到處都是風俗店。尤其是在山手線各站徒步1分圈內，幾乎每一棟樓裡都能聞到一股風俗店特有的消毒液的味道。
我工作的內容就是電話聯繫風俗店約好相關事宜，過去給風俗小姐拍照，進行10分鐘左右的簡單采訪，然後離開。像這樣，1天能跑好幾家。采訪風俗小姐們一般就問些“性感帶在哪裡？”“喜歡什麼類型的男性？”之類無關痛癢的問題。風俗小姐們不希望男性客人對自己的身體有過多不必要的接觸，於是會說“性感帶在背上還有手臂上”。
大學4年級的時候，我幾乎都沒去上課，也沒找工作，畢業後就直接成為了自由撰稿人。當時的雜志非常多，工作就接踵而至。風俗小姐名鋻，影片以及無碼影片的評論，胡編亂造的性愛告白，風俗店和可疑地點的潛入采訪，影片拍攝現場的采訪，等等，這些工作我幾乎做了個遍，隻是當時合作過的雜志，幾乎全都停刊了。後來很多出版社也都倒閉了。
男性雜志徹底消失了，我的工作幾乎都沒了，持續到後來的，隻有在商業雜志以及網絡媒體上刊登的A女優、風俗小姐的長篇訪談。和她們見面，聽她們講述，然後寫成稿件，周而復始。到為止采訪過的女性人數我沒有計算過，也不是每個人都記得，但不管怎麼說，也有1300人以上了。
說實話，采訪出賣身體的女性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除了采訪技巧之外，和她們的距離感，彼此的立場，自己想要通過她們表達些什麼，都很難有確切的答案。剛開始的時候，我每天都在試錯。
“她們並不是性玩具，而是人”——這是年輕氣盛時的我曾經有過的一種單方面的、類似人權意識的感覺。記憶中，我也曾經因個人的價值觀而同情過她們。
做A女優也好，做風俗小姐也好，都是將女性自身作為商品，提供性愛影像或性服務的一種商業行為。不管是市場原理還是商品本身，隻有適應男性的需求和喜好纔是正義，讓她們重視自己、否定自己是適應男性需求和喜好的物品，就成了罪惡。
於是，懂得珍惜自己的女性在產業裡就成了惡人，而與她們的煩惱和痛苦產生共鳴，並將之公諸於世的行為也成了惡行，有時還會招致攻擊。甚至我單方面同情的女優們有時也會因此惱怒於我。
因為她們一旦開始重視自己，不再隻把自己當成性玩具，收入就會減少，導致生活無以為繼。就算她們本意並非如此，但成為性玩具就能獲得足夠的經濟能力，其中的多數人也隻有在這樣的狀態下，纔能保持精神上的穩定。
然而現實卻是，赤身裸體的世界，是能直接反映日本社會男性優勢地位的產業，而身陷其中的大多數女性都因無法維持身心的平衡而痛苦非常。
A業界會在網絡上或繁華街道的路邊發掘一些有吸金潛力的女性，讓她們同意成為脫衣服賺錢的商品，在A拍攝現場拍攝出男性猥瑣欲求的大公約數，然後將這些影像根據法律要求修剪後，再散播到市場上去。A產業就是這樣的一種產業。
他們徹底遵從市場原理，讓女性承擔所有風險，毫不留情，用完就丟，因此A女優們後來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大多都是黯淡的。
長期在A業界內部采訪讓我發現，A業界的實態，其實充斥著違法亂紀，根本沒有人權可言。然而，作為當時的業界相關人士，我能做的，就隻有盡量在不觸及高危線的前提下，將現實的一部分寫出來，然後傳達出去。
如果我以我的立場揭露他們的違法行為，提倡他們毫不關心的女性人權，逼迫他們改善對女性不利的從業環境，即使不被殺死，也得被弄成重傷住院。這個世界真的就是這樣。我隻能在被他們徹底厭惡、驅趕出業界之前，適可而止。
終，我找到的答案是：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帶入采訪，徹底充當一個旁觀者，不培養越采訪的人際關繫，在自己不會受到攻擊的安全線之內大限度地采寫和傳遞真實。我不是援助者，而是一個令她們正在面對的現實可視化的采訪者。這種意識，我一直貫徹至今。
此外，在采訪現場，除去獲取信息所需的低限度的提問，我幾乎不會主動開口說話，隻傾聽她們的講述。不管她們的回答是什麼，我都不予以否定。這些女性們，不知為何，大都更願意對不否定她們的對像傾訴。
2000年以後，日本經濟開始下滑，各種各樣的公共事業興起開來，社會福利和NPO開始受人矚目。現在，希望能為別人提供幫助的援助者和他們想要幫助的人何其之多。
和采訪一樣，援助赤身裸體的女性們也非常困難。援助者們雖然想要為深陷苦難中的她們提供幫助，但大多數的情況是，援助者與她們所處的階層截然不同，一心想要幫助他們的結果，卻是站在了居高臨下的位置上，一邊對賣身持否定態度，一邊向她們伸出援手。
然而階層的差異造就了成長環境和文化的差異，兩者之間共通的認識極少，彼此缺乏理解，所謂的援助也難免變成了一種單方面的行為。
我雖然也無法做到全部理解，但身處的階層卻與她們是相似的。我想在此表明，我的采訪與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援助者們的評估和調查，以及有如窺視一般的實地調研是完全不同的。
從她們口中講出的，是父母無休止的虐待、精神疾病、負債、自殘、人口販賣等各種各樣的殘酷經歷。而這些經歷，我已經專注傾聽了將近20年。
在被那位編輯提醒之前，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在做的、對赤身裸體的女性們的這些采訪，從結果上看，竟成了對“貧困”這一社會問題的一種實地調研。
當時我接受了母親的辯解， 卻不知道六年後成為中學生的有紗， 是否也接受了同樣的訓導。 因為上了大學以後， 我就搬出去了。
是東京的 T 女子大學， 並不是什麼厲害的學校。 憑我的偏差值完全有能力考 T 大學， 但母親卻說， 我必須去上女子大學，我也就隻好妥協了。
畢業後我在一家化妝品公司上班。 叫做“白薔薇堂”。 雖然那是行業內大規模的公司， 但和現在的我也沒關繫了。 因為我隻在那裡干了一年半就辭職了。
理由是……
